何祚庥 [直面何祚庥]
时间：2020-08-16 07:20: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研究“两弹”时全靠“猜谜” 《名人传记》：1955年核工业部成立的时候，钱三强先生把您招到麾下，您那时已经在中宣部科学处做了五年半的党务工作，会不会把科学研究生疏了？
何祚庥：那时候于光远接管科学处，指导思想是希望我们多懂得科学。按说我在科学处有很便利的看电影的条件，但我业余时间很少看电影，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来学物理知识。
《名人传记》：钱三强那么信任您，为什么呢？
何祚庥：我跟你很坦率地讲，新中国成立前，我是地下党，他是进步分子，虽然受到他老师――一个著名法国共产党员的影响，但钱三强没有加入共产党。当时作为地下共产党搞学生工作的我就找钱三强老师合作，进步老师做学生工作比学生更有号召力嘛。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物理系主任，我这个支部书记经常给他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等，交往很密切。老师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常常受到他的学生们的影响。1953年，科学院派出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先进经验，钱三强任团长，我任代表团秘书。钱三强介绍中国科学的情况的讲话稿就是汪志华同志、刘大年同志还有我共同起草的。钱三强教授对他的学生要求是很严格的，常常会严厉批评他的学生，也可以说有一点脾气！但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正是由于老师和学生之间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在核工业部成立的时候，他亲自找到胡乔木要求调我。于光远和钱三强是同班同学，不舍得我去，但是胡乔木点了头，他也只好放我去了。
《名人传记》：您自己觉得能胜任吗？
何祚庥：当时也不知道，五年多没有干了，生了。调令来了，我就去核工业部报到，当时我有很多同学都是做行政党务工作的，但我表态愿意下研究室作科学研究。他们就说太好了，你居然愿意下研究室。我真的很快钻进去了，那些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础我就是这个时候奠定的。
中间曲曲折折又做了很多工作，1959年去苏联，1960年底奉调回国。因为中苏关系破裂。我和周光召、吕敏等人打报告说愿意回国贡献力量，领导很高兴。奉命回来探索氢弹。氢弹研究是绝对保密的，现在也是保密的。当时没有参考文献，我们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全靠“猜谜”啊。经过六年多的努力，1967年6月17号，终于爆炸成功了。
《名人传记》：研制“两弹”您的贡献主要在哪里呢？
何祚庥：我们互相争论、讨论，成功过也失败过，贡献有大有小。有人找对了，有人找错了，找错了也是有贡献的啊。我能够说的就是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尽责任怎么能做到院士啊。同时代的人中，周光召选上了，于敏选上了，朱洪元老师、黄祖洽也选上了，我选上了。原子弹和氢弹是怎样做出来的？这到现在都是秘密，是国家最高科技机密！
《名人传记》：用百姓能听懂的语言，跟我们的读者讲一下“两弹”设计的有意思的事情好吗？
何祚庥：可以告诉公众，反正氢弹不是氢气做的（笑）。氢弹主要有材料、原理、构型，这是氢弹的三大要素。能量的聚集产生爆炸，条件不合适爆炸不了。2006年10月9号，朝鲜不是没有爆炸好吗？他们是十万人庆祝成功，美国人不承认北朝鲜是有核国家，说当量太小，还不到一千吨，像一个漏气的爆竹，是不成功的爆炸。其实，远在美国人说这话以前，我就向有关领导人说“这是不成功的核爆炸”，还分析了不成功的原因。可见何祚庥是“专家”吧？我就敢判断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爆炸。
《名人传记》：您主要参与的是哪方面？
何祚庥：两弹研究在各个方面我都介入了，大家都在猜谜，有的意见猜对了，有的意见猜错了，总有猜对的。但是不能坚持错误，坚持错误不就成了伪科学嘛。要紧的是错则改之。
我预言真伪不分是要出大事的
《名人传记》：经历爆炸两弹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您最大的感受和深刻的体验是什么？
何祚庥：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也要敢于修正错误。
更重要的是要同心同德，因为不同心同德就无法做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子弹、氢弹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要有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时刻，苏方的总顾问说过一句话：“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十五年也搞不出一颗原子弹。”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动力、教材。我们必须同心同德，必须集思广益。辩论中肯定有不同意见，个人的意见肯定有对有错，错误也是有贡献的。水平有高有低，水平高的也有错误。我们讨论时吵得很凶，甚至有时候还要互相骂狗屁，但骂完了还得合作。科学工作的基本准则是不能讲情面，敢于承认错误，敢于争吵，敢于明辨是非。这对我们的科学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还有就是求真务实。我们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中央是极其谨慎的。1964年，爆炸完毕后，请示毛主席要不要发新闻。他说不急着宣布，而是看看国际的反应。其实是要看中国科学家们会不会弄错了，要看看是真成功还是假成功，看一看外国人是怎么说的。外国人报道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们才宣布成功。毛主席在对待科学问题上，是高度谨慎的。我为什么那么反对伪科学？也是谨慎啊！
《名人传记》：联系当下科学工作的实际作风，您有什么启发和感想？
何祚庥：研究两弹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讲吵架、辩论？求真啊！我给你讲了这么多两弹研究中科技工作者的求真态度，中央领导的谨慎作风，就是想说现在有的部门，有的人对待事情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是非、真假、好坏一定要看清楚。是非分不清楚，两弹能搞出来吗？开玩笑！
《名人传记》：怎么会这样，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何祚庥：跟个人追求名利和政绩有关，或者是申报的材料有假，或者有某种利益关系。
真伪不分是要出大事的。我们现在的有些人警觉性差。存在忽悠领导现象。“上下交相贼”。下面愿意“忽悠”领导，而领导也乐意被“忽悠”。原因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可讲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必须求真务实，贯彻科学发展观。这也是我反对伪科学的基本出发点，否则一定会出乱子，历史上惨痛的教训一定要汲取的。1958年《中国青年报》上，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发表文章说，亩产几万斤是可能的，毛主席信了，于是浮夸之风席卷中国。各地都大放“卫星”，最终宣称亩产高达二十万斤！可因此死了不少人！
《名人传记》：您介入反伪科学有多深？呼吁达到您预想的效果了吗？
何祚庥：我的意见被封锁了，因为讨厌我嘛。我反伪科学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他们就不高兴。比如说某领导跑到国际会议上说中医诊脉可以判断出婴儿的性别，并认为这是系统医学的重大科技成果，我写公开信问这一“重大”科技成果的科学依据何在？但至今不被理睬！
《名人传记》：但是目前中医的书很畅销。
何祚庥：因为有官方在支持。央视百家讲坛上胡讲中医，结果收视率大幅下降！其实，毛主席就批评过中医无能。“华佗无奈小虫何”！
《名人传记》：隔行如隔山，会不会是您认识不到位所致？比如中医在慢性病的调养上也很有效果。
何祚庥：中医当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应该做试验，拿出科学根据来。再举一个例子。长期以来，据说板蓝根可以对治疗病毒性疾病有效，在非典时期，大家纷纷喝板蓝根冲剂，包括我。钟南山院士为了开发新药，希望用最有可能抗病毒的中药板蓝根做成消灭病毒的新药，但大量的实验结果，却未能发现它可以治疗病毒的证据。网上曾报道过这一意见。但社会公众却很少知道这一结果，因为没有人出来支持钟南山。你不要以为我对中医的一切都不信，我不是什么都反对的。但问题是，中医的许多疗法，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就宣称它有疗效，包括“治未病”。
那些不辨是非的部门要负被忽悠之责。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区分好坏真假。三聚氰胺就是很好的例子。国家相关部门也说要打假，还成立了打假办公室，说不赞成私人打假，实际上是批评方舟子。但它自2006年成立以来没有见到有什么实际作为，倒是方舟子在《新语丝》上打了几百例了。你说这一打假办公室它是打假还是假打？
《名人传记》：网上很多人诟病您，骂您不务正业云云，您怎么看？
何祚庥：骂我什么的都有。我都知道，我不在乎，共产党不也被国民党骂为杀人放火、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什么吗？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名人传记》：人们常常把方舟子、司马南你们三人放在一起，共称为打假卫士。您认同吗？
何祚庥：我不反对。至少方舟子有很多话我都很赞同。我是物理学家，对物理领域内的伪科学很容易判断。方舟子在生物学上就比我懂得多了，而生命科学正好是伪科学的大本营。司马南的特点是敢干，他为了揭露某些伪科学不惜身犯险地，几乎送掉性命（一阵大笑）！
《名人传记》：记得印尼海啸的时候，您在媒体上说人类无需敬畏自然。在雪灾和5・12大地震之后，您的观点有没有修正呢？
何祚庥：我认为人是无需敬畏大自然的。如果敬畏大自然，那温家宝总理就不需要抗震救灾了。对待大自然，你给它磕头也没有用。孔夫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畏天命，圣人之言”嘛。敬畏就是给大自然磕头，就是屈服于它。人在大自然面前当然要有所作为有所前进。如果是敬而远之，畏缩不前，就无从抗震救灾！
《名人传记》：在大自然面前是要有所作为，但问题是不能过度开发。
何祚庥：首先要判断是否过度开发，到底什么是过度开发？冬天不生火行吗？不挖煤行吗？煤用来炼钢，造房子。老百姓老说房价太高，没有房子住，是因为房子建得少。汽车、地铁不都需要钢铁吗？不挖煤不都废掉了吗？衣食住行都要能源。
《名人传记》：应该平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要把能源都挖出来，够维持人类发展就行了。
何祚庥：要是今年冬天少挖五千吨煤，你看华北会冻死多少人？某部委要和院士们共同举行“能源与环境”大型研讨会，我报名要求参加。但是那一竭力鼓吹要广泛听取非政府人士意见的部委，却多次力图阻挡我参加。最后因实在没有理由不让我参加，而宣布停止召开会议。你说真理在谁的手上？
《名人传记》：记得您说过一句，中国人命不值钱是因为“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何祚庥：那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刘天时歪曲了我的观点。我在博客里曾举出详细的采访记录，做了澄清。（说着就要打开博客让我看看，为了节约时间，我说回去了我自己去看吧）。
《名人传记》：那您在我们的刊物上要不要再纠正一下呢？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何祚庥：同刘天时一起来的那个摄影记者说美国这好那好，我就说那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不是说矿工，是说那个摄影记者不幸生在中国。原始的记录我博客上都有。
我的观点是，当前的条件下，挖煤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个多死与少死的问题。《南方人物周刊》攻击它说是“带血的煤”！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做不到不死人，死一个人也是带血的。我也赞成不死人，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设备落后，美国的煤矿也死人，他们在井下工作的只有八万人，所以死的少。我国井下八百万。就像打仗不死人是不可能的一样。中国以前一年一共死三四千人，现在减少为两千人。依然是带血的煤。这一数字是否真实？不知道。因为有瞒报！
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矿难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不采煤那不切实际！轿车是要坐的，许多人都去坐小轿车，包括刘天时，但中国每年的车祸死十万人，比矿难多20～30倍！沿用这个理论，那汽车不成了“带血”的车？那车就不用再坐了？发展过程中没有一点牺牲和代价是不可能的。但我更赞成用社会保险来代替行政命令，由社会共同承担发展中的风险和损失。■
（本文未经受访者过目）
采访手记
何祚庥院士还谈兴正浓，何夫人的晚饭已经端上了餐桌。我和同事任瑜只能遗憾地告辞了。从何家出来以后，北京已经华灯初上，暮色四合了。我想，这个精力旺盛的老人此时在思考什么问题呢？他是位敢于直言、不懂世故的“老天真”，还是位爱管闲事、爱较真的“倔老头”？采访前对他百读不透的迷茫，采访中他口无遮拦、自信而不失可爱的表达，他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发言，他对社会问题、时代方向的预见和诊断，都难以帮我清晰地描摹出这位八十多岁的老院士的丰富和复杂。
链接
何祚庥主要言论
他们（于敏等）是前面奔跑的骏马，而我是叮在马尾巴上的苍蝇。马在前面跑，我也跟着跑，所以我没有掉队，跟上了形势，也被评为了院士。
――1980年，何祚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如此自嘲
如果条件成熟而又有需要，我愿意第一个被克隆。对我来说，克隆出几个“小何祚庥”都没有问题；但是，似乎有点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政策！
――何祚庥对克隆人的态度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牺牲科学真理。连柏拉图还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但是，我也认为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还要不断地“修正错误”，这也是为了更好地追求真理。
――何祚庥言论失误的时候
绝对真理是难以到达的，但科学完全能到达相对真理。相对真理与错误还是有原则性的区别。我们所打击的伪科学都是科学上有严重错误，而且严重危害人民生活的伪科学。但是伪科学鼓吹者却偏偏要把这些错误吹捧成科学。作为一名科技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向公众宣告这些是祸国殃民的伪科学。
――何祚庥谈伪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