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为何总在“薄弱校”?:校园暴力 红校裤 男
时间：2020-02-12 19:1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上海“熊姐”到昆明11名中学生殴打女同学――近年,校园暴力事件时常出现在我们眼前。中国的校园暴力,有集中于某一类学校的特征,有学者认为,这与学校分级的制度有很大关系。
冰山下的校园暴力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姚建龙,在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上课时,都要做一个小型的调查:从小到大在学校里,受到过同学的欺负或者欺负过同学的人请举手。姚建龙告诉记者,一个班一般有七八成的同学会举手。他接下去说:“包括目睹别的同学之间殴打、欺负行为的人也一起举手。”每次的结果,几乎都是100%。
作为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和青少年暴力现象的法学专家,姚建龙说,他的这些调查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校园暴力在中小学中普遍存在,只是我们过去不愿正视它。
2008年,一段上海女学生殴打女同学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后被称为“熊姐事件”;2010年年初,昆明官渡一中11名男生殴打一名女生的视频,再现网络。经媒体报道后,两起事件中的受害女学生曾经不愿承认被施暴的事实――从某种角度看,这还得归功于网络,如果不是参与学生出自“炫耀”或者其他的心理,将视频在网络上播放,如此严重的伤害事件,很可能会与成千上万的暴力事件一样,被孩子们“守口如瓶”,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类似的视频仅仅暴露了校园暴力的冰山一角。
由于对“校园暴力”一词含义的解释不同,不同学者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次调查中,结果都显示出,中小学校中暴力现象普遍存在。
在徐久生主编的《校园暴力研究》中,作者在2003年对北京市的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61.7%的学生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学校中发生过学生被打的暴力事件,学生被抢、老师被打、社会人员来学校寻衅滋事的学生分别为42.1%、32.1%、43.6%。在他的报告中,与在校师生直接有关的暴力行为,均可界定为校园暴力,包括生理上的暴力行为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侮辱、勒索、使他人丢脸等)。
另一个调查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讲师宋雁慧,在2004年到2005年完成的。在对北京市7所学校学生进行调查后,宋雁慧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区分学校类型,25%左右的学生(包括施暴者和受暴者)涉及校园暴力。
尽管已有数次调查,但宋雁慧坦言,中国的校园暴力调查还非常落后,她自己的调查也只能反映特定城市某些学校的情况,要了解中国的校园暴力的真相,需要更多和更大范围的调查。
“鸵鸟政策”
即使在学术层面,国内针对校园暴力的研究,不过只有约30年,实证调查更是非常稀少。而在教育界和普通公众中,校园暴力的存在和严重程度总是很难被接受,大家关心的是学校师资怎样,升学率多少,“重点”还是“非重点”,却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学校并非“暴力真空”。
由于缺少研究,学者们对“校园暴力”的定义不尽相同。姚建龙认为,校园暴力是发生在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师生与外来侵入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发生暴力行为的场所除了校园、正常的教学活动中,还包括上学放学的路上。姚建龙说,当他与相关政府官员讨论的时候,一些人甚至都不愿意提及“校园暴力”这个名词。
管理部门的态度,也决定了学校负责人的态度。中国学者们反映,国内校园暴力调查难以开展的原因,有很大部分来自学校管理者的不配合。“如果你跟一个校长说你希望去他的学校做校园暴力调查,他会觉得你在说他的学校有问题,秩序不好,影响学校的形象。”姚建龙告诉记者。所以,很多学者在进校开展调查时,必须挂上“校园安全调查”之类的“幌子”,以尽量降低学校管理者的敏感度。
事实上,校园暴力在所有国家存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校园暴力的高发区。但在中国以文化考试为核心教育环境中,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学生家长,都紧紧盯着教学成绩,校园暴力现象的存在一直难以被接受。所以,校长们的苦衷也很容易理解,如果一所学校承认校园暴力的存在,难免成为危险的“出头鸟”。
这样的“鸵鸟政策”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除了学生自己,校园暴力事件很难被学校管理者和家长知晓。往往是一个严重的伤害事件发生后,成人们才发现,暴力事件在学校里几乎天天发生。
宋雁慧很羡慕美国的同行们,他们要想得到美国全国范围内校园暴力相关数据和案例,就要简单得多。美国的教育系统内有完善的校园暴力事件统计系统,各个学校会将自己学校的暴力事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每年出版“白皮书”,公布统计数据和案例。有了海量的数据,学者们就可以找出校园暴力事件中的规律,以寻求防范校园暴力发生的方法。
未成年人的世界里,总是有很多成人难以发现的秘密,校园暴力的“种子”同样潜伏在他们的世界里难以被发现。宋雁慧介绍,基于大量的案例研究,美国一些学校中,建立了校园暴力的早期识别系统,学校管理人员和老师,在发现学生中的一些异常情况时,会将这些信息汇总和分析,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比如说,学校食堂师傅发现一个学生几天不来吃早餐,他会把情况报告给老师,老师有责任去调查学生是否受到勒索。”
打打架有那么严重吗?
“打打架有那么严重吗?”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以下简称未检科)一位办案人员,在教育聚众斗殴案件中的学生时,被学生这样反问。
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年少轻狂时的冲动之举,仅仅是个可以用来怀旧的笑话。今年奥斯卡提名电影《在云端》中,就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情节:人到中年的男主人公带着女友,回到家乡,闯进儿时的母校,男主角指着校园一处僻静的楼梯角落告诉女友,这就是他当年打架的地方。
在姚建龙看来,能够笑谈年少冲动的人,可以算“幸运儿”。他解释说,犯罪学研究认为,未成年时期曾经有暴力、越轨行为的人,犯罪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人,这就是校园暴力必须受到重视的原因。
姚建龙介绍说,青春期冲动是未成年人特定生理阶段决定的,很多未成年人在这个阶段,都会有罪错行为,比如逃课、偷东西、打架等等。但是大部分人不会把未成年时期的罪错行为,带到成年阶段。
究竟哪些因素会让一部分人把少年时期的罪错带到成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其中被广为认可的因素,包括家庭中父母的不和睦;受交往圈子中他人的影响;以及在学校里经常目睹、实施暴力。“在暴力的环境中,小孩子以为暴力是最简单和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就会学着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他遇到的困难。”
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顾小琼,也注意到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这样一个特点:大多数暴力事件参与者的动机,都不过是“从众”和“效仿”。在这个科室处理的有在校学生参与的案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单独犯案的案例,不管是斗殴还是抢劫、勒索,多数情况是学生之间,或者学生与社会人员之间拉帮结派,一个人领头、几个人起哄的形式。
一时的冲动和起哄,往往是未成年暴力事件发生的导火索。上海市一位检察机关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一起典型的学生之间聚众斗殴案件。一名学生与另一名学生为女孩争风吃醋,两人相约放学后到一所公园内“解决问题”,两方分别叫上了自己的朋友、同学。见面后,几句话挑起了冲突,双方就拳脚相加打起来。其中一方主犯学生,事前从家里带来管制刀具,将对方学生砍成轻伤。
“我们问这些学生:像这样打架不是第一次吧?几个小孩都笑了,表示默认。”检察人员告诉记者,学生们认为,打打架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这一次“意外”犯案,完全是因为主犯一时冲动带了刀。
这样的案例正好印证了姚建龙的观点:如果学生身处校园暴力多发的环境,或者经常参与暴力事件,他们就更有可能将普通的暴力升级为伤害更加严重的违法犯罪。
坏事为何总出在“差”学校?
在中国,校园暴力并未引起多数家长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家长相信,自己的孩子就读于校风良好的学校,他们需要担心的是学生的成绩,而不是是否受到暴力的影响。
事实的确如此,在层层考试筛选之下,大多数学校有着良好的生源和乐观的升学率,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绝少发生,而轻微的欺负、言语上的侮辱、恶作剧等等,并不被家长们看作“校园暴力”。几乎所有比较严重的城市校园暴力事件,都集中在职技校和城乡接合地区的学校。
宋雁慧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她把生源较差的、处于城乡接合部、校风和学业成绩较差的学校,叫做“薄弱校”,也就是所谓“差”学校。在她的调查中,学校中涉及校园暴力学生的比例,如果不区分学校类型是25%左右,在“薄弱校”中,这个数字是50%。
西方学者很早发现了校园暴力的这个特征,美国一个关于校园犯罪的调查显示,50%的暴力事件发生在7%的学校中,这些高发的学校包括黑人聚居区的学校等。校园暴力集中于某些学校的现象,被学者叫做“丛生论”。宋雁慧介绍说,虽然校园暴力“丛生”是一个客观的特点,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校园暴力集中在“薄弱校”,而“薄弱校”的出现是由教育制度人为制造的。
宋雁慧所做调查中的“薄弱校”,地处城乡接合部,很多学生的父母是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比较低,学生成绩普遍较差。宋雁慧认为,如果教育资源能够实现真正的公平,根本上取消“重点校”制度,应该可以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
由于缺少大规模的调查,中国校园暴力“丛生”现象,很难有准确的数据支持,但如果我们承认,在校学生犯罪事件的背后,有大量未被发现的校园暴力事件,那么从学生犯罪案件中,可以看出“丛生”的端倪。
上海市所有区县检察院都设立了独立的未检科,记者走访了2家处于中心城区的区检察院未检科,他们的数据显示,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本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占比例非常小,但在本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校学生涉案的,几乎全都是职技校学生,也就是宋雁慧所指的“薄弱校”。而普通学校学生犯案的情况,几年也碰不到一次。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只有文化考试成绩这一个标准。一个成绩好的学生,他已经被社会和家长认可,而那些成绩差的学生,一直被忽视。当这些学生因为考试成绩的分层,来到所谓差学校,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身边都是类似的人,互相之间的认同感会非常强。一旦受到别人的鼓动,这些学生就有可能失去理性而参与暴力。”顾小琼说。
因为校园暴力事件常常有拉帮结派的特点,尽量避免有暴力冲动的学生在一起互相影响,可能是一个避免暴力事件发生的方法。上海市一家检察院未检科在案件跟踪帮教中,就尝试了这样的方式。
据检察官介绍,他们曾经跟踪帮教因抢劫被判刑的6名学生。帮教人员与学校协商后,将原本在一个班级的6名学生分拆到6个班,让他们尽量减少互相之间的影响,然后辅以一对一的教育、加强放学后的管理等方式。帮教结束后,学校和家长都反映几名学生有了明显的改变。
检察官说,帮教结束那天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结束以后,6名学生自发地站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送别帮教人员,并深深鞠躬,这让帮教人员非常感动。学生毕业实习以后,实习单位反馈的信息也表明,他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好。
区分学校等级和择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尽公平的制度,从预防校园暴力的角度,也被认为容易让某些学校成为校园暴力的高发区。近几年,反对择校制度的呼声从未停止,但效果却并不明显。
2009年,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力报道下,媒体掀起了声讨北京“小升初”择校制度的热潮。由于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为了进入优质的中学,学生们参加各种培训班、考试,家长则托关系、走后门,苦不堪言。
中国教育的现状是,单一地以文化成绩来考核学生、教学资源不能平均分配。只要这样的现状的存在,媒体的呼吁还是无法改变择校之风,而在层层筛选之下,必定有一部分学生聚集在“薄弱校”里。
防范的难度
“校园暴力不可能彻底消失,我们要做的是让校园暴力尽可能少地发生。”姚建龙说。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因为多数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集中于“薄弱校”,针对“薄弱校”学生的防范就显得很重要。
“我觉得,职技校课程设置就不太适合学生。”上海一位前职校负责人对记者说。他认为,对于职技校学生,还是应该强调职业技术的培训,而目前文化基础课程占了很大比例,“你叫他读文化课他读不进,精力多出来,就有可能做坏事”。一位检察官对此也有同感。她接触的一些职技校学生,文化成绩很差,但职业技能很好。在自己的职业技能方面,这些学生显得很有自信,这样的学生就很少有罪错的冲动。
在实践中,检察官还发现,“薄弱校”容易发生校园暴力的情况,并不是不能改变。这家检察院未检科从2006年开始,与职技校联手防范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在采取了跟踪帮教、法制教育等方法后,从2008年开始,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明显减少,2009年全年未发生一起案件。
虽然法制教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位检察官认为,法制教育对于防范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暴力行为,常常是一时冲动,如果让他们知道后果,起码会有一点顾虑和约束感。”但过去学校的法制教育,方式非常老旧,学生往往听不进去。
校内的管理相对容易,上海市区在校学生的暴力事件,几乎不会发生校内,网上流传的“熊姐事件”、昆明官渡一中暴力事件,也都是发生在校外,所以对于学校来说,放学以后的校园暴力防范,显得非常棘手。
对于所有未成年人来说,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家庭和社区中,学生的暴力行为,与家庭的影响关系密切。记者采访的检察人员介绍,在他们办理的学生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涉案学生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家庭环境都不够健康。“很多人的家庭父母不和睦,或者家里有人有犯罪记录,或者家庭中就存在暴力行为。从某种角度说,这些家长本身是需要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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