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展伦理学的滥觞|试论述脑死亡标准及其伦理学意义

　　[摘要]发展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规范性学科，美国的德尼・古莱和我国的刘福森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们都对发展伦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国内外学者就发展伦理学源于当代发展问题的价值反思方面基本上述成共识，但是就发展伦理学滥觞于以往学科的内在互动，是以往学科内在催生的必然结果方面，国外学者要优于国内学者。发展伦理学既源于当代发展问题的价值反思，也滥觞于各学科的内在互动。
　　[关键词]发展　发展伦理学　滥觞
　　(中国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118-05
　　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也是时代的难题。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大自然，造成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人类的生存危机正日益受到严重威胁。我们不禁要问:发展怎么了？发展是否就是经济增长？如果不是，那么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如何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规范发展呢？于是，一种新的哲学即发展伦理学的框架得以形成。但是要从学理上建构发展伦理学，必须先从它的源头开始，否则，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根基不牢，自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科学构建。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发展伦理学的滥觞给予合理的批判和分析，为构建发展伦理学打下一个良好而又扎实的基础。
　　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被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IDEA)誉为“发展伦理学之父”的是美国圣母大学荣誉教授德尼・古莱(Denis Goulet)。他之所以被尊称为“发展伦理学之父”，不是因为他首先提出“发展伦理学”这个概念，而是他对发展伦理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苏州大学哲学系陈忠教授等指出，据英国学者可思波(Gasper)考证，“发展伦理学”这个术语最早在1959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利浦瑞特提出。1971年古莱出版名著《艰难的选择:发展理论中的新范畴》，正是这部巨著，使发展伦理学这个范畴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奠定了古莱作为发展伦理学这个新兴学科开创者的地位。其实，早在1960年，古莱就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伦理学的题为《当务之急――我们时代的发展伦理学》的论文，1965年和1966年其最早的发展伦理学专著《发展伦理学:理论和实践指南》(西班牙文版)和《发展伦理学》(葡萄牙文版)相继问世，大概是因为语言方面或者是当时人们都沉浸在经济增长的神话之中，无暇反思发展，所以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就是在此基础上，古莱于1995年出版了《发展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指南》英文版，这是他关于以前研究发展伦理学的集大成之作。他说:“本书作者以前两本有关发展伦理学著作的内容摘录。本书不像以前两本那样对发展伦理学做详细论述，而是作为教学概要和决策指南。”这里的“前两本”就是指1966年葡文版《发展伦理学》和1971年英文版《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此外，古莱比较著名的著作还有1977年出版的英文版《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墨西哥:未来发展战略》和他的最后一部论文集，即2006年出版的英文版《前进中的发展伦理学:探索――1960-2002》。
　　作为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发起人之一的戴维・A.克罗克(David A Crocker)在给古莱最后一部论文集《前进中的发展伦理学:探索――1960-2002》所作的“代序”中，高度评价古莱在发展伦理学中的杰出地位。他说:“德尼・古莱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导师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Louis―Joseph Lebret)的话或许也适合或者甚至更好地适合他自己:‘他在一门初创的学科中作为一位巨人矗立着’。”引文中的“初创的学科”即是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发展伦理学，它是指对地区的、国家的、国际的和全球发展的目的、手段和过程的道德评价的学科。克罗克深深地被古莱的敬业精神和品格所折服，有两件事可以作证。第一件事是在1978年他和另外两位教授被请求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设一门关于“伦理学与农村发展”的研究生课程。正是在古莱的著作《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和题为《价值观研究的一种伦理模式》的论文的指导下，他们才成功地开设了这门研究生课程。这对克罗克影响很大。他坦言，近三十年来自己一直继续的是德尼・古莱所开创的路线。第二件事是在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成立大会上。古莱除了接受邀请，为大会作主旨演讲外，同时以现在堪称经典的题为《发展伦理学的任务和方法》的论文向所有与会者提出挑战，还慷慨地欢迎我们参与到这个跨学科的领域中，分享他的洞见，并鼓励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和背景来进行这个挑战。在接下来的18年里，古莱以多种方式奉献于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及其在墨西哥、洪都拉斯、美国、智利、苏格兰和印度举行的国际会议。古莱对从事发展事业的社区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实行现场观察并与他们进行批判性的对话，这一点已经超过大多数发展伦理学家。由此可知，古莱被誉为“国际发展伦理学之父”和发展伦理学的一位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
　　在我国，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福森最早提出“发展伦理学”这个概念并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加以论证。他在《哲学动态))1995年第11期上在国内率先发表了题为《“发展伦理学”: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的论文，指出:“当代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应当包含根基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而且还应当包含价值论的支撑和伦理的规范。因此，提出‘发展伦理学’这一概念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发展伦理学，既是传统的伦理学(元伦理学)在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也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发展。它是社会发展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002年他在《论发展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支点》一文中进一步说道:“我提出发展伦理学的概念，首先是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反思的结果。”以此为基础，他于200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发展伦理学”命名的专著《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发展的合理性研究》。他明确指出:“本书的观点是:我们现在出现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人的生存危机，主要的不是由个别人的不良行为造成的，也不是因为各国政府一时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是由西方工业文明以及建立在这种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发展观的本性造成的。也就是说，工业文明和现代发展观的本性决定了出现这些危机是必然的历史命运。”由此不难看出，发展伦理学源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实践的迫切要求。当代社会由于无批判地采用工业文明所形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发展道路而形成一系列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如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人类心理危机、健康危机等，而单靠传统伦理学或者其他任何一门学科又无法对这些当代发展问题给予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答，因此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观、新的发展哲学，即发展伦理学。 　　国内外学者就此而言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国内较早研究发展伦理学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邱耕田教授指出:“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不断冲击；而当代不断变革的、全新的发展实践.在发展进程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道德难题。这意味着，当代社会发展本身已向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尖锐挑战。因此，要厘清现代伦理生活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加以引导，就必须研究社会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内在关系；要对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良性动力，就必须建构起社会发展与社会伦理的整合机制，实现发展主体与道德人的有机统一。”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林春逸教授在其名著《发展伦理初探》中指出，发展伦理是对现代化发展进行反思的必然产物。现代化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富裕的同时导致一系列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图景:发展与生态危机共存，自然家园遭到破坏；发展与发展“代价”伴生，和谐社会家园难建；发展与发展“异化”同在，精神家园逐渐荒芜。发展伦理的产生正是奠基在人们对这幅困境图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严重关切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强烈愿望之上的。此外，发展伦理的形成也是奠基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的理论前提是发展理论的价值转向，其价值依据是发展观嬗变过程中确立的新发展价值观，其哲学基础是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古莱在其代表作《发展伦理学》中指出，发展把三大基本的道德问题推向前台:生活美好与物品丰富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内与社会间公正的基础问题以及社会对自然力与技术的态度的决定性标准问题。而以往的老答案在现代化面前都陈旧过时，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发展哲学即发展伦理学。
　　但是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者在阐述发展伦理学的滥觞时，往往从学科间的分野中，而忽视从学科间的关联中阐明发展伦理学的缘起。有学者如是说:“传统发展观关注的只是消费价值的获得，因而损害了环境价值；而生态发展观关注的仅仅是自然的环境价值，并以‘内在价值论’为基础确立起一个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因而否定了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界获得消费性价值的合理性，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发展伦理学在反对‘发展天然合理论’的时候候并不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它只是要通过对人的发展实践的评价、约束和规范走向一种‘有规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并不是无限度、无约束的绝对的合理性，而是在一定限度内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有规范的合理性”的发展伦理学。这种论证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性在于从事物之间的差异、对立、矛盾入手。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其局限性在于忽视了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这会容易造成一种误区:似乎发展伦理学优越于其他学科。实际上，各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研究方法和学科属性，因此，无高低优劣之分，都属于整个学科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平等成员。同时，上述观点也会带来一种假象:似乎发展伦理学是以往学科从外部强加而成的。实际上，发展伦理学的出场，重要的是从以往学科内部衍生而成，是多学科有机互动的结晶，而不仅仅是因为以往学科存在着种种弊端和疏漏。
　　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给我们作出了表率，他们在讨论发展伦理学的滥觞时，既注意到了学科间的对立，也更加强调各学科之间的互动，认为发展伦理学是当代各学科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古莱所言，以往发展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研究主题，但是论述发展与不发达问题的一套丛书的主编们认为:该主题的性质已迫使学者和践行者超越其自身学科的界线，不论是经济学、人文地理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或者农艺学、植物生态学或土木工程学等应用科学。现在发展研究的一个共识是:发展问题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没有哪一个单一学科能够包罗万象，更不能提供解决办法，发展伦理学新的多元学科领域把判断性(分析性)科学与政策性(应用性)科学和规范性科学连接起来。古莱指出，伦理学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许多年以来，发展中的价值观难题只是由一小批经济学家从外表加以应付。伦理学不但与政治学分离而且也与经济学、甚至社会学无关，这就使得哲学、伦理学处于无力防守和混乱的状态，古莱将罪责归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斯密的《国富论》。我认为，古莱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而《国富论》更是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和“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应当说，从学科的分工而言，它们之间的分野是必然的，也许正因为这种分野才激起后来者对哲学、伦理学的新的建构。事实上，正是古莱的导师即法国经济与人道主义运动奠基人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关于发展的经典性定义，打破了伦理学与政治学、经济学之间的断裂，开始构建发展伦理学的崇高事业。勒布雷特把发展描述为:一个特定人群及构成它的所有近邻人群单位，以可能的最快节奏，以可能的最低代价，并考虑到存在于(或应当存在于)这些人群与近邻人群之间的团结纽带，从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在勒布雷特的感召下，冈纳-缪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承认发展是充满价值观的活动。本杰明・希金斯在《经济发展:问题、原则与政策》中断言，哲学家必须加入发展队伍，如果没有发展哲学的明确概念，这个队伍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特定使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社会变革的少数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也偶尔进行过一些有关发展的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如丹尼尔・勒纳、爱德华・班菲尔德等。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发展伦理学的系统专业研究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伦理学被正式承认为发展研究与哲学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关于发展伦理学与发展学、生态学、环境学，特别是与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艾米泰沃・克利什纳・达特(Amitava Krishna Dutt)和查理斯・K.威尔伯(Charles K.Wilber)的论述值得一提。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他们对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说明中进一步更好地理解发展伦理学的滥觞。他们指出，发展伦理学即使就仅仅对发展的意义有影响这一点而言，与发展经济学的关联也是巨大的。但是考虑到发展的意义和发展经济学的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发展伦理学甚至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其一，最直接地说，它对发展战略和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在社会中，期望政府通过直接行为和间接影响个人决策制定的方式扮演主要角色，政府官员不得不在不同的战略和政策之间作出选择。甚至在人们更愿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到较小作用的社会里，政府也需要采取行动来提供市场运行所必需的社会政治体制，而这就需要关于发展伦理学的研讨。而且，发展伦理学对非政府机构和营利公司以及政府如何回应这些战略也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二，发展伦理学就经济的某个观点而言也有重要的作用，即人们是否把收入分配、贫困和环境看作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成分以及人们是否将伦 理和宗教价值考虑为影响个人和群体行为的主要因素。人们是否(且如何)把这些考虑因素看作分析的重要成分，取决于它们的经验意义而不是人们是否认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们的确认为它们本身就具有重要性，那么发展经济学家更有可能从它们具有重要性的地位开始，然后作出努力以经验地考查它们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假定它们是不重要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手段，但是并没有明确地将之包括于他们的经济观之中，反而关注储蓄、投资、技术变革和增长。其三，发展伦理学对于分析的方法以及一个人如何考虑经济分析观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发展伦理学关注的是通常在经济学之外研究的许多价值问题，所以这意味着发展伦理学就其本质而言涉及多门学科。此外，对价值的关注，要求对于最优化代表的主流方法有一个批判的观点，因为那种方法典型地忽视了价值和规范。因此，分析家们应当更加注意认真考查人们如何真实地活动而不是简单地填补他们的最优化模型，尽管在利用最优化行为以增加对该行为的理解方面没有什么危害。
　　总之，倘若国内学者在思考发展伦理学的滥觞时，除了从各学科之间的对立中分析外，也能够从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分析，那么，不但有利于理解发展伦理学的缘起，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伦理学的科学构建，这才是我们渴望实现的美好愿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目前，我国学界侧重的是发展伦理学在我国的建构何以可能，而西方学者的旨趣是发展伦理学如何系统化、专业化地进行研究。就此而言，国内有的学者撰文，指责以古莱为代表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属于“表层”发展伦理学，而试图以所谓贝壳的社会风险理论中所蕴含的伦理意蕴来建构自己的所谓“深层”发展伦理学。理由是:第一，古莱没有对发展与伦理的关系本质进行深层存在论反思，其发展伦理学只是“发展”与“伦理”两个范畴的相对简单“黏合”。第二，虽然古莱揭示了生态破坏、国家不平等、财富不均等发展问题，但他并没有看到这些发展问题的现代性统一性，忽视了资本逻辑与这些问题的内在关联。第三，古莱发展伦理学的最根本问题是道德批判的抽象性，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古莱对理想社会的价值设定上。在这里，我不想为古莱作辩护，但是如此区分“表层”与“深层”，不能不说是对古莱关于发展伦理学的文献资料浏览甚少所致，不能不说是对古莱的一种偏见，如果全面、系统、认真地阅读古莱的著述，或许就会有另一种新的截然相反的认识。
　　其二，这就要求我们拓展发展伦理学研究的视野，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大向西方发展伦理学界学习和交流的力度，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更好更快地提升我国发展伦理学研究的水平和档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
　　其三，正如文中所言，国内有的学者在阐述发展伦理学的滥觞时，多注重对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反思，而忽视从学科间的关联中阐明发展伦理学的缘起。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在对发展问题进行反思的同时，不要忽视从各学科的内部关联中对发展伦理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进行析厘，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该学科的建构。正如古莱所言:“发展伦理学自由地借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计划工作者、农学家以及其他学科专家的著作。”
　　这就涉及发展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基本问题、研究范围、使命、方法、战略、原则与评估等问题，即发展伦理学的限度或者说是阈值问题，作者将另外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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