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环境维权变形记】变形计最好的住宿环境

时间：2020-02-14 07:29: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云南曲靖的兴隆村，曾几何时，这里山清水秀，人们世代务农。然而，自从1988年当地陆良化工（近日出事的陆良和平科技的前身）投产之后，这个山村的命运，猛然拐弯。　　由于化工废渣的非法丢放，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叉冲水库遭受致命侵袭。雨水冲刷和渗透之下，总量达5000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逐渐把这座容量20万立方的水库变成恐怖的“毒源”――致命的六价铬，最高时超标200倍。
　　空气刺鼻、稻谷绝收、河水变黄，牲畜生病，村里人开始掉头发，脚底长疮，有人得了怪病，陆续有村民非正常死去。这几年，情况日益严重。
　　
　　“千人上访没撼动化工厂”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村民们仅有的选择是上访。
　　47岁的兴隆村二组新村村民王楼先的父亲患有肺癌。他说化工厂位于村子上游，建厂至今，南盘江的水一直受污染严重。2008年，他家获得了化工厂赔偿的8000多元，2009年又得到一部分。“我们整个村委会去上访了不下1000多人次。”新华社报道称，面对上访群众，当地环保部门领导甚至劝说“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
　　对此，媒体报道说，“千人上访并没有撼动化工厂。”
　　浙江丽水市莲都区仙渡乡皂树村也在演绎着相同的故事。
　　据《检察日报》报道，皂树村村民祖祖辈辈以种水稻和柑橘为生。然而，从2005年起，钼矿开采污染了饮用和灌溉水源，许多村民突然搬走了，因为在村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山上流下的水有毒”。
　　留下的村民开始了上访之路。“把我们抓去关了半个月，说我们无理取闹。”村民张建平说。
　　从张建平提供的几份拘留证复印件看，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张建平被拘留过3次，另一上访村民冯翠云被拘留过4次。
　　与其他上访一样，因污染而奔波的上访者常常遭到拘留，或者被送进“学习班”。
　　2010年7月16日，大连大窑湾港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的大量原油流入大海，给水产养殖业造成重大损失。渔民们求诉无门，也走上前景莫测的上访维权路。
　　经大连市驻京办官员“搭桥牵线”，四名访民被带至中石油公司信访办公室。他们尚未完全表明来意，中石油信访办有关负责人便打断了谈话，称“事故发生当天，中石油已与大连市地方政府沟通，拿出了赔偿方案”。
　　在此之前，渔民已多次分批进京上访，但都是没有结果的“一日游”。
　　
　　除非“出了大事”
　　2009年5月，浏阳镇头镇双桥村年仅44岁的罗柏林突然异常死亡，经湖南省劳卫所检测，死者体内镉严重超标。一个月后，61岁的村民阳术之因呼吸系统病症入院治疗，但不久也不治身亡，湖南省劳卫所检测其尿中的镉超出参考值达4倍多。
　　罗柏林死亡后，家属及附近村民怀疑其因镉中毒致死，组织200多名群众到镇中心医院和镇政府提出相关诉求。6月7日，部分群众以政府没有兑现承诺为由准备集体上访省政府。第二天，30多名群众在湘和化工厂出口处堵路。
　　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出动，“镇政府的干部已经连续70天没休息过了，而我们浏阳市指挥部的人也已经连续工作了40多天了，其中有十多天是在这里通宵工作的。”浏阳为此设立指挥部，下面成立综合协调、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帮扶和维稳等八个小组，小组以下是多达几百人的驻村干部，他们每四人一队组成工作队，分工合作处理镉污染事件。
　　
　　诉讼几无路？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调研，环境污染引发上访数量有升高趋势，约占农村上访数量的两成。
　　污染受害者为何喜上访而不喜上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分析说，这有支持环境侵权赔偿的实体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受害者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事人举证存在技术障碍等原因。
　　据《法制日报》报道，近年来环境投诉逐年增多，但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增长。
　　大连漏油事件后，大连天正水产有限公司损失惨重。该公司以河豚鱼等名贵鱼养殖为主，主要出口日本。事故后，已遭日方退货三次，损失近亿元。
　　该公司一位张姓副总表示，事故发生后数天，该公司一纸诉状递交到大连海事法院，“当地政府很快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撤诉，大连海事法院也不受理我们的诉讼。”
　　中石油对待赔偿问题还是一片沉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石油公司（BP）在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主动进行赔付。美国司法部和BP共同宣布，双方谈妥共计200亿美元的墨西哥湾漏油赔偿基金方案。BP向该基金注入了首期30亿美元资金，向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受害人和受害企业提供赔偿，并将一直持续到2013年。
　　中国养殖户们不能理解的，不仅仅是BP与中石油截然不同的态度，还有当地政府前后对同类事件处理的天壤之别。
　　2005年4月7日，载有12万吨原油的葡萄牙籍“阿提哥”号油轮原油泄漏。浮在海面的原油顺风漂向大连开发区沿海六个乡镇、街道几十公里的海岸线，220平方公里的养殖海域被污染。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帮助渔民取证，进行损失评估咨询工作，还邀请辽宁省竞业律师事务所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参与事故处理。当时大连海事法院临时借用大连开发区法院的审判大庭作为临时收案庭，百姓们在律师的带领下来到法院办理立案手续。法院共立案117件，总标的额达11.6亿元。其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阿提哥”号提起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诉讼。
　　然而，“7.16”爆炸泄油事故发生后，养殖户发现大连市的律师事务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声，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也未能“站出来”。
　　“我们的国企就这样被政府一次次惯坏，毫无愧色地把巨额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如果污染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救济，环境正义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律师夏军如是说。（资料来源：《新世纪》周刊第417期，《大连油污无赔偿》，作者张瑞丹；《钱江晚报》第8992期，《镉污染，害苦了兴隆村》，作者王曦煜）
　　
　　“如果污染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救济，环境正义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资料来源：8月22日《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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