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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法政教育的课程 近代政商缩影

    时间:2020-02-17 07:31: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像荣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时代做一面旗帜。   而做了不同选择的其他商业家族,则各自留下了不同轨迹。      董氏家族之沉浮   
      与荣毅仁的决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1949年携家眷离开上海,举家迁往香港。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资产者的共同选择。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开始铺展他的产业,重组并注册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业后虽然在战乱中经历了日本的没收、美国的扣压,董浩云还是抓住香港经济上行的大势,在60年代已经奠定了自己“世界级船王”的地位。
      随后,董氏家族产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整个70年代发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长,1982年,世界航运业陷入低潮,董家产业陷入财务困境,欠下的债务高达230多亿港币。当时有人曾经说:董建华所欠的款项,与奥地利一国的国债一样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突发去世。董氏家族产业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眼看父亲几十年心血创下的海上王国行将要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彼时的董建华四处奔走求救,动用了父亲在日本、台湾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却一直无果。不仅台湾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日本方面也拒绝推延交货时间,这对于资金短缺、船舶过剩的董家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汇丰银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华提供了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一家大陆银行为其分担了5000万美元,这家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这是董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从此,董氏集团的兴盛和大陆再也分不开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华获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东的1.2亿美元注资。这次注资至关重要,两个月后董建华宣布公司重组计划,并随后乘风破浪,于1990年偿清了所有债务,开始赢利。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由于他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这一次注资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次神秘注资,传说很多,最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注资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来自大陆方面。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曾经六七次反复问他,他才勉强谈到“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之后,董氏集团开始扩展大陆业务,并最终于1989年完成宇宙号的上海首航,阔别40年后重回内地。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基都到场祝贺,江、董二人交谈愉快,这是董第一次与大陆高层领导人“亲密接触”,这或许为董之后当选特首埋下了伏笔。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开设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火柴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死得早,没遇到后来的运动,可称他的幸运。与他同期的商人卢作孚,在“三反”期间,就被他的养子揭发为在公私合营期间,收买公方代表。而所谓“收买”,不过是吃了一顿饭。
      在“三反”运动中,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终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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