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秀:毕飞宇玉秀的结局

　　一　　她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上午会成为她的噩梦。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好的天气。长久的雨把一条狭长逼仄的木板街巷弄得湿淋淋的。那样的天气里谁的心情都好不到哪里去：到处都淋湿，没有一处是干的，长街里漫上来的水汽把墙壁、床铺、屉柜、被褥、衣服全都沾上了霉气，雨再下下去人都要发霉了，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心里乱糟糟的，陡增了愁绪。人们被关在屋里，不能出门去，店铺里也没有什么生意，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雨越下越大，酒越喝越多，聊着聊着就聊到雨上，最后都不言语了。
　　这一家人也是。公公坐在柜台里，发牢骚道：“这雨下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婆婆倚在门边，仰头望天，一会儿说：“也该停了。”婆婆这样的话语不知说过多少次。她每天都站在那里望天，都说这样的话，可是第二天还是下雨。玉秀看看无事，又没有生意，能有什么事？也就上楼去。倚在窗前，望着这条长街：一条长街黑蛇一般自东向西蜿蜒而去，这时候全都笼罩在白的雨里。
　　说来也怪，到了半夜，雨就停了。第二天早晨，日头出来了。人们好久没有看到日头了。阳光金子一般倾泻进来，笼在长街里的那层雾渐渐散开了。人们打开铺门，走到街心上来，望着那一条狭长的天空，欢呼起来：“多好的天气！”他们都快被这雨逼疯了。不仅心里压抑，更要命的是囤积在铺子里货物：大米、面线、香菇、海鲜等等，这些干货一受潮就要发霉。打开木质的囤盖，有些粮食上面都泛一层绿了。这下好了，所有潮湿的东西都可以翻出来晾晒。多好的阳光啊！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觉得日头好、阳光的珍贵，忍不住伸过手去抚一抚，似乎要抓一把阳光，把它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可是偏偏这时候，阿兴出事了。
　　阿兴是玉秀的丈夫。他是回来度假的，没想到被雨困在家里，看看天晴了，想出去走走，透透空气。走走就走走吧，这样的天气谁不想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玉秀看他走出铺门，往东街走去，也不在意。他是朝着太阳走去的，那是阳光的方向，后来玉秀想，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没有看到有人在土台底下打枪。阿兴是想到土台上去的。也许他想，站在那样的地方能望到更远的地方，能享受到更加美好的阳光。然而他的头刚刚从土台瞭望窗口探出去，一颗子弹就射中了它。
　　那一刻，他看到阳光了，最耀眼的阳光，一瞬间，一颗太阳变得无限大，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飞起来了，羽毛一般的轻，然后缓缓、缓缓地落下去。
　　听到枪声，长街里的人都惊呆了。人们正沉浸在美好的阳光里，还没有反应过来，一颗子弹的尖叫声就把那祥和欢乐的氛围划破，把大家的心弄得七上八下。“哪里打枪？”“怎么会有枪声？”“好久没有听到枪声了，出了什么事？”有人朝枪声传来的方向跑去。
　　那一刻，玉秀正坐在阁楼里绣一只虎头帽儿。她的肚子一直没见动静，婆婆说：“咱们的孩子呀，可能还在哪里待着，还不来，做一做孩子的衣服、帽儿，孩子见了喜欢，说不定也就来了。”这样的好天气，她也想出去撒欢，可一个新媳妇，不是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了，是不好出去瞎闹的。想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坐在阁楼里绣起来了。这时候，听到一声枪响，长街里的人叫喊：“阿兴，阿兴出事了……”她从窗户里探出头去，望见长街里的人一窝蜂朝东面跑去。那一刻，她觉得天塌下来了，手里的针线缓缓落下。
　　
　　二
　　她以为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从海边的渔村嫁进这条长街，她以为她的未来已经安妥，只要她愿意，美好的生活从此铺开。那一年她十七岁。十七岁是个充满憧憬的年龄，一个怀春的女子在这样的年龄里该有多少幻想啊，何况她嫁的是这条长街里年轻俊秀的读书郎。女伴们都羡慕她，说：“玉秀，你这是作小姐去。”在海边的那个渔村里，她的娘家算是个家境殷实的人家，可是靠海为生，少不了风吹日晒。嫁进长街里，日日坐在店铺里，不用做什么重活，把皮肤阴得很白，这在人们看来已经算是很好命了。玉秀也是这样想。可她不这样说。她说：“还说不定呢。说不定是去受苦呢。”女伴们说：“受苦？你不去？你不去很多人想去呢。”玉秀说：“爱去你们去。”一群女子便在那里嘻嘻哈哈闹起来了。
　　小姐公子的事情玉秀知道的。玉秀没有读过书，那时渔村里即使再有钱的人家的女子也是不读书的，但是她可以通过戏台上的故事了解到。闽南这片土地上的乡村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做普度——寺庙里的佛生日。每年到了那样的日子，村庄里便要演戏，一连几天，十分热闹，一方面娱神，一方面娱人。戏台上这一类故事反复上演。这些渔村里的女子们，便是通过戏台上的故事去构想自己的未来，猜想自己的人生。玉秀也是。然而大多数人只是一种幻想，只有玉秀梦想成真。玉秀的梦想变成真实的原因不是因为她的家境好，而是因为她长得俊俏：一个清清爽爽的渔家女子，健康、挺拔、俏丽，又带着几分娇羞，这样的女子谁见了不喜欢？她只跟她爹进过一次长街，就被婆婆看中了。
　　事情出于偶然。刘家的店铺做的是食什生意，卖的是干货：山里的果子、香菇、竹笋，海边的鱿鱼、鳗鱼、乌贼、紫菜，晾干了，弄到长街里来卖。刘家是她家长期的客户，每次到长街里来送货，都是爹一个人。那一次，因为听说了长街里的热闹，她想到这里来看看，就跟着爹到这里来了，没想到被婆婆看上，作了刘家的媳妇。婆婆也是海边长大的人，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孩子，健健康康，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也壮实。”她不喜欢长街里的女子。长街里的女子阴得很白，没有劳动，腰肢瘦小，似乎风一吹就会倒。婆婆看了直摇头。婆婆看定了玉秀，托了媒人说了媒，拾掇一下，见一回面，彼此没有意见，婚事就成了。订了婚，送过彩礼。玉秀就这样嫁进长街里。
　　玉秀是一个多情的女子。一个多情的女子怎能不憧憬美好的生活呢？那一天，她坐在花轿里，在鞭炮声和锣鼓、唢呐的演奏声中进入这条长街，那一刻，她真的以为自己成了小姐了。
　　这是一条十里长街，街面不宽，两侧是一溜排开的手巾寮式的木板房屋。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开店：沿街是铺面，后面囤积货物。那是闽南这一带最长最热闹的街道了。在闽南的这片区域里，贯穿南北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西面靠山北达福州南抵泉漳的官马大道福厦路，一条是东面靠海沿着惠安辋川一路往北蜿蜒穿越泉港山腰、后龙直达仙游枫亭的这条长街。如果说西面那一条是官路，那么东面这条便是商路了。 　　那时正处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条木板长街里商号林立。当地实业家肖碧川在肖厝港修建私人码头碧霞洲，雇佣远洋轮船公司船只贩运货物，并在这条长街里设立肖记轮船代理行，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商业的发展。长街后面几十米就是海，那里有一个小型码头，大米、布匹从海上运进来，用小舢板运到码头，搬上岸，弄进这条长街；山货海鲜在这条长街里汇集，再从碧霞洲码头运出去。那时候，长街里甚至出现多家私人票局，其中美沅票局最负盛名，不仅省内，省外的上海也可以流通。一时间地方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玉秀嫁进这条长街里，正值长街最为热闹的时候：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学士、乡绅、猎户、渔夫、农民，各式手艺人，贩夫走卒，一应人等，都在这里汇集。一时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市街。
　　对于这桩婚事玉秀心里还是挺满意的。满意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条长街和那个小渔村比自然是个好地方，二是嫁的这个读书郎人才俊秀，符合她的理想，所以每一天心里都像喝了蜜似的甜滋滋的。嫁的这家，虽说不是多有钱，只是在沿街开个铺面，卖个山货吃食，倒也不用仰望谁的脸面，过着悠闲自在的神仙一般的小日子。公公只管做生意，婆婆是个开明人，凡事不爱计较。这样的日子她没有理由不满意。回到娘家，父母看她穿着体面，出手大方，也觉得女儿嫁对人家了。
　　只是刘家的独生子阿兴自小受宠惯了，有些任性，虽说已经十八岁了，做事还很莽撞。去城里读书，增加了见识，心已不在这街巷里了。在动荡的年代里，因为闽南人固有的一腔热情，加上学校风气的影响，逐渐和进步学生走得近了，常常逃学上街，夹裹在游行的队伍里。父母在乡下自然无法管束得住，琢磨许久，想出一个办法：私底下替他拣定一个女子，决定用乡间普遍而又笨拙的办法来拴住他的心，缚住他的手脚，不至于他到处瞎闯太危险。
　　办法好倒好，阿兴看玉秀顺眼，倒不厌烦，也不用强按头脑，欢欢喜喜拜了堂。一开始的几个月里，也像新婚的人一样，有点儿乐不思蜀，每日只管关在家里，连起床也变得晚了，似乎沉醉在温柔乡里。起来了，也能像个大人，在铺子里帮助父亲搬个梯子、扫个柜子、收个钱、递个货什么的。到了傍晚，却学城里人模样，和玉秀一起，携着手，到海岬那边去散步。母亲林氏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想，这下好了，说不定明年就可以抱上孙子了。在她看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生活总要偏离人们预想的轨道，尤其在那样的年代里。
　　一天，一个陌生人偷偷送来一封信。阿兴看了信，第二天就吵着要出门去。宠惯了的孩子，父母是劝不住的，玉秀一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自然更不好说话了，只好放他出门去。外面的形势已经如火如荼，现实的社会引起年轻人的极大不满，民族情绪一时高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乡间待得住？从此他比以前更少待在家里了，经常出去。偶尔回来，也是急匆匆的又走了。起先玉秀想，也许他有大志向——男人有大志向是好事，女人不能成为他的羁绊，因此尽管心里多少有些委屈，也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心里寂寞得都长了草了，闽南女子那种吃苦耐劳的本性又来劝慰，克制住一切想望。可是阿兴一去数月，有时甚至一年也不回几次家，夫妻的感情渐渐淡薄了。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以前的梦想，心里也只有苦笑。可是生活还要按照原来的样子进行下去，不容你有一丝犹豫。恪守妇道，这是妇人的本分，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
　　她家的门前，有一道牌坊，站在廊檐下一抬眼就可以看到：四柱，三门，三层楼阁，十分高大。她听婆婆讲，清朝光绪年间，老街里一个姓刘的男人早早去世，他的妻子柯氏没有改嫁，抚育孤儿。儿子长大成人后，娶妻王氏。不久客死他乡，留有一孤。王氏守身尽节。光绪二十四年，王氏去世，老柯氏一人含辛茹苦抚养孙子。朝廷知道这件事后为了褒扬柯氏、王氏的美德，立了这个牌坊。她看过牌坊，柱子上有一副对联：帝有恩言倬楔双标姑妇范，天赏苦节桂兰继起子孙贤。贞节牌坊在封建社会是比较普遍的，在闽南一带却很少见，也许只有长街里的这一个了。
　　一个人待在阁楼里的时候，看着这个牌坊，她一面想念自己的丈夫，一面慢慢理解了守节的苦处，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了茫然的情绪。
　　他们虽然还未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她还是会想起那些恩爱的日子：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啊，你可曾想起家里的女人？相聚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分别的日子总是那么漫长。这个渔家多情的女子哦，心是受到了冷落，因此也失去了欢笑。一个人苦思冥想：既然不是为了功名，那又是为了什么？这一点他不肯说。想不明白，她的心愈加变得愁肠百结了。
　　对于这件事，公公婆婆也很不自在，毕竟自己的儿子做得不对，是刘家人亏欠了她，因此待她更加好了，说话也是轻声细气。爹娘自然知道这件事，然而清楚亲家是厚道人，不是有意亏待自己的女儿，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再说女婿也不是在外面做什么坏事，只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虽然说这种事业看起来有些危险，可毕竟未见有什么太大的麻烦存在，也不好责备他什么的，因此两家人表面上还是和和气气。娘劝她：“女儿啊，忍忍吧，也许过几年他就收心了。”爹是心疼女儿的——自己的女儿谁不疼？可是说：“谁年轻时候不是这样？”娘骂他：“都这样了你还胳膊肘往外拐替他说话？”爹说：“有些事情不能老钻牛角尖儿。”她知道爹是在宽慰自己，说：“娘您别说了，我知道爹的意思。”娘哪能不知道？可她心疼女儿呀，看他们这样子，也就不说了。
　　
　　三
　　这个春节，阿兴回来了，一家人格外欢喜。他似乎是察觉到自己冷落了新娘子了，处处顺着她的意思，待她比新婚的时候更加温柔体贴，而且恢复了傍晚带她去海边散步的习惯。春天闽南的天气有些清冷，尤其海边风大，他特地把时间提前到更早。又带她到街上各处去行走。嫁到这条长街里几年了，除了中街这一段，她还从未往外去。毕竟是新媳妇，丈夫又不在身边，不好抛头露脸。现在好了，丈夫回来了，让她重新体会到做新娘子的感觉。几年的时光，她都觉得自己的心空成荒草滩了，现在一切又回到从前，让她的一颗心又重新活泛过来，似乎是有阳光把心里一层厚厚的冰雪融化了。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太阳。她重新有了幸福的感觉，一切就像梦一样。 　　不仅她高兴，公公婆婆也高兴，什么事情都不用她操心，尽他们俩四处玩耍去。爹娘也为她高兴，虽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久。可是不管那么多了，她只能管好现在，管好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至于将来，谁能想得了那么远呢？
　　现在好了，天气也来帮她的忙，尽日的长雨把他拴在这条长街里，他们干脆关在阁楼里不出来了。
　　然而这场雨实在太长了，淋淋漓漓没有个尽头，长得让人压抑，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终于感觉到这一点。
　　他们正感到一丝烦闷，这一天，天晴了。他决定去走走，去晒晒太阳。很久没有见到太阳了，不仅身体，一颗心都要发霉了。出了门，他长长吸一口气，心里舒畅许多，迎着久违的阳光，向前走去。他还记得他的老师，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教导他们，要做一个追赶太阳的人。现在他是追赶太阳去了。这条长街太长太狭窄，出了街口，才能见到充裕的阳光。于是他向东走去。今天他心情很好。一切符合他的心意：事业上虽然前途未明，但是他和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为了自己所认定的正义事业奔走呼号。那是让人激情满怀的事情。也许那才是真正的事业吧。一切还未明了，然而激动人心，让人兴奋。只是有一件事：亏欠了玉秀。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她。然而一个男人要成就事业就要抛开一切，不能儿女情长，更不能为一个女人所羁绊。他是喜欢她的，她健康，娇羞，不乏活力，是理想的女性。虽然没有文化，却凡事宽容，即使不能理解，也能含着一份微笑来看待自己的丈夫所做的事业。偶尔有一点儿怨怼，看上去愁眉紧锁，只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情，说几句好笑的话，她就又笑开了。他不仅喜欢做她的丈夫，甚至他想，他愿意做她的小哥哥。他没有妹妹，愿意有这样一个好妹妹。他是这样想的，心里也这样对待她。走在路上，他想，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他要带她出去玩儿。他们还没有把这一条长街走遍呢。这条长街确实太长了。他想起她的笑容，微微笑起来了。就这样，他一路思想着一路往东去。出了街口，站在那里歇一口气，犹豫一下，往东面土台走去。
　　长街往东有一座土台，不知什么时候的建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很高，有三层楼高，像岗楼，站在上面视野开阔。他越过旷野，走到土台下面，顺着台阶往上去。他想到土台上面去看看。待在长街里太久了，觉得有些压抑，站在上面，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去，让人一下子心胸开阔。上到土台上，他喘一口气，刚刚把头伸出去，一颗子弹就把他射中。那一刻，他觉得头疼了一下，身体突然变轻，缓缓飞起来，又缓缓飘落。就在这时候，他望见远处草丛里一个人木呆一下，似乎是被吓坏了，一张口张得很大，就像一条被搁浅在荒滩上的鱼，清醒过来，扔掉手里的枪，仓皇转身，朝东面树林子里跑去。他认识那个人，那个人叫二狗。“他怎么会在那里？”来不及细想，身体里似乎有一根弦崩断，接着听见有人锐声叫喊：“阿兴阿兴阿兴……”睁开眼睛，循声望去，模模糊糊看见一大群人潮水一般朝这里涌来。他轻轻叫一声“玉秀”，身体便急速坠往一个极黑极深的洞里去。
　　阿兴是被二狗打死的。二狗是西街人，喜欢枪。参加了地方部队，受不了苦，从部队里当了逃兵，偷偷带回一支枪。 落了那么久的雨，他怕枪生锈了，拿出来拭擦。他把枪擦得锃亮。看着锃亮的枪管心里痒痒，就把它拿到这荒郊野外来了。他是怕伤了人的，向四下里望了望，没有人，把枪举起来，对着土台子上面扣动扳机。他是看过了，土台子上面没人，没想到就有一个人从瞭望窗口那里冒出来。枪响了，那个人从土台上落下来。他一下子蒙了，站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他想过去看看那个人是谁，有没有死？刚把脚探出去，听到长街那边一群人一边叫喊一边往这边跑来，他收回脚，来不及细想，一头钻进树林子里，仓皇逃离了现场。
　　玉秀木头一般站在门口，还没有清醒过来，一群人抬着血肉模糊的阿兴来了。玉秀看一眼，“啊”一声，便昏过去。好不容易醒来，抢上前去，阿兴静静地躺在门板上，满脸血污。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呢？她牵起衣襟，为他拭擦脸上的血迹：这个人昨天晚上还搂着她，和她有说有笑，现在撒手而去，抛下她一个人！想到这里，泪珠滚落下来。命，都是命。她刚刚想明年为他生个儿子。她想，自己要一辈子跟定这个人了，不知要为他生多少儿女。两个人结合了，就要捆绑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面对苦难和欢乐，每一个人都不应后悔，都不应有抱怨。她渐渐理解他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甘愿为他坚守寂寞，无论做什么，都要支持他，给他信心和力量。两个人情意正浓的时候，上天却把他夺走了，接下来的日子她怎么过？想到这里，她的泪哗哗地流下来。
　　
　　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条长街里多出一个人，一个年轻的木匠。
　　长街里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手艺人，尤其是木匠。你想想，一条街道，两旁都是木屋：木板的墙壁，木板的楼板，木板的楼梯，木板的窗棂、门扇，除了屋顶苫一层泥瓦，其余都是木板做成的，加上木头做的床铺、桌椅、橱柜，哪一处用不到木匠？木头做的东西不像其他东西那么坚固，过一段时间总要松动、脱落，少不了修修补补，所以这条长街里经常有木匠走动的身影。其实这条长街里每天穿梭来去的何止木匠？泥瓦匠、油漆匠、竹篾匠、打铁匠，补鞋的、修锅的、做豆腐的，什么样的手艺人都有，都汇集到这里来。
　　这条长街里，任何时候多一个人、任何时候少一个人都没有人会察觉、没有人会发现。这个年轻木匠的出现，也是经过好多天，人们才发现长街里时常走动的那些老木匠里多出一张新面孔：一个年轻人，颀长的身材，手臂似乎比别人长一截，抓举重物毫不费力。宽脸膛，不爱说话，沉默的嘴唇紧紧抿着，让你感觉这是一个憨厚人。
　　由于木匠活是常有的活儿，大多有较为稳定的主顾，哪一个木匠做哪几户人家的活儿也相对固定，因此长街里的木匠大家都比较熟悉。由于每一个木匠都有自己的地盘，一个新面孔要插进来便十分困难，除非一些人家不喜欢固定雇请哪一个师傅做活——当然也有这样的人家存在，所以过一段时间，街里偶尔还会有一两张新面孔出现。但是这个人也得有过人的表现。比如这个小木匠：非但不爱说话，不会磨洋工，干活儿也舍得出力。不但孔武有力，而且身手敏捷，爬上跳下不费力气。这样一来，一个人一天做的活儿能顶两个人做的活儿。长街里那些精打细算着过日子的人家，做活儿的时候喜欢雇请这样的人。试过一回，不但手路快，活儿一点儿也不差，没有一处不妥帖，没有一处不合适。因此，他很快在长街里取得立足之地。 　　他叫春生，话音拗口，听说是顶路下来的人——顶路指闽中莆田。具体哪里人，家境如何，没有人去探究：谁会去打听一个无关紧要的手艺人的事？因此无从了解。玉秀也是后来才认识这个人的。那时她已经寡居两年。
　　阿兴去世后，她不知落了多少泪，清瘦下来，变得不爱说话，更不喜欢一个人往外去。除了偶尔回娘家，整天守在阁楼里，对着楼板发愣。婆婆劝她:“到外面去走走，别一个人闷着。”怕她闷出病来。她摇摇头。她还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似乎阿兴还在，只不过他又出去了，说不定哪一天又回来了。所以她待在家里，守在窗前，望着街口，希望有一天阿兴能从那里出现。可是没有。她不知盼望了多少回，又失望了多少回，终于清醒过来：那个人是回不来了。于是下楼来。
　　她想，他是去了，她得担负起他的责任，照顾好公公婆婆。阿兴的去世，对公公婆婆打击太大。公公疼爱自己的孩子，凡事都不责怪他，以为孩子只要走正道就可以，不喜欢太干涉。本来以为在外面会有危险，没想到却在家里出了事，倒不如让他在外面自由的好。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对当初的做法有些自责，人一下子苍老许多。婆婆也变得不爱说话。因此家里显得异常沉闷。因为这件事，铺面上的事情不爱打理，生意明显冷清了许多。一家人这样消沉下去可不行，她必须站出来，打破沉闷，改变这种局面。她已经决定了，想好这一切。第二天早上，早早起来，打开阁楼的窗户，天刚蒙蒙亮。拿一面镜子支在窗台上，看看镜子里的那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愁容满面，变得有些坚强。把松散的头发绾起来，在后脑勺那儿扎一个发髻，再看看镜子：对，这样才显得成熟干练。打扮停当，下了楼。打开铺门，把家里洒扫一遍，接着到厨房里去煮饭——这些事情以前都是婆婆做的。她自小勤快。渔家的女子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哪一样家务不会做？只是到了刘家，在婆婆的庇荫下，似乎作起了小姐，凡事不用操心，一切变得生疏了。现在做起来，一切都还顺当。做好饭，炒几个菜。饭菜弄好了，摆放到桌子上，连碗筷都帮公公婆婆摆放好了。这时候，公公婆婆起来了，走出房门，觉得屋子里和以前不一样：窗明几净，饭菜都已经摆好了，一下子呆在那里。玉秀叫一声：“爹，娘。”这一叫，把公公婆婆的眼泪都叫出来了，拉住她的手：“孩子。”她说：“爹，娘，阿兴不在了，以后你们就把我当亲闺女使唤吧。”公公点点头。婆婆说：“难为你了，孩子！”
　　从此，玉秀每天除了主动承担起家务，还帮忙打理店铺里的生意。屋里每天都可以见到她来回忙碌的身影。她也觉察到自己的变化。脚步变得轻捷，不再去想那些事情，胸膛里的沉闷也逐渐消散。
　　
　　五
　　这一年，玉秀二十一岁。生活刚刚开始，从此要一个人过一辈子，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女伴们都说：“玉秀，你这么年轻，得再找一个。”改嫁，那时候也不是没有的事。娘也劝她：“儿呀，你这样怎么过一辈子?”谁不知道寡居的艰难？何况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一辈子那么漫长，什么时候是个头？有时她一个人坐在阁楼里，透过窗户，呆呆望着东边街口那个牌坊。牌坊上面很干净，一尘不染。据说有鸟粪落在上面，第二天就要下雨。这个贞节牌坊，是这条老街里人们的骄傲。她经常听街里的人们说起这个牌坊的事。想到自己的一生，也要一个人过下去，苦志守节，这似乎是无可改变的事。这都是命。可是阿兴又没有给她留个后，要是有个孩子多好，家里还有些生气，不至于这么冷清，让人有个想望……想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
　　也许一家人都想到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事。这一天，吃完早饭，店铺里暂时没有生意，一家人都坐在那里，婆婆说：“孩子，阿兴又没有给你留下个孩子，我们死后你一个人孤零零怎么过？”她说：“娘，您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婆婆说：“人总要死的，何况我们都老了。”犹豫一下，又说：“要不我们领养一个。”她从来没想过这一点，迟疑一下，说：“也得有个合适的。”婆婆说：“那是自然。我们打听过了，那边刚好有一个孩子要送人。这家人太穷，生了许多孩子养不起。”她问：“哪里人？男孩还是女孩？”婆婆说：“莆田人。男孩。”那时闽南一带经常有从莆田那边抱养过来的孩子。她说：“娘，我没意见，只要你们看合适就可以。”婆婆和公公说了，公公点点头。看来他们早已筹划好了。
　　第二天，公公出了一趟门。
　　第三天早上，一家人刚刚吃饱饭，开始在屋里忙碌，门外来了一个陌生人，领着一个孩子。公公迎出去，上上下下把孩子看了又看，点点头，不知和那个人说了些什么话，把一沓钱塞在那个人手里。那个人把孩子交给他，蘸着唾沫数数钱，看也不看一眼孩子，转身走了，看来是个中间人。
　　这是个五六岁的孩子，还有些懵懂，似乎不知道父母已经把他卖了，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显得有些惊惶，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眼睛一会儿看看这陌生的街巷，一会儿看看公公，一会儿看看婆婆，一会儿看看玉秀。公公上街去买一屉包子，用纸包着，笼了回来，递给他一个：“吃吧，孩子。”那个孩子显然还没有吃饭，似乎已经很饿了，拿起来，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婆婆说：“吃慢点儿，等下噎着。”这才稍稍放慢速度。玉秀问：“娘，就是这个孩子？”婆婆点点头，问：“怎样？”玉秀把这个孩子看了又看：这个孩子虽然看上去有些瘦弱，然而骨骼不错，五官也还端正。抱养的孩子，这样已经不错了。不是日子过不下去，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都是不得已的事。想到这个孩子的命运：这孩子也是可怜。就问：“叫啥名字？”婆婆说：“就叫过海儿。”那时候，从莆田那边抱过来的孩子大多叫这个名字，就是从海那边抱养过来的孩子的意思，一个外号而已。“就这样叫吧。”玉秀把孩子领进屋里，帮他洗了脸。婆婆上街到布店里去扯两块布，为他缝几件衣服。洗漱一下，换上衣服，又吃过饭，脸上有了红润的气色，一个孩子终于有了点儿模样。这孩子脾气好，不哭也不闹，只是还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仰着头把一间屋子看来看去。可是到了晚上，天一黑，一双眼珠子滴溜溜转来转去，净往门口望，看不到爹娘来接他，哭起来了，“爹……娘……”的叫，含着泪，很委屈的样子。婆婆拉着他的小手，指着玉秀说：“孩子，以后这个人就是你娘了。”玉秀显然还不习惯，然而看这孩子可怜，心里起了怜悯，用一种母性的慈祥态度，把他搂在怀里，说：“孩子，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孩子哭得更大声了。 　　穷人家的孩子就是轻贱，哭过几回不哭了，很快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管公公叫爷爷，管婆婆叫奶奶，管玉秀叫娘。家里多了一个孩子，有了笑声，屋子就有了生气。
　　日子似乎可以这样延续下去，玉秀对生活这样的安排还感到满意，从未想过会有怎样的改变，这样又过了一些时日。
　　
　　六
　　这天她正在店铺里忙碌。过海儿很快和街面上的孩子混熟了，跟着孩子们四处跑。公公婆婆忙自己的事去了。这时候，进来一个人，把门里的阳光遮挡了一半。她头没抬起来，问：“您买啥？”那个人似乎没有准备，被她这一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站在那里支支吾吾。婆婆从里屋出来，说：“这是我雇请的木工师傅，想请他为孩子打一张小床，孩子大了也有个睡觉的地方。”她这才把头抬起来，眼前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她不觉脸红了一下。婆婆说：“他叫春生，木工师傅，手艺好着呢。别看他，比你小，二十一岁。”她愣一下，瞥一眼那个人：这个人看上去那么高大，一张脸却很稚气，有一种孩子气。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好笑，继而自然起来，想起自己的主人身份，说：“您请坐。”起身去倒茶。春生走进门里，并没有坐下，说：“不坐了，干活。”婆婆笑了，说：“你看这师傅就是实诚，大家都夸奖他呢。这一点儿好。”那个人听婆婆这样说，脸一下子红了。没想到那么高大的一个人还爱脸红！看他这样，她忍不住笑了。婆婆高高兴兴领他穿过铺子，过一道门，进入后面的院子。木料早已买好，堆放在空地上。春生把肩上的工具箱卸下，把斧头、锯子、锤子、刨子、凿子一一取出来摆好。婆婆搬来一条长凳。玉秀弄来茶水。春生走到木料堆前，选好木料，架到长凳上去，脱去外套，锯，砍，刨，凿，乒乒乓乓干起活来。
　　婆婆做自己的事去了。玉秀自顾在前面店铺里忙碌，只是偶尔到后面院子里去续一下茶水，并没有和小木匠说话。
　　然而打一张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虽然是小床，也要一样的程序，要耗费一些时日。木料已经锯好了，一块块刨得光滑，接着就是凿孔入榫，一切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过海儿起先在街面上玩儿，后来见家里来了木工师傅，就转移到里面来了。不知道是因为天性好玩儿，还是和小师傅有缘，竟和他亲近起来，日日跑到后面院子里去玩儿：捡木块，盖木屋，耍得欢快。这样一来，她不得不和小师傅说话了。过海儿在小师傅跟前跑来跑去，怕磕碰到他，就要停下手里的活儿。她骂道：“过海儿，不要吵，影响师傅做活儿。”过海儿不听。春生说：“姐，没事。”乍听他这样叫，她一愣，然而想起他二十一，她二十三，是比他大两岁，可是依然觉得别扭。她想，或者是客气的称呼，也就不在意。可是过海儿玩腻了积木，又想出新花样，吵着闹着要小师傅做一只小板凳。玉秀这下生气了，举手要打他。他躲到小师傅身后去。春生说：“你看，把孩子吓着了。”玉秀说：“不能任凭他去。”春生说：“他只是个孩子。”听他这样说，她也心软了，这才罢手。
　　这春生也是，第二天真给孩子做了一只小板凳。过海儿十分兴奋，搬到铺子里来，当作马骑，“驾，驾”，逗得一家人全都笑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样一来，玉秀觉得不方便到后院去了。
　　那时候，雇请木工师傅到家里来做活儿，得管三顿饭。因为这样，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见面。见了面，他并不生分，还是叫她姐。她也不答应，只管请他洗手吃饭。
　　小床做好了，安放在玉秀睡觉的阁楼外面的小房间里，朴素大方，三向还有低矮的小屏风，屏风上面雕刻着牧童短笛、娃娃抱鲤等图案。没想到一个看上去粗犷的人，用心还挺细致。公公婆婆都夸好。
　　活儿做完了，算了工钱，师傅自然得回去。可是这时候，厮混熟了有了感情的过海儿却缠住他不放，骂他哄他都无济于事。没有办法，春生说：“过海儿，我不走，就在这长街里，每天来看你，行吗？”过海儿这才撒了手。春生背起工具箱，和公公婆婆道了别，又朝她挥挥手，说：“姐，我走了。”她没有应答，也不敢看他，把头朝向别的地方去。可是这时候，看他要走，不知为什么，心里竟生出一丝不舍。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事。她脸红一下，想把这种想法摁回去，可是它又顽强地跳出来。低着头，不敢看他。抬起头，他已经远去。回到阁楼里，一个人坐在床沿，心里空落了很久：这是不敢有的想法。也许是平日家里热闹，突然安静下来的缘故。她心里乱乱的。
　　
　　七
　　隔了很多天，春生没来。起初过海儿每天都要问：“春生叔叔为什么没来?”后来为其他事情所吸引，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自顾找长街里的孩子耍玩去。而她，不知为什么，老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让她十分烦恼。几天里，她老是心神不定，做什么都丢三落四。婆婆以为她劳累，说：“你去歇会儿，我来。”她说：“不用。”她知道不在这一点。这可不能让婆婆发现，羞死人了。是的，绝不能露出半点儿蛛丝马迹。
　　春生似乎从长街消失了，好久没有见到。她想，也许到别的地方做活儿去了。他不是你该惦记的人。这样一来，心里轻松些，似乎也渐渐把他淡忘了。有一天，过海儿突然说：“娘，我遇见春生叔叔了。”她一愣，说：“在哪儿？”过海儿说：“街上。”又说：“他还买冰糖葫芦给我吃呢。”她一个人走到门口，街上哪有他的身影。不知怎么，一颗心又乱起来。
　　过海儿起先和娘睡，有时也和爷爷奶奶睡，但是有了新床之后，就要到新床上去睡了。一张漂亮的小床，带着清新的木香味儿，过上一层清漆，光滑可鉴，多吸引人啊。小家伙一爬到床上去就不愿意下来了。玉秀说：“油漆还没有干透呢。”可是小孩子家哪里管那么多，赖在床上就不下来，一家人连哄带劝也是没有办法，只好为他备了褥子，铺好床，让他一个人睡。他又说一个人不敢睡，要娘陪他睡。虽是抱养的孩子，一家人长期宠着，娇惯得像公子哥儿，也只好任凭他了。折腾了一阵，爷爷奶奶都去睡了，小家伙躺在自己的新床上，酣然入睡。玉秀掩上门，吹灭灯，在他外侧轻轻躺下。换了床，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又在眼前出现，憨憨地对着她笑，叫她姐。她坐起来，那个人又不见了。她躺下：这张小床，每一寸都有他手抚过的痕迹。想到这里，一颗心又乱起来了。
　　第二天，过海儿很早起来，下楼到外面去玩儿了。她睡到很晚才起来。婆婆看她蔫蔫的样子，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换了新床睡不着。”第三天也是这样，起来的时候，一个人蔫蔫的没有精神。坐在阁楼里，听见楼下有人说话，声音很熟悉：是他，春生。她的心怦怦跳起来，不敢下楼去。他似乎是在和公公婆婆说话。过了一会儿，听见告辞的声音，从窗户望下去，那个人从门里出去，就要离去，又回过头来往这边望一眼。她赶紧闪到窗户后面，怕他看见。再探出头去，他已经走远。 　　吃早饭的时候，婆婆说：“春生这孩子懂事，早上又来了，给孩子买了礼物。”她说：“哪能这样，非亲非故的。”婆婆说：“这孩子有情有义。”她没说什么话，想想，说：“娘，过海儿您别太惯着。”婆婆讶异一下，说：“放心吧。”说着起身去柜上取下一个拨浪鼓，说：“喏，就这个。”那是一个小拨浪鼓，值不了几个钱，看上去却十分可爱。她忍不住也感到喜欢，拿起来，摇一摇，“哐啷哐啷”，声音清脆动听。
　　吃完早饭，过海儿自顾上街玩儿去，玉秀像往常一样忙铺子里的事。生活里起了一些新的变化，似有似无，不太明确。她有时还会想起死去的丈夫阿兴，那是在自己的床上。有时候她觉得他还会来找她，睡在她身边，和她说话。睡在小床上，就是另一番模样了，有另外一个更年轻更有活力的身影要来向她靠近。就这样，在矛盾和期待中过了一段时日。
　　春生来得勤了，说是来看孩子，一边和公公婆婆说话，一边逗孩子玩儿。
　　从他的口中她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还没结婚，家里有一个老娘。上一段时间是回家去看望娘了。最近在长街里接一些活儿，所以忙。婆婆问他：“你住哪儿？”他说：“在海边租了一间民房。”
　　孩子和他厮混得熟了，竟有一些离不开他，春生没来，一天三次要问春生叔叔怎么还没有来。来了就缠着他，不让他走。
　　每次来，他依然叫她姐。她依然没有应答，只是按照一般客人的待遇，请他坐，给他倒茶。
　　这样不知过了多少时日。
　　一天，天气晴好，她带着过海儿到海边去玩儿。过海儿已经八岁，来到这边两年多，因为吃好穿好，出落得十分清秀，就像有钱人家的孩子。玉秀很久没到海边来了，这天不知为什么突然来了兴致，就带着过海儿到这里来了。下到沙滩上，玩水，捡贝壳，望一望久违的海边景致，闻一闻熟悉的略带海水咸涩气味的空气，一切让她感到很亲切。
　　玩儿到太阳快要落山了，上了岸，就要回去，过海儿喊：“春生叔。”她一惊：“在哪里？”过海儿往左边一指。那边孤零零一座石头房子，旁边搭盖了一个小厨房。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钻进低矮的门里。是他。不知怎么，她紧张起来，拉起过海儿的手：“走，你看错了，是别人，小孩子家别乱喊。”过海儿不听，喊：“春生叔，春生叔。”她扯起他，心里慌慌的就走了。
　　夜里躺在床上，她想，他怎么一个人住在那里？谁给他煮饭？谁给他洗衣服？一个可怜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人已经慢慢走进她的心里。
　　第二天上午，她一个人到海边去，带着一份好奇，踱到那座房子跟前：这是一座低矮的平房，没有装修，白的石头墙壁上面苫一层黑瓦，镀上一层时光的颜色，旁边一个黑糊糊的小厨房。屋里好像没有人，房门虚掩着。她推开门，里面是泥地，一床、一柜、一桌、一椅，如此而已。床上散乱地堆放着一些衣服。她站在那里，愣愣地望了一会儿，走过去，一件一件捡起来，叠好，放在床头。做好这一切，拉上门，出来了。
　　第三天，春生到家里来，依然给过海儿带东西——每次来，他都要这样，或者零食，或者玩具，从不空手。依然和公公婆婆说话。只是这一次和以往有点儿不同，拿质询的眼光望她。她装作没看见，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看她这样，他和婆婆说了一会儿话，疑疑惑惑站起来，起身回去。第二天，似乎不死心，他又来了。她干脆不见他，转身出去。从此，他不来了。不知几天，或者十几天，或者一个月。她的心空落起来。
　　这一天，她想一个人出去走走。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又走到海边来了。门依然虚掩着，人依然不在，屋里比以前整齐多了，也许没空洗，脸盆里放着几件脏衣服。她想想，很自然地蹲下身去，从瓦缸里舀了水，坐在那里一件一件地揉洗。洗好了，挂到外面竹竿上去。这一切做得从容自然，好像她就是这家的妇人。做完了，掩上门，回家去。
　　夜里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儿睡意。那个人也很可怜，孤身一人漂泊在外……可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也许你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每次见她，他都叫姐，心理上受到了暗示，慢慢习惯了……抚一抚床沿，上面似乎有他抚过的痕迹，心里又乱起来了。
　　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他也没来。第四天中午，她想想，又往海边去。
　　这是一个晴好的天气，阳光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多么好的天气：到处都是阳光，到处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照得身上痒酥酥的，一颗心也产生了美好的幻想。
　　推开门，屋里没人，东西摆放得十分整齐，床单是新的，被褥是新的，枕头也是新的，加上了窗帘。被单，湖水一样蓝，被褥，大红的颜色，一朵牡丹，硕大丰美，就像一个太阳。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站了多久，这时候，门关上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一声“姐”。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双有力的手从后面把她抱住。她“哦”一声，心里那道堤坝一下子崩溃，身体软在那个人怀里……
　　从那里回来已是傍晚，夕阳照在牌坊上面，金灿灿的。走近牌坊，一颗心怦怦地跳。她不敢抬头，急匆匆从下面过去。
　　晚上，睡在床上，一双眼睛睁得很大。她怎么也睡不着，一颗心尽被那个人占据。不知道他有那么大的力量，她想挣扎，却一点儿也使不上劲，想喊也喊不出来。他看上去那么温柔，却又那么莽撞，似乎要把她淹没。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压抑在心底已久的热情又被翻搅出来，身体一下子被点燃了。两个年轻而健康的身体无休止地做着热情和力量的搏斗。她知道自己是被烧毁了，再也不敢想下去。
　　
　　八
　　日子似乎很平静：公公依然打理店铺里的生意，婆婆依然做家务。她依然两头兼顾，有时帮帮公公，有时帮帮婆婆。生活看不出什么新的变化。然而那一天，来了一个人。
　　这一天早晨，公公起得很早。打开铺门，一个人跪在那里。公公以为是乞丐，喊道：“去去去。”这条长街里，经常有乞丐走动。一些乞丐很泼皮，不给他钱就不走，赖在门口。开店铺做生意的人最烦这些人了：堵在门口，顾客不敢上门，怎么做生意？然而又不能太赶他，怕他们捣乱，这也是有过的事。见他不走，公公去厨房拿来两个冷馒头，递给他，说：“可以了吧。”那个人依然没有把头抬起来，却喊一声“叔”。公公吓了一跳：你是谁？那个人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叔，是我。” 　　“二狗！你怎么跪在这里？”
　　“叔，是我害死了阿兴。”
　　“你？！”
　　“叔……”
　　公公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
　　阿兴被打死，扔在那里，凶犯逃走了。报了案，官府来查过，毫无结果。没想到却是西街的二狗！一股无名怒火从胸腔里喷涌上来：“狗日的二狗！”一脚朝他踹去。二狗并不躲闪，被踹个仰面朝天，却不逃走，又爬过来跪在那里。他似乎并不怕被踹几脚，说：“叔，我是赔命来的，您就把我杀了吧，这样我也不会难受。”公公日思夜想着找到凶犯，把他碎尸万段，现在凶犯自己送上门来了，却下不了手，心里别提有多痛苦，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婆婆听见外面吵闹，出门来，弄清楚情况，复进门去，从厨房里揪出一把柴刀，嘶声尖叫着抢上前去：“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劈面朝他砍去。二狗梗着脖子，闭上眼睛。自从那次出事后，他急急逃出去，身无分文，一面忍饥挨饿像狗一样四处流浪，一面忍受着良心的折磨——那毕竟是一条人命，想想倒是死了的好，于是回来赎罪。这次回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也不感到害怕。他认为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劫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公公拦腰抱住婆婆：“老婆子，不能这样啊，丢了一条人命，不能再丢一条了……”二狗只管趴在地上。公公踢他一脚：“滚，还不快滚！” “叔，侄儿记住您的不杀之恩，只要您愿意，把我当狗差使也可以。”公公痛苦地闭上眼睛：“不稀罕，滚！”二狗趴在那里磕了三个头，爬起身来，默默离去。
　　那一段时间，玉秀似乎感觉到自己变得快乐。她本来就应享有快乐，她才二十五岁，人生刚刚开始，她为什么不能享有快乐呢？她有这样的权利。生命时常提醒她这一点。然而这样的时候，心里总有另外一种力量跳出来和她的那种快乐搏斗。她总觉得对不起那个死去的人，这种感觉折磨着她，她的脸色很快又黯淡下来了。然而那种诱惑太巨大，他不能到家里来，她偶尔还要到海边去。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发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她，似有似无，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几次，她回过头去，却看不到人影。她以为是错觉。然而有一次，她猛然回过头去，一条人影慌乱地钻进那条巷子：这下子，她确定是有人在跟踪她了，一颗心扑扑地跳。那个人是谁？公公？公公是走不开的，要照看店里的生意。婆婆？婆婆这时候跟过海儿在一起。那个人是谁呢？这下儿是不敢再到海边去了，绕一圈儿，从西街进去，装作逛街，慌慌地回到店里，公公婆婆果然都在。婆婆问她：“怎么一张脸红扑扑的？”她说：“大概是有点儿累了。”婆婆伸手在她额头摸一摸，说：“不烧啊？”她独自上楼，留婆婆一个人狐疑地站在那里。
　　这可怎么办？她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这个错误不是小错误。长街里的人把这种事情看得很重。他们一直把那座牌坊看成他们的骄傲。牌坊就在中街，就在她家门前。虽说封建社会过去几十年了，然而那种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件事情一定得让春生知道，可是这时候不能去找他，这可怎么办？她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阁楼里转来转去。这件事情公公婆婆会不会察觉了？会不会是他们派人盯她？不，不会的。想了很久，她终于定下心来：找出那个人，看看他是谁。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上午，家务做完了，忙完店铺里的事，她像往常一样装作逛街，悄悄往海边去。果然，那个人跟上来了。穿过一条巷子，她躲到墙角里去。那个人急匆匆地从巷子里走出来，看不到人，以为把她跟丢了，站在那里焦急地东张西望。这个人是谁？看他的背影，那么熟悉。是……对了，是西街的二狗。那天她在阁楼里，听见楼下吵闹，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见二狗急急地走了。下了楼，才听说那件事。对，那个侧影一看就是他，不会错。她从墙角里走出来，厉声喝道：“是你，二狗！”那个人听到，吓了一跳。转过身来，果然是二狗。
　　“天杀的二狗，我正想去找你，你却来跟踪我？”
　　那个人很快镇定下来：“我不是二狗。我是阿兴。”
　　“你别装神弄鬼。”她一惊，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那个人并没有理会：“你是不是背着我跟春生有一腿？”
　　听这话，她吓了一跳：“你是谁？！”
　　“我是阿兴。”听那个声音，真有点儿像阿兴。
　　她感到了一丝恐惧：“不，你是二狗，是害死我丈夫的二狗。”
　　“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阿兴啊！”一瞬间，那个人看上去真像阿兴了。
　　“不，你不是阿兴！不，你是二狗!”她像见了鬼一样，尖叫着仓皇转身逃走。跑了很远，把一只鞋子都跑丢了，回过头去：那个人没有跟上来，这才停了下来。她干脆把另一只鞋子也扔掉，赤着脚，一个人神思恍惚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婆婆问她：“你怎么光着脚？”她说：“把鞋子落在海边了。”说着上楼去。婆婆狐疑地望着她：这孩子怎么了？
　　那个人是二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他记得阿兴从土台上掉下来的时候望了他一眼。他一直忘不了那个眼神：惊讶，无助。从那开始，他总觉得身体里有另外一种力量驱使着他做连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情。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二狗，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阿兴，这种感觉折磨着他，使他十分痛苦，可是欲罢不能。回来认罪，跟踪玉秀，都是这样。
　　玉秀真被吓着了，好几天不敢出门。这天上午，春生来了，依然像往常一样给过海儿带礼物，和公公婆婆说话。婆婆问他：“咋这么久没来？”他说：“西街有几摊长活，缚住了手脚，一时脱不开身。”过海儿很久没见到他了，显得十分亲热，非要和他玩儿，缠着他不放。她在阁楼里，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是来找她的，下了楼，像往常一样客客气气打了招呼，说：“春生师傅，我柜子里一个抽屉松动了，能不能帮我修一下？”春生会意，说：“当然可以。”跟她上了楼。木匠师傅有这样的便利，公公婆婆也不起疑。上到阁楼，看看公公婆婆没有跟上来，春生一下子把她抱住：“姐，你怎么不来？”
　　她推开他：“不好了，出事了。”
　　他吓一跳，说：“怎么了？”
　　她说：“被人盯上了。”
　　他问：“是谁？”
　　她说：“二狗。”
　　他说：“听说阿兴就是被二狗害死的？”
　　她说：“是。”
　　他问：“那他怎么还敢回来寻死？” 　　她说：“他这是来赎罪的。”
　　他问：“他怎么会发现了？”
　　她说：“我也不知道。”
　　他愣在那里：“那……这事，怎么办？”没想到一条汉子在这件事情面前也慌了神。
　　看他这样，不知怎么，她反而镇定下来，说：“现在是不能见面了。”
　　春生说：“可我想你……”
　　看他那样，她有点儿心疼，可是这时候，她不能任凭他胡来。
　　春生说：“要不我们逃走。”
　　逃走，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不能这样，她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公公婆婆年纪大了，过海儿还那么小。她说：“不，我不能走。”
　　春生说：“那怎么办？事情一暴露，我们想走也走不掉。”
　　她听说过长街里的人怎么对待偷情的人的：把人捆上，挂上破鞋，在众人的哄笑和唾骂声中被人推着搡着游街。心里也感到害怕，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坐在那里，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从长久的缄默中醒来，想起抽屉的事，抽屉并没有坏，春生把它抽出来，咣当咣当弄几下，又塞回去，下了楼，和公公婆婆寒暄了一下，就回去了。
　　九
　　从此，春生像往常一样经常来到家里，说是找过海儿玩儿，其实她知道，是来看她的。
　　一天，婆婆带过海儿到西街去串门。她借口梳妆台镜框坏了，请春生上楼去修理。春生刚一上楼，看公公在那里忙碌，就迫不及待搂住她，喘着粗气亲她，说：“姐，姐，想死你了。”她的身体软软的，想反抗，却没有一点儿力气。这当儿，听见远处街面上乒乒乓乓的声音，似乎有许多人朝这里过来。她一惊，推开他，往窗外望去，只见二狗带着一群人往这里来了。她一下子慌了：“怎么回事？准是冲着我们来的，这可怎么办？”两个人正惊慌失措的时候，公公噔噔噔噔上楼来，压低声音说：“快走！”他们俩愣愣地站在那里。“你们的事情我早知道了。”玉秀呆在那里，木头人一般：这下犯了最深的罪孽了。“孩子，你还年轻，不能为阿兴拖累一辈子。春生是好人，你快跟他走吧！”公公一向沉默寡言，除了生意上的事，家里的事情都由婆婆来操持。看他一天说不了几句话，然而先是默默支持阿兴的事业，接着阻拦婆婆杀二狗，现在又是这事：这一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看他们还愣愣地站在那里，公公急了，说：“二狗可不是好惹的，撺掇了族里的人往这边来了。不走来不及了。走得远远的，不要再回来了。”玉秀的眼泪下来了：“可是爹，您，娘，还有过海儿……” “别管那么多了。有我呢，快走！”公公急急忙忙推他们下楼往后门去，打开门，说：“往海边去，那里有一条小船，坐上船，过海就没事了。”说着把他们推出门，看他们远去，把门锁上，迎往前面去。
　　两个人慌慌张张逃到海边，海边果然有一条小船：看来公公早已准备好了。她的泪又下来了。跪下来，朝着家的方向，俯下身去：也许，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春生拉起她，上了船。春生是山里人，不懂得划船。玉秀在海边长大，是这方面的能手，解开缆绳，拿起双桨，划了船，驶向对岸。这时候，海上雾蒙蒙的。中街那一群人潮水一般往这里涌来，追到海边，那条小船早已隐没到迷蒙晨雾里了。
　　
　　十
　　玉秀走后，过海儿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爷爷奶奶是疼他，可是年纪大了。再加上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在长街里掀起不小的风波，一家人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贞节牌坊高高立在那里，牌坊下面的刘家媳妇却跟别人私奔了。婆婆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敢到街上去，整日唉声叹气，生了一场病，很快死去。公公虽然豁达，但也受不了众人的指责。失去了儿子，现在儿媳妇跟别人走了，老婆再一去，一个家空落了下来。这些事情一齐堆积到心里，再也无心经营店铺的生意，加上街面上的人因为这件事不愿意上门来买货，生意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刘家的日子大不如前，过海儿也成了没人管的孩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过海儿长到十三岁，已经能够跟前跑后地帮爷爷干活了。爷爷身体越来越差，精神越来越不济，店面的生意越缩越小，后来只能勉强糊口了。慢慢地，除了去进货，卖货收钱的事他干脆不管了，丢给过海儿。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了。
　　那时候，闽南这一带已经解放，中街前面那栋大房子改成人民公社，长街里翻起了新天地。他们爷儿俩仍然经营一点儿小生意。公社里一个女书记，爱逛街，经常到老街里来，有时也进来买一点儿东西。时间久了，喜欢上过海儿。一次她问过海儿：“小家伙，给你一个工作要不要？”过海儿说：“不要，我要照顾爷爷呢。”女书记笑了，说：“多么懂事的孩子！”可是这么聪明的孩子老待在这条长街里当小伙计也是很可惜的事，新社会了，要出来学点儿东西。于是她说：“要不送你去上学？”过海儿说：“那也不行，我不能离开爷爷。”爷爷坐在那里抽烟，说：“同志，您别费心了，这孩子从小在长街里野惯了，在学堂里是坐不住的。”女书记想想，说：“大叔，要不让他给我做小通讯员咋样？就在公社里。”这么近，那当然好。做爷爷的没意见，小家伙却嘟起了嘴，说：“爷爷，我不去。”爷爷说：“傻孩子，爷爷不能跟你一辈子，看这生意也不好，你就奔前程去吧。”又说：“这点儿小生意爷爷还行。”过海儿就不作声了。
　　公社里的人经常到长街来，穿着整洁的服装，昂首挺胸地从长街走过，别提有多神气。孩子们看得眼睛都直了。当一个公社里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送上门来了，哪能不要？过海儿原先只是放心不下爷爷，这下好了。第二天，过海儿就跟着女书记到前面公社里去上班，当了他的通讯员：收发文件，送信，倒水，扫地。总之都是跑腿的事。
　　十六岁那年，过海儿去参军，那时候他已经长大。长大成人的过海儿时常想起爷爷。爷爷还在老家开那个小店铺，经营度日。他时常想起娘。七年过去了，不知道娘现在咋样？他很想去找娘，不知道娘现在在哪里？过海儿从海那一边过来，娘又从海这一边过去，这都是命运。他好想娘。
　　参军的第二年，过海儿从部队回家探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娘。那天，他帮爷爷去进货，在莆田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女人：三十多岁，背上背着一个小男孩，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在街上走，背影看上去极像娘。他追过去，喊一声“娘”。那个人回过头来：是她，玉秀。明显老了许多，但仍可以看出当年的风韵。望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大概已经认不出他了，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过海儿。”玉秀呆愣一下，扑过来，抱住他，失声痛哭：“我的儿呀……”这一哭好漫长，似乎有许多情绪要抒发，或者是思念，或者是牵挂，或者是委屈。过了许久，情绪平缓下来，止住哭声，介绍给过海儿：“大的这一个是妹妹，五岁。小的是弟弟，三岁。”叫他们喊哥哥。过海儿又有了娘。他不仅有了娘，还有了弟弟，还有了妹妹。玉秀问起爷爷，她说，她一辈子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爷爷了。又说：“过海儿，你一定要好好孝顺爷爷。”她和春生逃出来之后，一开始四处躲藏，在街里偷偷做一点儿小生意，勉强糊口。后来怕熟人遇见，又躲到山里去。她看中了那里的风水。那个村庄前面有一座山，山的形状就像一个笔架，听说那里风水好，净出读书人。她就决定在那里住下。她想，孩子要读书才有出息。她希望以后孩子能读书。那时候，她又想起了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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