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送行]关于鲁迅的手抄报
时间：2020-07-31 07:27: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0分，鲁迅在上海逝世。冯雪峰立即打电话给宋庆龄。听到噩耗，宋庆龄马上赶赴大陆新村鲁迅寓所，是最早向遗体致哀的人之一。当冯雪峰陪同宋庆龄走进鲁迅的卧房时，鲁迅躺在床上，他的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宋庆龄说，他不知应当怎样来料理鲁迅的丧事。因为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时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如果公开出面，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宋庆龄当即表示愿承担起这件事。她与冯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在鲁迅住宅的三楼商议，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并起草讣告。初拟的治丧委员会由9人组成，包括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和萧三。正式发表时减去了毛泽东，只有8人。实际上主持治丧事宜的就是宋庆龄。
19日上午9点，宋庆龄打电话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告诉她：“鲁迅已经逝世了，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来办，而且要通过他的丧事来发动群众，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然后，宋庆龄赶到沈钧儒的律师办事处，请他帮助在虹桥万国公墓购买一块墓地。在与公墓联系时，沈钧儒提出墓地四周须要留有空地，以便人们来悼念。
接到宋庆龄的电话，胡子婴马上召集救国会干事会，转达宋庆龄的意见，拟定出具体方案。然后，由沈钧儒召开救国会理事会。会上，理事们一致同意宋庆龄的意见和干事会拟定的方案，并立即分头去准备。
20日是凭吊鲁迅的第一天。清晨，宋庆龄等治丧委员会成员早早赶到了万国殡仪馆。8点时，凭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0点钟，由于过分拥挤，殡仪馆不得不把大门关起来，一批人出来了，再放一批人进去，签名处也由两处增加到三处。
宋庆龄在现场接受了《立报》记者的采访，她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一种重大的损失。至于‘身后’问题，鲁迅先生生前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这一天上午，宋庆龄还陪同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勘察了沈钧儒联系购买的墓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道：“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现在看起来那里离市区不远，而那个年代，被视为冷僻的远郊，所以有一大块地方可供土葬。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墓穴的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的确，这块墓地就在宋氏墓园东侧，相距约百米。当时，宋氏墓园安葬着宋庆龄的父母，而且预留了宋氏兄妹的墓穴。显然这一选择饱含着宋庆龄的深意。
随后，宋庆龄又与许广平等一起去挑选棺木。他们看了几家棺木店，最后决定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购置一口上面镶有玻璃的西式楠木棺材，以便人们最后瞻仰鲁迅遗容。
下午两点，治丧委员会在万国殡仪馆二楼开会，鉴于前来凭吊的人数众多，决定将瞻仰遗容的时间，由一天延长到三天。同时讨论决定了殡殓事宜，并就此发布公告。
21日是开吊的第二天。下午3点举行小殓，即把遗体安放到灵柩中。参加入殓的包括家属共30余人。胡风回忆：“在入殓前，从我禁不住充满热泪的眼里看去，她(宋庆龄)也在一面走向棺材一面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整个丧事中她和坐在殡仪馆大厅一边，穿着整齐西装的内山(鲁迅挚友内山完造)不断地流着泪。”
10月22日下午鲁迅出殡。为了通过葬礼向中外反动派示威，治丧委员会提前公布了一条经过公共租界和中国地界的出殡路线。周海婴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妄想破坏父亲的葬礼，以怕扰乱秩序为由，不准按原路线进行。幸而葬礼有宋妈妈参加，‘当局’不敢肆意阻拦。”
队列的最前面是一辆挂着鲁迅遗像的汽车，随后是灵车，接下来是家属乘坐的4辆汽车。宋庆龄和蔡元培、沈钧儒等治丧委员会成员紧跟其后步行送葬。在他们的后面就是5人一列的送葬群众。整整两个多小时，1万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就这样唱着挽歌，呼着口号，行进在白色恐怖下的大上海，俨然成为一个白发的、悲壮的群众爱国示威。
下午4点50分，人们涌入万国公墓。天色渐暗，人们安静下来，追悼大会在公墓的纪念堂前举行。继蔡元培、沈钧儒之后，人们看到了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的宋庆龄。她用带有浦东口音的上海话发表了激昂的演讲：“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在时隔40多年后，1978年宋庆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
在墓地，宋庆龄与蔡元培、内山完造等亲自执绋，注视着鲁迅的灵柩缓缓地降到墓穴里。葬仪进行中，宋庆龄始终紧紧地扶握着许广平的手臂，安慰她、鼓励她。黄源说，“从鲁迅逝世到安葬完毕，她(宋庆龄)始终和我们一起，担负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无法担负的任务”。
在宋庆龄的指挥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精心安排，使鲁迅的葬礼进行得十分圆满。但也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仅仅一个月，对救国会穷凶极恶的报复就开始了，沈钧儒等7位领导人被秘密逮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在鲁迅丧事处理的过程中还留下了一桩公案，即鲁迅的棺木是不是由宋庆龄出资购买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幕后参与丧事操办的冯雪峰讲是宋庆龄购买赠与的，参与丧事全过程的胡愈之、黄源也曾讲过这样的话。宋庆龄逝世后，周海婴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写道：“父亲去世后，宋妈妈任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帮助料理丧事，亲自陪我母亲和我到万国殡仪馆选棺木。馆里有各种棺木，宋妈妈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父亲的爱戴，拿出数千重金，帮助购下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能让上万群众得以最后一次告别战斗了一生的父亲的遗容。”但是后来，周海婴根据他了解的鲁迅家里的开支情况和其他迹象，重又做出判断，认为“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为慎重起见，他还特地请教了3位重要见证人。他研究了许广平亲笔写下的鲁迅丧葬费支出账单，发现其中的一笔“另付”的巨款很值得怀疑。海婴说：“当然母亲这份账单里也有可疑之处：既然买棺木是那么大一笔开支，又为何不明确标示呢?总之，关于父亲丧事中的这件大事，是个值得研究的谜。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只是如实说出心中的疑窦。”
我赞成周海婴先生的想法，历史上的疑问不应回避，而应当想办法去研究、证实。这件事因当事人都已离世，几乎很难说清了。
庆幸的是，1978年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曾两次写信给宋庆龄询问有关鲁迅的事。在10月2日的来信中，她提出：“有人在纪念鲁迅文章中提到您 那时曾为购买鲁迅的棺材而奔走，在外国百货公司买到，化洋三千元，是否您赠送的?万国公墓墓地是您托沈钧儒帮买的。这笔钱是否您出的?”在这两个问题的下方，宋庆龄用中文手书如下字样：“捐过款子帮他，但不能(记得)多少。”
如此看来，当时报纸的报道是可信的。据1936年10月22日《大晚报》载：“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为宋庆龄女士所送。葬在万国公墓的一个墓穴，是值价五百八十元。”
宋庆龄购买赠送的棺木市值九百元。周海婴先生曾提供过这样一个换算资料：“以物价粗略计算，当时一石米(150市斤)市场价是8元。以币值比例，当时每一元钱的购买力，相当目前20～25元。”如此计算，9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22500元，也算得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宋庆龄当时生活并不宽裕，因此这也表达了她对鲁迅先生深深的关切。
1956年，鲁迅迁葬到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原址的具体位置便有些说不清了。2010年11月，我曾到上海宋庆龄陵园(原万国公墓)拜谒宋庆龄墓。陵园的同志告诉我，周海婴先生到这里指示了鲁迅墓原址的准确位置。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从宋氏墓地向东，不远处便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鲁迅先生墓地原址”。站在这里不禁令人心潮起伏。宋庆龄和鲁迅都是绝不与敌人妥协的硬骨头。虽然交往时间并不长，但他们心灵相通，展示了令世人赞叹的战友之情。
与鲁迅的最后一面
宋庆龄和鲁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黄浦江外滩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
1935年11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勃加莫洛夫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举行招待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8周年。应邀出席招待会的，除宋庆龄，还有何香凝、茅盾、黎烈文、郑振铎、史沫特莱等二十余人，其中有鲁迅一家。
对于当时的场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有过生动的描述：“吃过晚饭，时间相当晚了，门外忽然来了一辆汽车，说是请我们去看电影的，父亲和母亲遂带我上了车。不久，来到一个地方，高大的洋楼，建筑非常漂亮。大门内灯火通明，楼道里是鲜红的地毯，头顶上是耀眼的吊灯。我们被引进一所大型的餐厅，说是要参加晚宴。”
宴会结束，他们被引到一间放映厅里。“这里只摆两三排沙发，大家随意坐下，稍停便熄灯开映。这次放映的是俄文原版片《夏伯阳》，因为没有翻译，没有字幕旁白，也没有现场解说，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只记得其中有一个镜头，描写夏伯阳在作战时，手把‘马克辛’重型机枪向敌人勇猛扫射。这使我感到痛快之极，历久不忘。至于电影映完以后，父母如何向主人致谢，如何和别的客人话别，我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因为那时我已迷迷糊糊瞌睡起来了。”
在孩子瞌睡以后，大人们却一直在谈话。宋庆龄对这次谈话印象深刻。三十多年后，她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她写道：“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很遗憾，这段话是经过编辑修改的。
宋庆龄的初稿是这样的：“1935年十月革命节后的一天下午，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邀请鲁迅和许广平参加宴会。邀请的客人还有茅盾和某些左翼作家。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宴会后，观看苏联的最新影片《夏伯阳》。这一影片的内容是宣传一农民游击队员夏伯阳的事迹。看完电影，勃加莫洛夫问鲁迅：‘你看这个英雄怎么样?’鲁迅马上回答说：‘像夏伯阳式的英雄，我们中国多得很。’在说‘多得很’时，他的脸部有些微红。”宋庆龄的初稿是用英文写成的，为了使这句关键的话能翻译准确，宋庆龄特意把这句话用中文写出来。
实际上，编辑的修改并不高明，既改掉了鲁迅说话时“脸部微红”的激动神色，又把鲁迅脑海中浩浩荡荡的红军限制在“数以千计”，实在是减色不少。
宋庆龄的初稿中还记录：这次在领事馆的“谈话的中心集中在鲁迅的健康上，谈到他应该去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休养，那里的气候和疗养院条件对他的健康有利”。而“鲁迅不愿离开上海，坚持留下继续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