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

　　摘要：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在面临的任务、追求的目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为自己社会理想的实现设计了不同的途径：马克思诉诸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东正教的道德说教。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历史贯穿着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思想的对立与斗争。今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飞跃到物质生产的彼岸――人的自由王国，需要人类在灵魂深处完成一场革命，以改变自己的价值日标。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科学理性；东正教；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002-11　收稿日期：2011-07-05
　　
　　俄罗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文化，是俄罗斯的骄傲，它的代表人物A.普希金、π.托尔斯泰、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BπФ.索洛维约夫、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人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俄罗斯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著作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但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今没有得到人们的应有重视，这就是它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一切后发展国家都必然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并对这一冲击作出反应，包括双方的文化冲突。然而在全世界所有后发展国家中，只有俄罗斯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文化的角度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批判，并由此形成既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对人类历史及其发展道路的理解。这是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在今天显示出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宗旨在于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比较，努力揭示俄罗斯文化相关思想的意义。
　　作为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截然对立；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思想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互补性；一百多年来的俄罗斯历史贯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话，这一对话直到今天仍未结束。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可以比较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对话能够给我们众多的启示，深化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有必要重新认识。他是俄罗斯人，但他与马克思一样，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
　　
　　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这两位19世纪的思想家加以比较时，首先我们会看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死于1881年，1846年发表《穷人》，一夜成名。1849年因参加社会主义小组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先被判死刑，后改为苦役与流放，10年后回到首都。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正是俄罗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沙皇专制制度仍然强大，广大农奴尚未真正解放；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初步发展，工人以及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道德败坏，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热烈争论俄罗斯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彼此意见尖锐对立，但关注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如何看待封建沙皇制度，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样改变“穷人”的悲惨处境，使他们过上人的生活，化解社会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家出场时面临的正是这些问题。
　　马克思(1818―1883)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作为德国人，他在德国同样目睹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及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苦难与社会不公。后来来到法国和英国，马克思近距离地观察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的非人生活，对他们的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的苦难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坚决批判德国的封建制度，同时强烈谴责资本主义，把改变资本主义的非人状况，使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过上人的生活，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视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尽管一个生活在落后的俄国，一个由落后的德国到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但是如何改变社会不公，改变劳动人民、社会底层的非人处境，寻找人类解放之路，如何克服或者避免资本主义灾难，如何看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面对的共同问题。
　　其次，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基督教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第一个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个性的绝对自我完善这一基督教理想，将把人引向神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每个人爱上帝胜过爱自己，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人有如爱自己”，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将在这里消失。他的思想的宗教色彩是十分明显的。问题是，人所共知，马克思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是一切宗教的激烈批判者。他身上有基督教的影响吗?以往人们都强调马克思与宗教格格不入，然而实际上基督教的影响确实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存在，而且对他极为重要。
　　在中学时马克思曾经说：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已主义、对荣誉的渴望和勇敢的行为。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
　　这段话高度肯定了基督教在道德生活以及人的完善中不可取代的决定作用。不但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致，而且语言表述都很相似。当然，这不是成熟马克思的观点，但是对此后马克思关于基督教的论述略加考察我们会发现，后来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基督教，不是因为否定它的价值追求，而是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未能找到实现其价值 理想的现实道路，提供的只是虚构的花朵，不可能使人真正获得解放。他说：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要
　　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
　　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
　　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
　　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
　　不是要人依旧带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
　　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穿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这些常常被作为马克思成熟宗教思想引用的论述，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不反对基督教的价值理想，他只是认为基督教无力实现这些价值理想因而致力于寻找实现它们的现实道路――要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对基督教的继承是很明显的。
　　第三，他们追求的目标有类似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是哲学家，都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物质生活都得到保障，处于物质生活的彼岸，人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个性充分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彻底解决，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的人，它是人的自由王国。不仅如此，他追求的不是哪个阶级或哪个民族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的时代，世界上流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基本上都以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和人与人的平等为目标，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小市民习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追求全人类从物对人的奴役与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小市民习气一扫而空，表现出了更高的精神境界与更广阔的胸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通过改造黑格尔哲学获得的，而人所共知，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因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影响。费尔巴哈认为基督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接受了这一观点，同时又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带有基督教的痕迹是十分自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大量批判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其中包括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然而他自己也是社会主义者，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价值目标上与马克思有重要共同之处。他鄙视资产阶级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庸俗的小市民习气，毫不掩饰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这种宗教性而超出了阶级的、民族的以及物质利益的局限。他认为消除现实生活的苦难主要不是为了人的物质欲望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是为了从物质欲望、科学理性以及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冲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社会主义是全人类的事业，只有保留在俄罗斯村社农民中的东正教信仰，才能使人与人以对上帝的爱以及相互之爱实现团结友爱，结为社会，从而消除现实生活的苦难，具体说，才能改变物质欲望对人的支配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人的争夺与道德沦丧。他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把自由视为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人的自由的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正教社会主义追求基于人对上帝之爱摆脱了恶之后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是人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到达物质生产的“彼岸”之后从物对人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自由，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和小市民的庸俗追求，都有深刻的基督教情结，面对类似的问题，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类似设想。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显然有共同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思想又有着重大的不同。
　　第一，对人的理解不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思想对立的深层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把自由视为人的本质，但是马克思主要把自由理解为劳动实践这一人的类本质所培育、蕴含的自由，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人的自由得自于神，与人的欲望、意志、个性密切相关，主要涉及个人的善恶选择等道德问题。由于这种不同，马克思认为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而物质生产劳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事实上，而不是理论上，如何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从事劳动，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关系进而决定了每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在现实的劳动活动中实际享有的自由。在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例如在私有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不自由的。资本家一切为了享乐、利润，工人一切为了生存、工资。二者都受到物的支配，都处于异化状态。马克思把这种情况概括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的实现，人的解放，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关系。例如他说：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人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关系的改造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且必然引起利益冲突，所以只有借助物质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决定了马克思必然强调科学理性与阶级斗争在人类走向自由王国道路上的重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自由得自于神，是人最重要的精神价值，但是人的内心无一例外地存在善恶两个方面，恶是人所固有的。自由可以使人行善，也可以使人作恶。人性之恶是社会苦难的根源，而抑恶扬善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在宗教生活中才能完成。因此，现实生活苦难的消除，要靠宗教的教化和每个个人的道德提升。 在人性中，理性充其量只占“二十分之一”。他说：面对自然规律――
　　有人对你们嚷道，“反对是不可能的：
　　那是二二得四呀!大自然并不要求你们的允
　　许；大自然根本不管你们的愿望如何，也不
　　管你们喜不喜欢它的规律。你们必须照样接
　　受它，因此也得接受它的一切结论。墙就是
　　墙……如此等等。”我的老天爷，当我由于某
　　种原因对于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并不喜欢
　　的时候，自然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什么关系
　　呢?当然了，假如我真的没有力气用脑袋撞
　　开这堵墙，我就不去撞它，可是我也不会跟
　　它妥协，那仅仅是因为我面前有一堵石墙，
　　而我的力气还不够碰它罢了。
　　他的结论是：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
　　第二，他们对摆脱现实苦难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理解不同，这是二者最基本、最重要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以“科学社会主义”著称，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根源是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相应的私有观念的基础之上。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人的自由取决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的消灭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这一发展决定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条道路实际上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其一是科学理性，即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因素；其二是认为趋利避害、“恶”，也即“贪欲和权力欲”，是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正是这种“恶”使物质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成为决定性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完全相反，与马克思针锋相对。他坚决反对科学技术以及基于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否认一切社会革命，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生活中现实苦难的消除不取决于外部世界的改变，只能靠人的道德完善，因而只能依靠宗教，具体而言，只能依靠东正教。只有保留在东正教中的自由人之间的友爱，才能消除现实生活的苦难，给人以自由。俄罗斯著名哲学家H.洛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否认关于公正社会组织的某种理想是必要的，而且他无疑也在寻找这样的理想。他是在社会主义中寻找，但不是在革命的、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而是在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中寻找。他像民粹派一样，希望完善的制度是从农村村社发展而来的。”
　　马克思的观点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我们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4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开始，对“东正教社会主义”以外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深刻的、持续的、不遗余力的批判。
　　你们会说……现在的人虽然有时学会了
　　看得比野蛮时代清楚些，但还远远没有学会
　　像理智和科学所指示的那样去行动。可是你
　　们毕竞完全相信，当某些旧的、丑恶的习惯
　　全部消逝，而且健全的思维和科学完全改造
　　并正常地调整好人类的本性时，他就必然会
　　学会。……不仅如此，你们还会说，那时候
　　科学本身将告诉人(我认为这简直已经是奢
　　侈了)，无论意志或者任性，实际上在他身上
　　都不存在了，而且是从来不曾有过，他自己
　　不过是类似钢琴的琴键或风琴上的销钉罢
　　了；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自然规律；所以
　　一切他所做的，完全不是按照他的意愿，而
　　是自然而然地按照自然规律完成的。因此，
　　人只要发现这些自然规律就无须去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他也将非常轻松地生活。人的一
　　切行为到那时不消说将按照这些规律计算
　　出来，按照数学方式，像对数表那样，直到
　　108000，并载入到历书里去；要是更好些的
　　话，那将出现某些像现在的大百科词典那样
　　用意良好的出版物，将会把一切都如此准确
　　地计算和标示出来，于是世界上便不会有失
　　误和意外事故了。
　　到那时候――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新
　　的经济关系、一种已经完全现成的、也是以
　　数学的精确性计算出来的经济关系便将来
　　临，以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在刹那间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都可以从中获得应有尽有的答
　　案。那时候水晶宫便将建立起来了。那时
　　候……唔，总而言之，那时候卡刚鸟便会飞
　　来了。
　　以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理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批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靠宗教。这是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苦难与人和人的关系有关，而人和人的关系又与人的道德状况相关，道德属于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它的提升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宗教；在一切宗教中，只有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村社农民中的东正教，既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又以爱的纽带把大家连接为一个整体，能够解决现实生活的苦难。试图依靠科学理性发展生产和阶级斗争来消除人的现实苦难，无异于饮鸩止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不在共产主义中，不在各种机械僵化的形式中，他们相信，最终而言，只有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全世界的团结统一才能使自己得到拯救。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对消除社会苦难实现人的解放道路认识上的不同，是俄罗斯与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反映。成年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他明确声明自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学说是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自我否定，他的出发点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文艺复兴使人道主义(把人作为自然的物质的存在，高度肯定人对现世幸福即物质欲望满足的追求)在这里深入人心；17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以及启蒙运动的洗礼，让科学理性迅速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斯特龙伯格指出，在当时一切研究领域都科学化了：“经济学致力于寻求与牛顿定律一样的普遍法则；它试图把社会有机体说成是一部机器……社会将像大自然一样显示出自然秩序。社会不应该是单纯由意志驱动的，而应该是一个有序的体系。发现了这把钥匙，这部机器就会上紧发条，从此遵循着永远不变的经济行为法则自动运转起来。”¨叫他还说：“18世纪哲学家基本上持极端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态度。他们相信有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性可以发现它，政治工程师可以实现它。”许多人想要充当这样的工程师，马克思只是其中的一个。还要看到，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早期资本主义工人群众的苦难生活令人触目惊心，1848年革命又以血淋淋的事实让人感到震撼。马克思在设计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时，努力要把阶级斗争和科学理性结合起来，是很自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落后的俄国，是站在 前现代社会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否定。这是当时许多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1862年，他在西方国家的旅行中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激烈阶级对抗和无产阶级的苦难。在国外期间他会见了赫尔岑，和赫尔岑一样得出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否定性结论。他们都把目光转向俄罗斯村社，而且都把村社理想化了，把它看做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人们靠爱的纽带结合在一起互助友爱的美好世界，进而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鼓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具有明显中世纪色彩的俄国村社以及与它相适应的东正教宗教文化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赫尔岑更多地主张通过社会变革解决问题，因而其思想成为民粹派的理论来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着重于对人的灵魂的解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东正教身上，反对一切社会革命。在当时的俄国，阶级分化尚不明显，无产阶级还在孕育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是站在宗教的高度以全人类的名义说话的。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目光转向人的内心，转向人的灵魂深处，通过对人性的剖析探讨摆脱苦难的道路；马克思把目光集中在人的外部，重视人的社会环境，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社会环境实现人类解放。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基本区别所在。
　　在思考人的解放问题时把目光由人之外转向人自身，转向对人性的剖析，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的不同，而且也是他有别于当时俄国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之处，是他的思想的主要特点和价值所在。彼得改革之后俄罗斯社会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激起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命运以及它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或者比他更早地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一致认为俄罗斯社会必须进行改造。尽管在改造方法上相互间观点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和马克思一致，在人之外寻找消除社会苦难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都不一样，他最早把目光从人之外转向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深处，对人性进行深刻解剖，在这里寻找消灭一切罪恶的道路。这一特点在他发表于1864年的《地下室手记》中就可看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目光转向意义十分重大。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提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发展。(1)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的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告别马克思主义，转而从人的内心寻找人的解放之路，成为唯心主义者，进而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②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告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评也即对话中进行的，依据的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思想转变实际上是一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的对话。
　　下面我们以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为例对上述对话作一简要分析。
　　这场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主角是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人，他们共同努力，在1902年出版了文集《唯心主义问题》，集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布尔加科夫又在1903年出版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一书，1911年则有《两座城》(《πBa rpaπa》)一书问世，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用力最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布尔加科夫。
　　关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布尔加科夫说：“我现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氛围里形成的，就从这一点说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相反，它力图加深并加以论证的正是那种已经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并构成其灵魂的社会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唯心主义力图为社会理性提供这样的服务，这种服务在马克思主义中是由经济唯物主义提供的。唯心主义是为旧建筑构建的新基础。……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的理想，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所说的自由和平等，必然来自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们不仅没有被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所垄断，而且它们只有在这些唯心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安身立命。”可见布尔加科夫等人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而想用唯心主义对它加以补充，认为它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过于简单了。这首先表现在它对人性的理解太简单了。布尔加科夫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是三种最简单和容易的科学。把它们装在脑子里，小孩子也会认为自己是智者。”他继续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很清楚、很明白、甚至显而易见：在人类身上恶隐藏得比社会主义者，这些医生，所想象得要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恶都不可避免，人的灵魂都和过去一样，都会有不正常现象和罪恶从人的灵魂中产生出来。最后，人的精神的规律还如此地不为人所知，不为科学所熟悉，还如此地不确定和令人感到神秘，没有也不可能有医治它的医生，甚至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终的法庭，有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报复我吧，我也将报复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之所以显得简单，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人性中的恶，也就看不到消除人世间的恶实现自由、公正、平等这一事业的复杂性。显而易见，这里所依据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的思想，表述的批评意见其实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在布尔加科夫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过于简单，没有看到人心中的恶，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指出克服现实生活中的恶实现道德理想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继承和发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对伊万・卡拉马佐夫的精神世界来审视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他说：“哲学唯物主义或者实证主义，与社会主义宏大的伦理诉求是不相容的，有一种使人们淡忘了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的疾病，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伊万这个人物对欧洲先进社会作出的诊断。我们感到，历史证明这一诊断是对的。”我们知道，布尔加科夫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进步理论的主要问题》一文中，这篇文章在1902年出版的《唯心主义问题》一书中首次发表，第二年又被他收入《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这篇文章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哲学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与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之间没有合乎逻辑的联系这一思想的发挥。布尔加科夫指出，让伊万感到苦恼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恶在世界上的产生和意义以及世界秩序的合理性的问题”，任何科学进步和思维的力量都不能彻底回答并解决它。马克思等人迷信社会进步，认为依靠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就可以回答伊万的问题，清除人世间的恶，实现道德理想。布尔加科夫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进步理论都有自己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 观念，最典型的是坚信人的理想世界必将到来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历史是完全不可预见的。他说：“最大胆的进步理论在自己的预言中也不可能走得比自己可以看到的历史未来更远，而历史的眼睛是看不远的。……科学的进步理论就像某人在黑暗无尽头的起点上点燃的一支昏暗的蜡烛，他用蜡烛勉强照亮自己四周几步远的一隅之地，而所有其他地方仍在深深的黑暗之中。实证科学无力揭示人类的未来命运，它使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处于绝对的无知之中。关于一切善的、理性的东西终将获胜并且自己不可被战胜的美好信念，在机械世界观中没有任何基础，要知道它完全处在绝对的偶然性之中。”布尔加科夫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而道德理想属于形而上学，因而是任何科学理性都不可能达到的，能够进入形而上学领域的只有信仰，只有宗教。科学社会主义不正确，是乌托邦，因为它想要把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都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他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最典型的进步理论，“在进步理论中，实证科学想要吞掉形而上学和宗教信仰，更准确地说，它想要成为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学说的三位一体”。他认为，由于科学无力预见人类的未来命运，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光明未来的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信念，就像宗教真理一样，只能来自信仰，“信仰在科学想要统治的地方威严地宣示了自己的权力，科学欺骗了托付给它的期待。但是，幻想把事关无限与永恒的宗教建立在实证科学提供的具体的永远受到限制的基础之上，这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M.B.帕特聂尔这样总结布尔加科夫的上述思想：“结论很明显：进步理论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学途径建立起来；按照那些它应该回答的问题的实质，它不可回避地会走向形而上学和宗教，在形而上学和宗教中寻求对自己的终极辩护。”
　　布尔加科夫主要强调，的确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恶是人所固有的，实证科学不可能提供从在恶的驱使下追求物质利益的世俗世界上升到具有形而上学和宗教性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逻辑通道，在这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要偷运宗教。别尔嘉耶夫同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出发批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赞同布尔加科夫的意见，但又有所不同。首先，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二者都是市侩精神的体现。他说：“社会主义要取代的完全不是资本主义，相反，他和资本主义站在同一块土地上，它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取代基督教，用自己来代替基督教。它同样浸透着小市民的热情。”就是说，如《地下室手记》所说，它们是要用对数表计算人的幸福。这将是对人的自由的扼杀――“社会主义宗教首先把消除自由，人的精神自由，作为自己的目的。这种自由产生了生活的非理性和数不清的苦难。宗教社会主义想把生活彻底理性化，使它服从集体理性，而为此又必须终结人的自由。”这番话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名言“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其次，别尔嘉耶夫特别关注科学社会主义的代价问题。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就通过伊万之口讲过这个问题――不能以孩子的哪怕是一滴眼泪来换取世界的和谐。他自己则说，社会主义是宗教大法官精神的彻底体现，是想要本着宗教大法官的精神，通过蔑视人来使人幸福。这既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为了面包必须付出牺牲自由甘受奴役的代价，也包括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忍受苦难甚至牺牲。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是有力量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在和谐世界之中，但是“这些在我们的尸体堆上、在浸透着我们的眼泪的土地上被幸福地安置的人，不可能吸引我们，不可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可能抵偿个人的牺牲，不可能回答对哪怕是一个人的被毁掉灵魂的强烈谴责，不可能理解人的生命令人悲痛的恐惧……为什么未来的人应当被置于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之上?为什么为了他们未来的满足和享有完善的制度我们就应该工作、吃苦、损害自己与其他人?”他把用暴力建设那种以牺牲自由和永恒为幸福与平静的代价的地上王国的想法，称作“宗教大法官的诱惑”。
　　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批评，概括地说，主要是强调恶是人固有的，只依靠科学理性、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等等外在因素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实现社会主义内含的形而上学精神目标是不可能的，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在对人性的分析中寻找战胜恶的可靠途径，而这样一来人们必然走向宗教。只有宗教才能使人战胜恶，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保证。显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批评所依据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别尔嘉耶夫说：“社会主义问题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中心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深刻的前人未曾讲过的思想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是关于上帝和不死的问题。”
　　
　　三
　　
　　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的对话。对话中提出了许多引人关注的思想，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布尔加科夫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的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力可以实现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质疑。这一质疑思想深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道德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属于人的内心世界的道德理想形而上学境界能不能在人的外部通过发展生产力变成现实?布尔加科夫以及其他许多人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而走向了唯心主义和宗教，也可以说是从马克思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之间有没有可靠的逻辑通道，是布尔加科夫质疑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布尔加科夫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至今仍有现实性。
　　这个问题首先表现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社会历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队伍剧烈分化的时期。一方面布尔加科夫等人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唯心主义和宗教，另一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又分裂为盂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一味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主张在农民国家俄罗斯只能先建设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集中在列宁的一句话中。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就是说，列宁主张先夺取政权然后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等条件。布尔什维克把在俄罗斯消除苦难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上，就这一点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实践者。1922年的“哲学船”，别尔嘉耶夫等一大批拒绝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标志着马克思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对话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从苏联74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合作化、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诚如另U尔嘉耶夫所批判的，表明俄罗斯人民为了宣传中的未来一代的幸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这样的代价建成的是当今俄罗斯学者所说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人们辛勤劳动，在政治上甚至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描述的生活情景。这样的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至今俄罗斯学术界都在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日益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而在缺少自由的社会中人们的创造才能就像人离开空气一样被窒息，结果是既没有人的精神自由，也没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此外，人心中的恶使得手握不受监督权力的官员迅速腐败，说假话、告密成风，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十月革命前的种种丑恶现象和社会苦难再次出现。赫鲁晓夫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宣布苏联将在20年后建成共产主义，1967年勃列日涅夫又声称苏联已经步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距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到80年代初，苏联陷入经济、政治全面停滞的困境，不得不进行改革。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甚至30年代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马克思的道路，从外部通过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似乎已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最终证明，这条道路是应该反思的。
　　“布尔加科夫问题”也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的自由解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告诉人们，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它们不再保持中立，而是本身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支配人并且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社会民主制度的完善，不仅没有使人获得解放，相反技术工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系的干预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人更不自由了。与此同时，人不但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而且失去了精神上的理想和追求，整个世界平面化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旨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物质丰裕、精神匮乏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文化批判。例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强调，在西方国家，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充分保障，“照章办事”服从科学理性成为习惯乃至本能，人们不再有梦想，不再有精神追求，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单向度化了。他提出：“资本主义不但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扩大居民的依赖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商品和服务在不断增加，牺牲是日常的开支，是通向美好生活道路上的‘不幸事故’，因此剥削是合理的。”他的这些思想在1968年席卷欧洲的学生造反运动中得到广泛共鸣。这种情况使人不由得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哈贝马斯以另外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同时科学技术向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渗透又使得它具有了维护现实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他进而指出：“生产力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解放的潜力，都能引发解放运动――至少，当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依赖于也具有使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功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之时，就不是如此。”因此它明确提出要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才能从物质生产和政治权力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使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从而政治生活的各种规则，摆脱人以外的因素的控制，由人与人通过商谈取得的共识来决定。这已经不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建，而是对它的修正甚至否定了。因为人不再由他之外的客观因素决定，而是要取决于他的以及其他人的内在的主观需要。
　　上述的苏联历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的“争论”中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支持，“布尔加科夫问题”也有了最终的答案。然而实际情况远为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并没有得到现实生活的证实，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同样可以找到证据。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朵虚幻的花朵，道德说教无力改变现实，高居云端苦口婆心劝人向善的上帝口中的美好言辞，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显得苍白无力。事实的确如此。恩格斯曾经说：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力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显然恩格斯是完全赞成黑格尔的。宗教在欧洲封建中世纪的统治早已被借助科学技术追求财富和物质欲望满足的资产阶级――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力批判的“宗教大法官”式的力量彻底铲除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几百年的历史中，宗教并没有消除人心中的恶。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已经不像早期那样毫无人性，但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不是宗教，而是利益，主要是资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
　　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致力于为人类指出一条摆脱现实生活的苦难走向自由幸福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人们借助神的力量克服灵魂深处的恶，然而现实生活一再证明，面对物质利益，这一呼吁总是显得苍白无力。诚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没有物质条件的保证，高尚的道德有如空中楼阁。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提出的“自由还是面包”这一问题的反映。面包是物质价值、物质存在，为了获得面包，人必须牺牲自由求助于科学理性以认识外在的自然；自由是精神价值，对自由的追求要求人们面向内心的上帝寻求道德上的完善，而这必然与对科学理性的膜拜相冲突。人的生理特征，人的本性，决定面包与自由都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软肋”在于，他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承认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前人为了生存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让渡自由，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方式与程度制约着人的道德水准。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强调物质需要的重要性 及其对人的影响或者支配是正确的，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包括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关，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即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永远是不自由的，只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可以不再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让渡自由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可言，这种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是不是历史已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之间作出了最终的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被证伪?应该说，远远没有。
　　问题在于，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目标的确是一种无可挑剔的理想世界，没有物质生产力作保证，这样的理想世界确实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但是在当前它受到“布尔加科夫问题”的困扰。20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它的水平已经足以保证全人类的正常物质需要，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之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相反，随着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日益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宰，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导致生产规模无限膨胀，进而造成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因相互争夺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日益严重。科学技术进步和物质生产力发展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解放的希望，反而使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切实地面临灭亡的威胁。这说明，确如布尔加科夫所说，在物质生活的满足与道德的提升之间没有合乎逻辑的必然联系，这里存在逻辑上的缺环。事实告诉我们，恶确实是人的灵魂所固有，是人的动物本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心中有恶，人的欲望在借助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无限膨胀。照此以往，人不仅没有自由，而且连继续生存的可能性都会丧失。为了继续生存，为了进入自由王国，人必须逐步遏制、摆脱物欲对自己的支配，也就是说必须铲除心中的恶。这是问题的关键。有俄罗斯学者提出：当今人类只能在这样两种可能中选择――或者共产主义，或者全人类灭亡。能够战胜物欲，改变价值目标，人类就能克服灭亡的威胁，否则被不断膨胀的物欲所左右，地球毁灭和人类灭亡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证实，另一方面也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呼唤。因为铲除心中之恶必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把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着力于道德的提升，灵魂的净化。当然了，具有改变人的灵魂的能力的力量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世俗教育。然而无论如何，这无可否认地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今天是有现实意义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把人类领入自由王国，“布尔加科夫问题”不是空穴来风。
　　马克思是正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的结论是：今天的人类不仅要关注外部世界，也要关注自己的内在灵魂；我们应当努力在马克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寻找结合点，把他们的思想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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