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土壤里开出鲜艳的理论之花_方志学理论著作
时间：2019-05-11 03:3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者中，有一位新方志理论名家，他就是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梁滨久。 198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梁滨久得以聆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用新资料、新观点、新体例和新方法编修新方志的讲话，对新方志编修工作有了最初的认识。1982年9月，他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刚成立不久的黑龙江省地方志研究所（即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为地方志事业奋斗的历程。而在这30年中，贯穿着他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方志理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获得方志学术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成为他最大的业绩。
梁滨久从事方志理论研究的志向，还得从1983年说起。3月，学习了时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会长梁寒冰在《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上发表的《贯彻十二大精神 开创地方史志工作的新局面》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建立，是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10月，他的一篇题为《借鉴〈史记〉，写好方志人物传》的论文被选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在会期间，结识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已了解梁滨久近期理论研究情况的董一博在与其交谈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章学诚”，从此，他下决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从事方志理论研究，争取做新方志理论的建设者。他说，修志工作有三大任务：一是编修新志，二是整理旧志，三是建设新方志学。前两项都有具体任务，而后一项则是自觉自愿为之，我就是想为新方志学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功夫不负勤奋人，梁滨久在繁忙的地方志工作之余，热心方志学术理论研究，终于开出了鲜艳的理论之花，总共撰写发表方志论文、文章600多篇，出版《方志学新论集》和《梁滨久方志文集》，参与主编（任副主编）大型方志学工具书《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项目《中国方志通鉴》方志理论部分的编写，应邀参加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论证会议并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起草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论文多次获中国地方志协会和省地方志学会优秀成果奖，被地方志人物丛书《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誉为“新方志理论锲而不舍的建设者”。
要说梁滨久方志理论研究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量多、质高”先说“量多”。30年来，每年平均发表方志论文、文章二十三四篇，为全国方志同仁中之最。尤其是在他退休后的8年间，即从2003年到2011年还发表论文、文章200余篇。今年3月9日，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机关党委举办业务培训班，请梁滨久为全体干部职工作题为《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的讲座，讲到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撰写的论文、文章已达23篇。听了他的介绍，大家深感惊叹。
再说“质高”。梁滨久所写论文不嚼别人嚼过的馍，往往能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观点，如关于方志性质这个方志学核心理论，共撰写40余篇文章，将方志性质定义为“记述一个地方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认为“资料性著述”的方志性质说是在解决方志资料性与著述性根本矛盾过程中经过总结而形成的，是修志实践升华为理论形态的表述。自2005年起，提出关于方志性质的许多带有突破性的新观点，厘清了和方志性质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提出了方志性质是由属性、特性和本质属性构成的系统概念之说，并认为此说对科学界研究事物性质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论述了方志属性之“多”与性质定义之“一”的辩证关系；对方志性质诸说进行了最大整合，肯定了诸说均具有合理因素，但须确定其本质属性；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作出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的结论后，仍强调要加强方志性质理论研究，对如何深入进行方志性质理论研究做出全面论述。再如提出“志学”概念，认为“志书”是包括地方志书在内的整体概念，包括全球志、洲别志、国别志、国家志、地方志、专门志等，地方志书只是志书之一种，研究方志的学问是方志学，研究志书的学问自然就是志学。从志学思想出发，倡议编纂中国国家志——《中国通志》。认为包括一统志在内的全国性总志都是断代志，且系地志总汇，因而其实质是地方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志。撰写7篇文章，论述中国国家志的编纂根据、伟大意义、时机条件、取名以及具体运作等，并提出以国家志为龙头、地方志为龙身、专门志为龙尾、中国志业巨龙腾飞的宏大构想。
关于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方志界都是进行横向研究，即指出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都有哪几个主要方面和观点，而梁滨久独创从纵向研究，将其方志学思想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即早期，大体上从乾隆二十三年到三十七年（1757—1772），也就是在他21岁到35岁时，这是他方志学思想的雏形期；中期，大体上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773—1788），也就是在他36岁到51岁时，这是他修志实践中的探索期和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过渡期；晚期，大体上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六年（1789—1801），也就是在他51岁到64岁时，这是他方志学思想的成熟期、形成方志学理论体系的时期。最后总结说：“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形成到探索中前进再到理论上成熟的发展过程。这按哲学说法就是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2002年，他在方志界率先提出要建设学习型地方志机构，其倡议文章的发表被遴选为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之一，刊于《中国地方志》杂志上。像这样重要的创新观点有数十个。
梁滨久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理论成果，得益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大量知识的储备。他首先不是书斋里纯做学问的学者，而是一个地方志实际工作者，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到省志办工作初期，负责县志的编写指导，兼起草办里的文件和会议材料。1985年提拔进领导班子之后，一度负责全面业务工作，后又担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志》副总编。自1992年起，任《黑龙江史志》副主编、主编直到2003年，其大部分时间里是既当主编，又当编辑。在本职工作之外，还有大量业界工作，如为100余部省市县志撰写评论文章，为几十部志书审稿，外出讲课，担任顾问，参加上百部志稿的评议等等。常常最早上班，最晚下班，30年几乎没有休息过双休日和节假日，常常把“黄金周”当作黄金工作学习日，因为这时最安静，工作学习的效率最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周有一两次到办公室，干到下半夜凌晨才和衣而卧，天明照常上班，正常工作三四天，恢复异常疲惫的身心，为再次拼搏作准备。所谓“正常工作”也是工作学习到夜里11点钟。2003年退休后，并不比上班时的工作量小，担任《尚志市志》主编和几部区县志的顾问以及一些志书的责编工作，每年的审稿量都在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业界工作仍然很多，如近一两年，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方志出版社交办的工作就有《方志百科全书》的专家评审工作、《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专家评审工作、《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集的评选工作、《中国地方志书精品工程》专家评审工作等。仍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仍然不休双休日和节假日。勤奋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际工作经验，熟悉了地方志工作全面情况包括存在的问题，为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除从事实际工作和进行理论研究之外，他还挤时间学习方志学及各门科学知识，各省市的方志刊物每期都浏览，凡出版的方志理论书籍和论文集都尽量弄到学习，学过就做资料卡片，卡片积累了上万张。为了适应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要求，他学习多学科知识，各科学习剪报和笔记有60余本，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民俗学、法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国学等等，仅哲学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等十几本书和百余篇论文。为了跟上现代科技发展的步伐，还自学掌握了计算机技术。他认为，做一个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做好工作是目的，搞好学习是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助推器。这三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其实他自身就是一个将工作、学习、研究三者很好结合起来的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大量的知识理论储备，不仅使他在地方志工作中得心应手，而且为他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知识与理论基础。
由于梁滨久同志在工作、学习尤其是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突出成绩，不仅在全国方志界享有盛誉，而且省志办领导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黑龙江省地方志事业的一面旗帜”，号召全省地方志工作者向他学习。近日，省志办已将他的《优秀人才事迹》材料报给了省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