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红衫军 访台湾倒扁领袖――百万红衫军总指挥

　　 　　来到台北施明德家中 　　 　　走进台北市中心一条窄窄的弄堂，两边高楼夹峙，使弄堂更显得细小。就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弄堂尽头，住着威震台湾的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先生。
　　我对施先生心仪已久，无缘得见，何况他又正在病中。2007年12月19日那天上午，在台北采访了红衫军副总指挥、前台湾“立法委员”简锡�先生，谈毕，试探着能否联络施先生，因为他与施明德先生过从甚密。简先生当即拨通施主席（施明德是民进党前任主席，他的朋友们都习惯于称他施主席）的手机。没想到，施先生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当即约定下午到他家拜访。
　　摁响了门铃，一位身穿黑色T恤、胸前印着白色倒扁图案的女子前来开门。进屋之后，施明德先生便迎了上来。六十六岁的他黑发中夹杂些许白发，看上去气色不错。
　　我注意到他家大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只有一个字――在“囗”之中写着“施”。施先生说，这是一个自创的汉字，他定下这个字的发音，念“是”。
　　
　　我问他自创这个字的含义。他说，即施明德自囚之意――“施”被囚于“囗”中。
　　他为什么把自己囚禁于家中呢？那是2006年8月12日起，施明德在台湾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要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应为其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负责，并主动下台。由于参加者一律穿红衫，被人称之为“百万红衫军”。2006年12月7日，“国务机要费”案进入司法程序，红衫军总部希望民众暂时回归正常生活，施明德基于对人民的承诺“陈水扁不下台，决不停止抗争”，宣布自囚。直至2007年4月1日，施明德结束自囚，为二次倒扁做准备。
　　施明德非常豁达，又非常健谈。他就他的经历、台湾的政治以及红衫军运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
　　
　　红衫军运动始末
　　
　　我请施明德先生谈谈他是怎样发动红衫军运动的。
　　施明德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在我之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邱毅号召过民众上街头，亲民党也尝试过，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得已站了出来，上百万人响应，形成了红衫军运动。当年，蒋介石在台湾阅兵，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他那六十万大军，是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即便全部集中起来检阅，也没有这么多呀。何况我不是政府在发动，又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只是个人登高一呼，就有一百多万人自愿每人捐一百元钱，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红衫军运动。这样的运动，社会学者列为研究的课题，一些教授、博士已经着手研究。红衫军运动的广度与深度，是事先所没有想到的。在运动开始，我用台语发表讲话。很快就有人提醒我，我的演讲并不是只讲给台下的人听，而要通过媒体的转播，有几亿人在听，很多人听不懂台语，所以我后来都是用国语发表讲话。”
　　施明德话锋一转，说道：“其实，我在领导红衫军运动的时候，内心是痛苦的。因为在反对两蒋的时候，我理所当然。而红衫军运动所反对的，是我自己曾经领导过的党。尽管我在2001年离开民进党，但是我毕竟担任过民进党的主席。但是，我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民进党，也超越了台湾。”
　　
　　他回忆说：“对于我来说，2006年确实很痛苦。我看到陈水扁的太太这么贪，看到他的女婿这么胡作非为，我真的很看不起他。你大钱都拿了，为什么连这点小钱也要贪？以前，陈水扁见到我很客气。就连2006年1月15日我的六十五岁生日，他还问我的助理，生日那天会不会邀请他。后来，当媒体接连揭发陈水扁的贪腐，我看不下去了，我挣脱了革命温情主义，写了一封信给陈水扁，对他进行批评。两天之后，《中国时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我的这封信。我公开站出来批评陈水扁。从此，开始了红衫军运动。”
　　施明德说起他是怎样出任红衫军的总指挥的：“我不是现任的民进党主席，我也不是现任的‘总统’，我没有法定的权力。我是靠我的影响力，组织起百万红衫军。有人嘲笑红衫军是‘乌合之众’，这正是表明了红衫军是群众自发、自愿的组织。红衫军实行总指挥制。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同意自己出任总指挥。我曾经考虑请别人担任总指挥，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担负如此繁重的工作。但是大家一致公推，我只好接受了。”
　　施明德特别强调了权力与影响力的区别。他说：“权力很容易使人堕落。权力的挥霍与滥用，就导致贪腐。人家问我，你怎么领导百万红衫军？我说，我没有权力，我用的是我的影响力。权力是有限的，影响力是无限的。”
　　施明德说：“我是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其实，即使是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也会爆发街头抗争。比如，1963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了维护黑人的人权，带领二十万群众走上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在英国，在其他国家，也发生类似的群众抗争运动。所以红衫军运动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
　　他指出：对于陈水扁这样的当权者，民众是心存怀疑的。权力如果没有受到制约，没有受到监督，就会走向腐败。
　　他又说，“同党未必是同志。我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对于他们我都很清楚。我敢于站出来，揭发他们的贪腐，这当然是需要勇气的。陈水扁你执政没有经验，你无能，我还可以帮助你。可是，你置清廉于不顾，我怎么还能忍耐下去？起初我表示沉默，但是沉默的时间是有限的。沉默就是背叛。如果我沉默下去，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无法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我必须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我不追求官位，不追求权力。但是不能昧着良心容忍腐败。我站出来，反对贪腐，以致后来红衫军运动风起云涌。”
　　
　　施明德对我强调说，在红衫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他所坚持的原则，就是和平非暴力。他说：“在那段时间，多少人对我说，占领‘总统’府。对于我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百万人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就连守卫那里的宪兵也表示对于红衫军的支持，那时候抓陈水扁易如反掌，我也曾心动过。但是，非暴力的理念支持着我。陈水扁现在吹牛说，他当时不怕。他怎么会不怕呢？当时，他把儿子、女儿、孙子统统送到国外去，就是害怕红衫军嘛。我坚持对民主体制的忠诚，我不会突破那最后的一道防线。我对那些劝我占领‘总统’府的人说，红衫军运动既然是和平非暴力的，我不能因为我力量大――上百万人――就去施用暴力。群众起来倒扁，就是因为陈水扁堕落了，陈水扁迷恋权力，用权力换取个人的私利。”
　　施明德说，按照“丛林法则”，拳头的威力是最大的。“虽然我拥有那么大的拳头，我却不能诉诸暴力。不然，我跟陈水扁还有什么区别？你看看，当时从空中拍摄的照片，百万红衫军把陈水扁的玉山官邸团团围住，红色是那么鲜艳，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施明德以为，红衫军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民。“我一开始就提出，以‘一百万人捐一百元’开展这个运动，因为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无法进行的。广大人民自觉自愿参与红衫军运动，表达自己的反贪腐诉求，显示了人民的强大力量，这是成功的关键。”
　　
　　施明德提到了那难忘的一幕：2006年9月9日，百万红衫军第一次聚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忽然间，大雨倾盆而下。“我当时坐在地上，我没有穿雨衣。雨越来越大，工作人员开始给大家发雨衣，我不穿。在大雨之中，我站起来，走上台，群众都看着我，打算离开队伍躲雨的群众都一个个回到原位，坐了下来。迎着风雨，岿然不动。如果当时群众在大雨中溃散，就会影响士气。经过这一场大雨的考验，红衫军成了钢铁队伍。可以说，那场大雨是对红衫军的洗礼。”
　　施明德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人。他回忆说：“很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不穿雨衣？我说，像我这样坐过二十五年大牢的人，还怕什么？日晒雨淋，风吹雨打，算什么？我是‘土鸡’，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饲料鸡’。”
　　
　　说罢，施明德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我告诉他：那时候我在上海，天天看台湾电视新闻，天天看到你率领红衫军在街头抗争。最使我感动的是，面对在风雨中岿然不动的百万红衫军，你跪了下来，那一瞬间我的心震颤了！
　　施明德对此回忆说：“当时，我是准备说些话的，表示对于广大人民的感谢。可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当时，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激情。在风雨之中，那么多的群众加入红衫军的队伍，情绪是那么高亢。我被深深感动。我只能感谢上苍。我坚信，公民的意识，公民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贪腐的陈水扁当局。在这一刹那，我跪了下来，我泪洒现场，很多人也泪洒现场。”
　　红衫军运动在华人世界中是空前的。施明德指出：“我不让族群对立、统独对立再污染台湾。在红衫军运动中，我坚决不让党旗进来。我不允许把蓝绿之争、党派之争带到红衫军里来。我以为，红衫军要有最大的宽容度，只要你赞成反贪腐，赞成倒扁，你就可以进红衫军。所以红衫军是最大最广的人权运动。就红衫军而言，心中已经没有党派，只有是非。红衫军是超越党派的组织，所以红衫军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民。正因为这样红衫军具有最大的包容度，所以创造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施明德回顾红衫军运动，认为意义有四：
　　第一是在台湾开启了一个反贪腐的时代。百万红衫军上街反贪腐，不光是给陈水扁严重的警告，今后不论是谁当“总统”，谁当“部长”，都得考虑，一旦贪腐，将会激起强烈的民愤。今后，哪个官太太，还敢像吴淑珍那样穿金戴银，招摇过市？这场运动使反贪腐在台湾成为“主流价值”。
　　第二是证明了在台湾有强大的民众力量。以前有人以为，台湾人经济富裕了，精神堕落了，只关心个人发财，对社会事务、公共事务不关心。红衫军运动表明，台湾人民没有堕落，没有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百万人冒着风雨，冒着烈日，主动上街反贪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第三是证明了台湾人的公民素质是高的。百万红衫军虽说来自四面八方，但谁都遵守纪律，遵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群众运动是很容易失控的，在法国、在南非，都有过这样的事例。但是，在台湾，我们的红衫军运动，从头至尾没有流过一滴血，这清楚显示了台湾人民的政治素质。
　　
　　第四是华人世界共同经历了这场盛大的斗争。不论是中国内地、香港、澳门，还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那么多华人都关注、参与这场历史盛会，对台湾人民的反贪腐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正因为这样，红衫军运动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台湾。红衫军运动在华人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大家团结一致反贪腐。
　　我问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把大拇指朝下，这个已经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倒扁“招牌动作”，其“发明人”究竟是谁？
　　施明德立即很干脆地答复：“是我！”说罢，又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这个“招牌动作”，不仅动作鲜明，而且画成图案，正好是一个朝下的“扁”字――这个图案也就成了红衫军的标志。
　　我说，当时我在电视中还看到一个台中的妇女，理了个“倒扁头”――把后脑勺的头发剪成倒扁图案。
　　施明德大笑道，群众的创造力真是非常丰富。
　　
　　坐过二十五年大牢
　　
　　施明德对我说，他曾两度被捕，坐过长达二十五年的监牢，直至1990年5月20日才结束漫长的囚徒生活。他说，那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囚禁，是被囚的，而这次则是自囚。说罢，他开朗地大笑起来。
　　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出生于高雄市盐埕区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施阔口笃信天主教，在高雄开设“慈德堂汉医诊所”，是高雄市知名中医。施家有五个儿子，施明德排行第四。施明德曾经就读于陆军炮兵学院。毕业后在小金门任炮兵监测官。
　　施明德早年极度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至今并不讳言，当年他强烈主张台湾应当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宣布独立。1959年，十八岁的他发起成立“台湾独立联盟”。1962年，施明德在高雄密谋发动兵变，“台湾独立联盟”的一位成员向当局自首，致使施明德被捕并被判无期徒刑。狱中他遭受了严刑拷打，满口牙齿都被打掉，脊椎也遭受重创。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大减刑，施明德于1977年得以出狱。施明德重获自由之后，仍从事“台独”活动，担任台独派机关刊物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当局镇压《美丽岛》杂志。当时，吕秀莲（今台湾“副总统”）、陈菊（今高雄市市长）在底楼被捕，而施明德从二楼逃跑。施明德请一位牙医朋友为他“整容”，仍无法逃脱警察的追捕。逃亡二十六天之后被捕，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李登辉就任“总统”后，颁布“美丽岛事件的判决无效”，施明德于1990年5月20日获特赦出狱。
　　施明德告诉我，当年在监狱中，曾经四年半没有见过阳光，没有见过星星月亮，双脚没有沾过泥土，完全没有放风。他的皮肤由于见不到紫外线变得不正常的雪白。他笑道：“那时候我是被放在冰箱里‘保鲜’！”
　　施明德说，你下定决心，用绝食表达你的抗议，你的反抗就不那么痛苦。他说：“我在狱中，坚持绝食长达四年零七个月。2007年2月，我到美国进行体检，当护士把橡皮管从我的鼻子里插进去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没有强烈的反应。如果是一般的人，会感到极度不适。那是因为我在狱中绝食，他们天天用鼻饲给我灌食品，我被插管插了三千多次了，早就‘习惯’了。”
　　施明德对我说，能够坚持绝食那么久，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有坚定的信念。这样，我就断掉了想吃的念头，就如同把食欲水龙头一样关掉了。狱方想尽办法引诱我，每天送菜来，牢房里充满菜的香味。结果还是原封不动端回去。他们又在我的牢房里贴上各种菜肴的画片，什么扣肉呀、西餐呀，还不断换这些画片。当时，我由于长期绝食，肚子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这些引诱的办法都没有奏效。
　　施明德还说，在我绝食的过程中，许多医学观念被打破：比如，医生认为，人一旦不吃东西，血糖就会降低，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我没有饥饿的感觉。又说血糖降低后，人会昏迷。我坚持绝食那么久，从来没有昏迷。我的神志一直很清楚。我可以慢慢地站起来，一步步很缓慢地走过去。我一直非常清醒。我长期绝食，头发掉了许多。那时候，要用放大镜看报纸。有人说，长期绝食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特别是对肝脏会有严重影响。当时，我为了自己的信念，什么都不顾了。今年我六十五岁，很多人都说我不像长期坐过牢的人，更不像长期绝食的人，如今我看报纸，不用戴老花眼镜，我的头发也黑油油的。但是，我的肝确实出了毛病。
　　
　　我问起他的身体状况，他坦然答道，人总是会生病的。“我是在2006年7月才查出肝癌的，肿瘤零点七厘米大。遵照医生的意见，用激光烧掉肿瘤。一个月后――2006年8月12日，我就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在那里，风餐露宿三个多月。”
　　我说，台湾多风雨。在红衫军运动发动遭遇大风大雨，你又患肝癌，我们都为你的身体担心。
　　施明德笑道：“一个人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思想的转型：和解
　　
　　在台湾，施明德是一个传奇式的政治人物。他敢怒敢言，有超人的毅力，面对命运大起大伏，他处之泰然。在我看来，施明德最大的感人之处，在于愿意不断修改自己的政治主张，朝着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奋击，因此他的思想总是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
　　由于为主张“台独”而坐牢二十五年，施明德无可争辩地成为“台独”的“神主牌”式的人物。1993年11月，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并于1994年5月蝉联民进党第六届党主席。
　　
　　然而，就在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他作出了令民进党内那些死硬的“台独”派非常惊讶的决策：开启了民进党的转型工程！
　　什么是施明德的“转型工程”呢？那是因为施明德已经意识到“台独”主张遭到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便开始淡化民进党的“台独”诉求。1995年9月，施明德提出“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以及“政党大和解”的主张。
　　就在这时，发生了“咖啡馆事件”。那是在1995年年底，施明德居然与蓝营的新党领导人在咖啡馆会谈，谈论蓝绿如何“大和解”。这一消息立即被台湾媒体广为传播，施明德也因此受到民进党内“台独”“基体教义派”的猛烈攻击。
　　1996年3月，施明德因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大败而辞去党主席。2000年11月14日，施明德又因不满陈水扁上台后的独裁专制，正式宣布退出民进党。
　　我问施明德，为什么在第二次出狱之后，思想会有那么大的转型？
　　施明德说，那是长期的牢狱使他悟明一个道理。他回忆起那历史性的时刻：“1990年5月21日，我坐牢出来。我是在下午2点多出来。一出来，在大门口，那么多记者围着我，我被关押了二十五年半，问我的感想。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因为光是忍耐，只能使你活下来，活得很痛苦。只有宽恕，才能活得坦荡荡。”
　　接着，施明德说：“正因为这样，1995年我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正是基于宽恕的理念，我带领全党走向大和解的时代，主张社会大联合。但是，受到民进党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我说，在当年，我受到蹂躏，受到咒骂，我的手怎能向对方伸得出去？怎么能谈论和解？如今，戒严的时代过去了，社会面临着重建，社会需要进步，民心需要修复，受伤的心灵需要抚慰，我们应当提倡和解。”
　　谈到这里，施明德特别提到了曼德拉。他说：“我们应当学习南非的曼德拉，他坐牢比我多一年，他被白人政权关押那么多年，出狱之后却主张黑白联合。他的主张受到他的战友们的激烈反对，有人甚至要暗杀他。萨达特，主张和解，结果被暗杀。拉宾，主张巴以和解，也被暗杀。在台湾，还没有出现对政治人物的暗杀，最多是遭到辱骂。二十五年的监禁对于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骂几句又算什么？”
　　
　　这时，施明德提到了谢长廷在最近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和解共生”。他尖锐地指出，谢长廷的“和解共生”，不是政治理念，是选举的政治操作，是为了选举才讲这些话。我在“立法院”的时候，跟新党一起喝咖啡，主张和解，那时候谢长廷并没有跟我站在一起。现在要选“总统”了，把我当年的政治主张改头换面，讲起“和解共生”，那不是为了选举又是为了什么？
　　
　　抹黑抹红及两岸关系
　　
　　台湾《联合报》出版了《百万红潮》一书，详细记录了红衫军运动。
　　红衫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台湾政坛某些阴暗的角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施明德的攻击。这些恶毒的攻击，无非是将其抹红或者是抹黑。
　　世界上无奇不有。施明德说：“有人传说，我发动这场红衫军运动的时候，去过泰国，在那里跟中共干部进行秘密接头。”
　　施明德驳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
　　施明德说：“我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员会’工作时，曾经到过七十多个国家。在东南亚国家之中，我确实蛮喜欢泰国。在那里，我看望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与中共毫无关系。台湾当局在故意丑化我，所以制造这些莫名其妙的谣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去过中国内地。就连香港、澳门我也没有去过。但是，我没有某些人那种反中共的情绪。也许，我会在以后合适的时机去访问中国内地。但那是以后的事。”
　　施明德指出：“台湾当局还制造谣言说我拿了中共的赞助。其实，谁都清清楚楚，红衫军运动的资金，是我号召每一个人捐助一百元新台币得来的。当时，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以为根本不会有人响应。我原本计划一个月完成一百万人捐款，可是出乎意料，七天之内，有一百二十万人响应，使我深为感动。当时银行的收据，有好几纸箱。我本人一概不经手捐款，一毛钱也不经手。我规定，每一笔捐款，每一张收据，必须有三个工作人员的签字，要把账目搞得清清楚楚。这么多群众的捐款，红衫军用不完，到了后来，我们谢绝捐款！在红衫军运动结束时，我们把多余的款捐给了慈善机构。我们红衫军连群众的捐款都用不了，还用得着去接受中共的赞助？！如果我在红衫军运动中，有半点贪腐，陈水扁会让我这么好过吗？”
　　施明德气愤地说，台湾当局无所不用其极。
　　他说：“其实早在两蒋时代，在‘美丽岛事件’的时候，他们把我描绘成獐头鼠目，江洋大盗，不学无术。2006年当红衫军运动起来的时候，有人拿我的前妻做文章。她已经跟别人生了四个小孩，居然还出来说我抛弃了她。当时，我已经关了十二年监狱，她不要我这很正常，并不是我抛弃了她。我不是圣人。但是，我的一生坦坦荡荡。”
　　施明德说，不论是抹红他或者是抹黑他，都无损于他。
　　施明德说：“影响我的一生最大的一个人，是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我在狱中，细细研读了他的《历史研究》一书。民进党出现陈水扁这样的人，就如同汤因比先生所说的那样，政治‘在走向流氓化’。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民族失去了正视自己文明缺陷的勇气。”
　　施明德谈及两岸关系。他说，大陆和台湾是兄弟，大陆是长兄。两岸要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对于搞好两岸关系，要有信心，也要有政治智慧。
　　
　　施明德说，大陆人民应当了解台湾人民所经历的历史磨难：从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到1945年日本投降，到国民党政府取而代之，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台湾的主权五次更替，没有一次在事先征求台湾人民的同意，没有一次在事后得到台湾人民的追认。台湾人民的这种无奈的感受，叶先生你在上海没有设身处地过，往往是很难理解的。
　　陈水扁堕落了，民进党贪腐了，这才引发百万红衫军走上街头。但是我们不暴动，不占领“总统”府，这又是对于民主自由的最大尊重。台湾，没有像菲律宾那样不断发生军事政变，这是台湾的进步。我坚持不搞政变。我以为，陈水扁的贪腐，可以通过司法起诉他。如果我们红衫军占领“总统”府，把陈水扁抓起来，那就是政变。
　　施明德说：“我要感谢两蒋，把我关了那么久，使我有机会读了那么多的书，使我的思想变得冷静起来。监狱培养了我的毅力，也使我懂得了宽恕。这次我自我囚禁，我的家变成新的牢房。我庄敬自强，用宽恕画上人生最美丽的句点。正因为这样，我跟两蒋的后代蒋孝严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个人心中有恨，很难愉快地生活。”
　　施明德提及，2007年11月26日，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宣称“若泛蓝县市不愿意配合一阶段领、投票，他已在思考戒严、延期选举、更换不愿配合的县市选委会主委，甚至是停止选举等四项建议，他还说，‘总统’不是做假的”。
　　施明德说：“陈水扁那天说要戒严。我马上说，你戒严，我就领导红衫军再起。陈水扁第二天就改口，说政权和平移交。陈水扁敢乱来，我有办法治他！”
　　施明德以为，就民进党来说，我们这批因“美丽岛事件”被捕坐牢的人是民进党的第一代，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这批“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团”是第二代，这些律师没有革命的理念，他们加入“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团”无非是作为权力的敲门砖而已。
　　在结束两个多小时的采访时，我问施明德先生：“你今天的讲话可以公开发表吗？”
　　施明德答复说：“可以，没有问题。”
　　他赠我回忆录《囚室之春》一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赠言：“信心是最永恒的魅力。”他还赠我记录风起云涌的红衫军运动的DVD光盘以及《阅读施明德》一书。
　　他还送我一份宣传资料，在鲜红的封面上印着两个黑色的大字：“红党”。
　　红党是在红衫军的基础上组建的台湾新政党。这份宣传资料便是红党的建党宣言。宣言宣称：反贪腐，要阳光；反撕裂，要包容；反对立，要和平。
　　红党宣言引用圣法兰西斯的《和平之祷》，虔诚许诺：
　　在仇恨的地方，种下友爱；
　　在分裂的地方，种下团结；
　　在疑虑的地方，种下信心；
　　在错谬的地方，种下真理；
　　在失望的地方，种下希望；
　　在忧伤的地方，种下喜乐；
　　在黑暗的地方，种下光明。
　　施明德说，他把红衫军反贪腐、打黑金的理想寄托在红党身上。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不能为红党出力，也不能在红党担任任何职务。他把自己坐牢二十五年所获得的五百三十万元新台币的“政治受难不当审判补偿金”，全部捐献给了红党。
　　在他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家厨房的门上贴着一幅宣传画，上方是倒扁的“招牌手势”，下方是“阿扁下台”四个黑色大字。这幅宣传画，正是施明德政治理念的最形象又最集中的体现。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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