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疯子”章太炎】
时间：2020-08-16 07:17: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章太炎
“我是章炳麟，你们抓我好了”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1869年出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又因私淑顾炎武，以炎武名绛，而易名绛，字太炎。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是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文字音韵之学。从诂经精舍肄业后，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业精进。章太炎虽埋首书经，饱读诗书，却并不是个书呆子，很早就显露出极高的治学天赋。
1895年，章太炎加入康有为所办的上海强学会。1896年年底，应梁启超之邀，任《时务报》撰述，与谭嗣同等人相识，受梁、谭等人影响，思想渐趋革命。189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1898年12月，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转赴日本。8月回国。由梁启超安排，章太炎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孙中山。
1902年，章太炎因遭到苏抚恩铭通缉，再次东渡，思想更趋激进。“是年三月，于明崇祯帝主殉国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总理、梁任公均署名为赞成人。是为吾国留学界组织爱国团体之滥觞。”（冯自由《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因清室干预，孙中山及留学生数百人未能与会，后来在横滨补办仪式，席间，孙中山提议与会者各敬章太炎一杯酒，总七十余杯。
1902年5月，章太炎回国。1903年5月，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6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文中有“载�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清廷到爱国学社抓人，问谁是章炳麟。章太炎挺身而出：“我是章炳麟，你们抓我好了。”章太炎遂被捕。章太炎在狱中做裁缝度日，但革命意志不减。当时邹容尚在逃，章太炎在致邹容的信中大义凛然道：“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劝邹容不要逃。不久，邹容真的主动投案。结果，章太炎被判三年，邹容被判了二年。邹容遇害后，章太炎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几状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我死以后，华夏文化亦亡矣”
不久，章太炎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民报社长，继续鼓吹革命。章氏革命热情很高，但生活上极困顿。章流亡日本时，生活拮据，常食盐笃饭。盐笃饭，乃浙江方言，即桌上放一小盆盐，用筷子蘸着下饭。最困难时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生活之艰苦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多，许多人慕章氏大名，希望追随他学习国学。应广大留学生的要求，章氏决定创办国学讲习所，免费向留学生讲授国学。学员中以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沈尹默等人最为著名。
章氏讲学目的，不仅为弘扬国学，更是为了民族复兴。有一天，在东京讲学时，章太炎曾问弟子余云岫：“新药中有入口即绝，略无宛转者乎？”由此可见他为革命必死的决心。
随着时间推移，章太炎在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于右任发表文章，称：“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辛亥革命胜利后，时任总理的孙中山特地遣使迎章太炎至南京总统府议事。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鉴于章太炎在国内的影响，就聘其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试图笼络章太炎为其所用。宋教仁被刺一案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幻想逐渐破灭，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起而反袁。
章太炎反袁，自然为袁世凯所不容。1913年8月起，章太炎事实上已经遭到袁世凯的软禁，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被袁世凯囚禁后，章太炎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致夫人信中感慨道：“我死以后，华夏文化亦亡矣。”并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表达他的愤懑之情。
关于章太炎在北京被拘禁的情况，其弟子马叙伦的记叙最为可信：“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章太炎的被捕直接导致了其大女儿的自杀。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软化章太炎的态度。被囚禁北京时，章太炎对扮成服务人员的袁的特务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到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
一向严谨的章太炎甚至还借吃元宵表达对袁世凯的切齿之恨，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
刚被囚禁时，章太炎非常担心为袁世凯所害。“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匕”。而且屋内也不生火，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为此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后来见袁世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章太炎干脆绝食，一连三日拒不进食，任谁劝也不听。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却苦无良策。大家觉得马叙伦与他能谈得来，便让马叙伦去做章太炎的工作。章太炎也因为马叙伦不谈政治，才让他进屋。马叙伦开始劝他进食，章太炎死活不进。马叙伦见直接劝说无效，便与他谈起理学来，结果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的情绪也渐渐好转。见天色已晚，马叙伦乘机说：“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章太炎这才同意。马叙伦当即让厨师煮两碗鸡蛋来，先送一碗给章太炎，自己却不动筷子，等章太炎吃完，忙把自己的那碗又端了过去，章太炎也没有拒绝。章太炎的绝食就这样被马叙伦巧妙地劝解了。当马离开时，厨师都肃立一旁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出门常常找不到家
章太炎的一生，得夫人汤国梨帮助非常多。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太炎已经四十余岁。
汤国梨是有名的才女。章太炎虽然学问大，名气大，但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与章氏有过过从的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汤国梨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满清皇朝统治时，即剪去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却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决非有些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之后，在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
章太炎结婚时条件相当艰苦，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而且婚后长年累月为革命事业在外奔波，很少在家。夫人汤国梨说他是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章太炎除了做学问，从事革命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能力，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在东京时，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而且他吃饭也和别人不一样。朱镜宙在《章太炎先生轶事》一书中写道：“先生生平不讲究饮食，且又近视。每食仅就案前近身菜肴下箸，家人以是每将先生好者置其前。时有不当意者，则尽白饭数碗，不语而去。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因患鼻疾，以口呼吸，饭时亦然。故饭屑最易误入气管。往往对案就嚏，饭花四溅。而先生容色自若，视如无事。”
章氏出了门常常找不到家，闹出不少笑话，汤国梨对此常常哭笑不得。“中山先生派人陪送太炎回家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太炎即坐到车上，挥手令拉车工人快跑。拉车工人问往哪里。太炎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太炎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而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
章太炎脾气有些怪，但并不是没有人情味。他与刘师培的恩怨是非即是一例。
刘文典原是刘师培弟子，对章的学问也十分佩服，后来刘、章二人交恶，在刘文典看来，其责任主要在刘师培。刘氏夫妇因为与章太炎不睦，公开发表章的丑史，对章进行丑化。古人谓，君子交恶，不出恶语，刘与章交恶后对章进行人身攻击，显然错在刘氏。所以刘文典在东京见到章太炎时很是尴尬。不想章太炎听说他是刘师培的弟子，不仅没有不悦，反而十分高兴，拉着他谈了几个小时，并对刘师培的学问推崇备至。从此，刘文典也成了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回国后，住哈同花园。刘师培当时在端方幕府任事，端方被杀后刘一度下落不明，不少朋友都替他担心。章太炎也十分关心刘的命运，亲自给四川都督尹昌衡写信打听刘的下落；同时与蔡元培联名在上海登广告，劝刘师培到上海，并对刘文典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后听说谢无量把刘接到成都，在存古学堂教书，才放下心来。仅此一事，亦可见章氏的宽厚大度。
嗜好与卖字
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时，除了教书育人，别的毫无兴趣，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明钞票之用途。嘱仆役购烟一包，便予洋五元，其子欲做大衣，亦予洋五元，甚至在苏州建屋时，亦拨洋五元，大概他仅知钞票一张，也仅知无论干什么事好像用一张钞票就够了。所以，他的一切都靠夫人打理。
当时，章家非常穷困。
章太炎唯一的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要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师手撰的，冯氏要求他亲笔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氏不过送笔润银二十元。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有无数人都来求章师再写这两件原文，我记得一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墨西哥银元简称）四十元，有些送墨银二百元。章师抱定宗旨，效黄夷甫口不言钱，章师母又不便出面，一切都由我应付。章师大约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异常，再也不肯动笔。经师母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立克香烟。章师称它为外国金鼠牌，时常吵着要吸，师母不舍得买，这次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解决了。”弟子陈存仁在他的《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中如此记述。
章太炎有两大爱好，一是吸纸烟，“先生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听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左舜生《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他自己吸的是“金鼠牌”，飨客则用“大英雄”。此外，他还欢喜吸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万个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他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夫人说他最怕洗面，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
另一个爱好是喜吃臭东西，以臭为美味。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据陈存仁回忆，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臭咸蛋，章竟欣然大乐，开口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乐不可支，又说“有纸只管拿来写”。钱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章竟一气写了四十多张。后钱又带来臭花生、臭冬瓜等物，让章又写了一百多张。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氏居然无不听从。
章太炎不善理财，更不懂生计，家里一切都由夫人打理，寻常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夫人汤国梨知道许多人求他的字，只好让他多给人写字，以解决生计。但章太炎却是一副名士派，高兴写就写，不高兴不论人家出多少钱也不写，一切完全凭他的爱好和情绪。这样一来，常常弄得事情很僵。平常别人求的最多的是寿序或墓志铭等，夫人索价一百元一件。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贾，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
章的性格就是这样，疾恶如仇，凡人有不善，他总是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会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不要说普通人，就连对蒋介石，他也是这样。一次在杭州楼外楼上，章太炎正在给别人写字，蒋介石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来吃饭。饭别，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又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坐其车。蒋无法，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报上便刊登章“杖国杖朝”的消息，显示蒋对故旧极为关照。
章对蒋的不满，据说与蒋不让他为孙中山写墓志铭有关。孙中山去世时，章有意为孙中山写墓志铭，也只有他有资格写。但因他平日对蒋多有指责，引起蒋的不满，不愿请他写。但其他人又无资格写，所以碑亭虽建，但有碑无铭，只让人刻了“天下为公”四字代替。章对此终生引以为憾。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7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正式公布了“国葬令”。
因抗战爆发，国葬变得遥遥无期，当时只好先将其葬在了苏州章家后花园。1955年，才在有关政府部门努力下，移至他生前选的杭州风景区内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还是章生前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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