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巴赫猜想》的编前编后故事】高中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编者的话】近年来，关于80年代文化的深层次研究不断得到凸显，以唤醒记忆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叙述与表达，这种尝试和努力常常让人看见时光的尾巴，看到时光把很多历史事件一一定格，有些东西轻的不在，有些重量从未减弱，有些尘土历久弥新。在当下，即使留一只眼睛向后看，80年代文化的精神气象也实在是分外迷人，处处充满梦想！以80年代文学生力军的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就更不由让人感慨一篇作品因为碰上一个恰当的时代，它所呈现的正能量有多么巨大。而促成这件幸运的事，离开国家的政治大环境，离开写作对象自身的努力，离开主编、编辑和作家合力对现实的正确预知和无畏的勇气，想要干预和真实地书写现实又是多么艰难。历史终会向他们致敬！值当白亮先生采访《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责任编辑周明先生回忆其文发表的编前编后的故事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时，这种对话本身尤显得十分珍贵。很多时候，历史所呈现的经典意义除了馈赠给亲历者，还可滋养我们这些对历史拜望的心灵。
　　访谈时间：2010年5月26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再访谈时间：2011年12月
　　人物：周明 （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哥德巴赫猜想》责任编辑）
　　白亮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
　　白亮：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这一系列访谈的主题是“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是2008年以来文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当大家谈到1978年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轰动一时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下文中提到该篇作品时，简称为《猜想》。笔者注）这篇作品是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曾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强烈反响。时隔三十多年，当年的很多作品都让人渐忘了，这一作品却依然被人们时时提起，这很使人惊异！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您参与了作品的组稿、采访和编辑。据我了解，关于这篇作品，《人民文学》在社会背景、作品体裁和题材、选取对象、邀约作者等方面有着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所以，我们约请到您，请您给我们详细说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本是如何“诞生”的，以使我们从个案中，经由对现实问题和历史细节的梳理来挖掘八十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在问世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希求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为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和详尽的材料，也从中了解到八十年代文学多样的演绎方式或形态，以及包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诉求。
　　周明：通过文学界朋友传来的信息，我也大致了解到你们这些文学研究界的“生力军”在程光炜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对八十年代文学正在尝试着新颖、多元化的研究工作。“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正是其中一个颇有意义的研究角度，这并不是因为我自身是一个编辑，就极力鼓吹它，而是我也同样认为在八十年代，个人或群体的编辑思想与文学观念往往决定着一个刊物的基本风貌，而这个刊物又会对当时的文学场域产生不小的影响，可以说，编辑直接介入了文学生产的过程，他们共同置身在文学场域的有机结构中，形成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样的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是个突出的现象，很值得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欣然接受你们的访谈，重新追忆和讲述当年的一些人和事，对我而言也是有趣而有益的工作。
　　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访谈的主题上吧。《猜想》刊发出来时，在当年可谓家喻户晓，洛阳纸贵，它所创下的“轰动效应”，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在我印象中，这篇作品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地位，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数学课题对象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奋斗的一个坐标，学科学、讲科学、研究科学、用科学在新时期的青年中蔚然成风。“向科学进军”，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当时成为最鼓舞人心口号的同时，更令社会民众振奋的就是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地位。这篇作品以及徐迟随后发表的《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结晶》等一系列表现科学家科学人格、科学精神、科学行为的报告文学，对推动中国当时倡导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学的意义上，它和《班主任》都可称得上是新时期初期里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但最值得一提的是，《猜想》也把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会谈到。在具体谈《猜想》是如何发表前，有必要先讲讲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它们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因果的。20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尤其是要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深受鼓舞，大家的干劲都很足，我们不自觉地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遂决定结合文学创作积极参与国家这次重大科学活动，我记得我们内部就这个选题在开专题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如若没有知识，尤其是没有知识分子，怎么搞“四个现代化”？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作品，比如重点选取这一领域中先进的、典型的科学家作为对象，然后请有实力的作家来写成作品，体裁可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报告文学可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这样不仅可借作品响应思想解放的号召，而且可以呼吁社会民众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一定会是读者喜闻乐见的。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而真实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有过激烈地争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在讨论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想起当时社会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可当时很少人知道他，更不了解他所取得的的成果。于是，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然而我们又听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其中还掺杂了许多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比较“自私”的行为。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一个说他到百货大楼买东西，进门看见一件衣服就买，从不细选，回来发现售货员多找他几块钱，他还一定坚持再坐车去把钱还给人家。还有一个故事说他很吝啬，那时数学研究所的人经常进城听报告，听完报告在回去的路上，有的同事钱带的不够，就向陈景润借钱买车票，那时候票钱并不多，可到中关村下车后，陈景润就立刻对同事说，刚才你借我钱，我怕你回去忘了，要不然你把食堂的饭票给我一些。（呵呵，笔者加）这些不同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就有一位知名作家写了一篇《探访数学怪人陈景润》的作品，写了不少这样的怪异趣事。后来我们和陈景润接触多了，才逐渐了解这个数学家的种种行为，也消除了我们心中一些疑虑，我依然还记得徐迟有一次非常严肃地跟我说，周明，你发现没有，陈景润只生活在他自己的数学王国里，他不太懂得世间中琐碎的事情，一切都按他的思维、他的生活方式进行数学“运算”。我听后也是感慨颇多。正因为关于陈景润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可挖掘的对象，不仅他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而且此人自身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就这样，写作的对象就定下来了。 　　把写作对象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位作家来写比较好。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因为他虽是诗人、但做过新闻记者，也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人物特写，描写敦煌艺术保护专家，著名画家常书鸿动人故事的，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在当时反响颇好。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刊发于当年10月号）。因为那时的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所以大家才想到了对知识分子题材比较熟悉的徐迟。我当时的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编辑报告文学作品，另外我以前也认识徐迟，编辑部就委托我来打电话联系。
　　1977年深秋，我开始联系徐迟。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就去了湖北省文联。在电话中他告诉我身体还好。我就说明了编辑部的采写计划，徐迟听后刚开始非常激动，可又有些踌躇，说单位正要动员他退休，他也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进行协商。我答复他，不要紧，我们给你想办法请假，然后将你请到北京来写作。他又问：写谁？我说，陈景润，一个数学家。他说，听说过，但是不了解。我说，不要紧，来了以后我们再商量，我们陪你去采访。他又说，那就试试看吧。放下电话后我分析他为什么说“试试看”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了不起，但这样的“怪人”容易接触吗？采访会顺利吗？因此有些犹豫不定。不过，我当时也打定了主意，不管这个选题最后能否顺利成稿，我还是鼓励徐迟先进行采访，根据访谈的情形再开展下一步工作。随后，待徐迟明确答复愿意采访后，我即刻跟他单位的领导说明了要借调徐迟写作的事情。当时湖北省作协的负责人是骆文同志，他也是一个老作家，骆文听后说《人民文学》是全国性刊物，况且报告文学是徐迟的写作强项，我们全力支持，他的退休手续先搁置，以后再办吧。我听后也很兴奋，一刻都没有耽搁，立刻和徐迟联系，不仅说明了湖北作协的支持态度，而且我还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进行了联系，已经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徐迟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那太好了！”他又向我说明为采访的事已向一位老同志征求过意见，那位老同志鼓励他应该写，应该报道，因为“陈氏定理”了不起，陈景润对国家更有贡献。后来我了解到令徐迟最终下定决心采写的正是这位老同志的支持，而这位老同志原来是他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所以，仅过了几天，徐迟就从扬子江畔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来了。
　　徐迟到北京后，我们接触到几位和徐迟相熟的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大都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要惹这个麻烦呢？可这些友善的建议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决定。随后，我就开始联系中国科学院，具体落实采访的事情。刚开始，我向中国科学院说明我们为配合中央“四个现代化”的精神，需要找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宣传，给民众做一个楷模、榜样，从而鼓舞士气。然而，科学院接电话的同志听我说《人民文学》要采访陈景润，感到很惊讶，并且不太愿意我们去采访他，还委婉地说你们怎么选他啊，这个人是走“白专”道路的人，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作为“典型”宣传？我们科学院还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又红又专的，你们可以找这些人进行采访啊。其实，我当时也很清楚，这位同志是出于好心，“文革”虽然刚结束，但一些敏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定论，社会民众的思想也没有完全从“文革”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因而，他这种善意的“劝诫”既不想给我们找麻烦，也不想科学院“引火烧身”。可我并不想放弃，就坚持和他说能否先和陈景润接触一下，况且我们还请了很有名的作家一同来采访，请科学院给予支持。这位同志看我们态度很坚决，也只好勉强说先跟领导汇报。过了两天我再打电话到科学院，科学院回复说院里对陈景润做了全面的了解，他作为科学家在“文革”时仍然坚持钻研，攻克了数学界的难题，对国家是有重大贡献的，因此，科学院的领导专门做了批示，同意宣传。后来，当采访进行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批示我们可以采访的领导是方毅同志，如果当时他反对，不赞成，那我们根本见不到陈景润本人，《猜想》的写作计划就只能泡汤了。另外，如果在采访中，我们处处遭到遏制和刁难，《猜想》也不一定能写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很感谢他，他在采访过程中的大力支持为《猜想》的诞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77年秋天，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第五科室。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干部，对陈景润很关心，也很亲近，给我们讲陈景润时都是“小陈小陈”的，感觉非常亲切。后来我才知道陈景润在研究所与其他人极少来往，由于李尚杰平时一直对他很关心爱护，所以他把李尚杰当亲人，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说。在办公室里，他给我们讲述了陈景润刻苦钻研科学的事迹，并且一直强调“小陈”人本质挺好的，社会上传言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怪毛病，主要是由于陈景润自身的神秘和传奇，才引起大家对他的误解。随后他给我们拿出陈景润的论文和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让我们看，然后他就出了办公室。看着看着，徐迟紧皱着眉头说，哎呀，周明，你看这些稀奇古怪、深奥的方程式！我们怎么弄得懂啊？这怎么办啊？我明白他话的意思是这次访谈很不容易，是一个难啃的骨头，我只好不停地给他鼓劲，安慰他慢慢来。
　　过了一会儿，李尚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棉袄里面又穿了件白衬衫，衬领一边在里面，一边在外面。因为当时已经是深秋了，还戴着一个棉帽，帽子的两个耳扇一前一后耷拉着，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我们大吃一惊，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不修边幅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攻下“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数学家。李尚杰又向陈景润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的事迹，然后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他显得很激动，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你是诗人，我中学时就读过你的诗。”而且紧接着急促地对我们说不要写我，还是写工农兵，写老前辈科学家吧！或者写敬爱的华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等等，他的话语像连珠炮一样，用的都是当时各大报纸使用的语言。我心里想笑但是笑不出来，因为他说话时很严肃很认真。徐迟也笑了，对他说：“我们这次来是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陈景润接着真诚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很快拉近了距离，大家都能畅所欲言了。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现在的演算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不过，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诗后，很受鼓舞。 　　在这次交谈中，陈景润给我们细致地讲述了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形。随着访谈和接触的深入，我们渐渐“走近”了陈景润这个真实的“人”，消除了心中原来的偏见和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是性格所致，不过，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他对攻克科学难关的耐力和韧性。除此之外，在交谈中，我们发现他的话语大多来自于报纸和广播，很少出现个性化的语言。后来和他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他每天早上都听广播，听新闻，不是不问政治，他对国家形势是关心的、了解的，只不过不说而已，别人也就认为他是“傻子”。记得这次采访结束后，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想着能把这个人物的故事发掘的越多越好，徐迟甚至动情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我当时一听，非常高兴，似乎我们离成功的作品已经不远了，真的，这就是我当时最真实和直接的想法，因为作为一个工作了多年的编辑，我从写作对象的丰富和传奇性、写作者的兴趣和水平这两个重要层面看到了曙光。
　　白亮：对陈景润的采访一直像前期这样顺利吗？徐迟先生在写作中是怎样一种状态，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编辑部对这个选题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周明：编辑部对采写陈景润这个选题是非常支持的。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时代背景下，这更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要选题。因而，第一次访谈结束后的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六十六号《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光年家，当面向他汇报了当日采访的情况。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光年同志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听我汇报完后，他显得有些激动，斩钉截铁地说，“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而且，这个“真实”的人和社会上的传言并不相符，如果能写出来可以以正视听，起到为知识分子正名的作用。随后，他又让我转告徐迟，思想一定要解放，作品一定要创新，不要怕尖锐，就怕不准确。如果作者把握的不准确，读者就不会心服口服，如果把握的准确，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就不要怕尖锐，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批评。我现在还依稀地记得他最后激动地说，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不要管社会上对他那些有关政治问题的种种议论，也不要担心作品写出来会惹麻烦，我们就是要为知识分子正名，重塑他们的形象。我也相信徐迟一定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如果顺利，就在明年一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正是张光年这次果断地拍板，再次有力地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前段时间你和崔道怡谈《班主任》时，我想他一定给你提到了《班主任》能正常和及时地发表也是张光年的支持。“文革”刚结束那会儿，《人民文学》对于一些有“越轨”嫌疑的作品是否应发表犹豫不决过，最后都要提交给张光年作最后裁决，也正是这位主编的果断和开明，才促成了当时一批控诉和反思“文革”、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的问世。
　　回去后，我向徐迟转达了张光年同志的意思，他也很高兴，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写作的前期准备。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我们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徐迟对我说过，了解一个写作对象，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才能做到客观、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为此，他特地住在中关村，整天都排满了采访日程，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数学家吴文俊、王元、杨乐、张广厚和《数学学报》的负责人等。这些陈景润的老师、同学、同事们当中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不屑一顾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食堂吃饭，研究所的一位女同志知道徐迟是专门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说，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啊。我们也不给肯定答复，也不好反驳人家，只好告诉她，我们是来做调查研究的，正在了解情况。她又接着说，那你们要清醒啊。总之，研究所从上至下都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受到过一定的阻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坚持认为陈景润是一个可以树立的典型、可以宣传的人物，于是克服了这些困难，这种种状况恰好也反映了“文革”刚结束时人们的思维和情绪的犹疑、混乱和无序。在采访的那段时间里，徐迟基本上和陈景润一块儿吃饭、一起儿聊天，还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专门看了陈景润在“文革”中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朋友。为了更好地了解陈景润，徐迟还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书学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所内的数学家请教。有几天，我看见徐迟硬着头皮翻看着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笑问他好懂吗？他无奈地摇摇头说的确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些。他还说，对于数学，我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慢慢“读”懂吧。经过了深入采访、梳理材料和提炼升华这些前期准备，大约一个月左右吧，徐迟就交出他写好的初稿。
　　白亮：那请您再谈谈《猜想》发表时的一些故事吧。《猜想》初稿完成后，在哪些地方进行了修改和删减？我在搜集访谈材料时发现当时对作品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其中关于对“文革”的评述，初稿完成后，编辑部没有对它提出过异议吗？现在看来书写和发表那段文字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的确是需要勇气的。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编辑对作品初稿的意见，存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编辑的想法和意见有时很可能影响或改变作家原来的思路，从而改变文本最初的“面目”，变成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成品”。那么，一家文学刊物究竟是提供良好平台的助推器，还是给作家进行修补和处理的加工器，或者两种兼有。在我和一些编辑的访谈中，我们总是会谈到关于作品修改的细节，这些修改究竟是借助文学的某些机制还是仅仅依照编辑的某种趣味？
　　周明：看完《猜想》的初稿后，我的感觉是这篇报告文学能振奋人心，它让很长一段时期的“臭老九”第一次以正常的，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成为主角，这颠覆了以往长时间内报告文学只能够以工农兵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而且把现实生活中很多都误解的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一个真实的人。在此意义上，《猜想》在我这里首先得到了认可。于是，我又将它拿给李尚杰和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看，请他们对文中涉及陈景润经历的部分提一些建议，并对整篇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李尚杰看的非常仔细，看完后表示文中的“事实”和陈景润本人基本是吻合的，只是对几个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提出了修改，至于作品本身，他倒没有多讲什么。得到了这位“知情者”的首肯，我们心里就更有谱了。随后，徐迟按照他们的建议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接着，我将《猜想》的修改稿送交给了主编张光年，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看了以后很受感染，兴奋地连声说好，甚至没有对这篇作品提出任何具体的修改建议，当场，就拍板决定《猜想》可以发表。1978年1月，《人民文学》在新年第一期上以醒目的标题隆重推出了《猜想》，随后迅速在科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地反响，几乎家喻户晓。《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该篇作品，《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都予以转载并分别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转载和连播了这篇报告文学，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刊物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大、中学教科书也纷纷选入此文。也就在那几年，《人民文学》的订数曾达150万份，居全国文学类刊物之首。在这里我给你讲述一个小故事，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奔波，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篇访谈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猜想》刚刚发表之时，我们还没有感受到作品所产生的那么大的轰动效应，这一感受反而是在我们从西双版纳返回北京的飞机上体会到的。事情是这样的，在飞机上，徐迟一直翻看他的采访手记，回忆采访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边看边记，这是他的写作习惯。这时，在我们身边服务的空姐突然惊讶地指着笔记本对徐迟说，先生，您是《人民文学》的？我们两人很吃惊，她怎么知道呢？顺着她的手指我们看到笔记本的封面上印有“人民文学”的字样，我们才相视哈哈一笑，徐迟不紧不慢地指着我说，我不是，他是。空姐仍然很惊讶地问我，你是《人民文学》的？我则笑着指着徐迟说，是啊，他是很有名的作家。这位空姐立刻高兴地说，《人民文学》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徐迟的作品，叫《猜想》，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就是这位先生写的啊！空姐特别惊讶和高兴，立刻请徐迟和我签名，这时坐在周围的一些乘客们纷纷站起身来看我们，有的直接递过来本子让我们签名。这真的让我们太意外了，我根本没有想到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竟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事后，徐迟笑着对我说，周明，我怎么一夜成明星啦？！（叙述至此，周明先生眼睛湿润，声音哽咽。笔者加。）徐迟在文坛本来就是一位有影响的翻译家和诗人，但这篇作品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荣誉。此后，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不可收，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回到北京后，我和徐迟专程去看望陈景润，他的生活也因这部作品而彻底改变了，办公和住宿条件得到了改善、不断地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回复那些装在若干麻袋里满满当当的读者来信，还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忙得不亦乐乎。（呵呵，笔者加。） 　　不过，在一片赞誉中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作品发表不久，就有人给《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写信，信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只钻研业务不问政治，从而偏离正轨呢？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青年》杂志随即也发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这篇文章坚持认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双方各执一词，杂志也没有定论。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还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在接见时他和邓小平同志握手的照片刊登在各类大报名刊上以后，这些质疑声才偃旗息鼓。
　　宣传陈景润，为知识分子正名，从而树立一个典型的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在“四人帮”刚倒台不久，中央还没有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猜想》就敢于为知识分子说话，是开风气之先的。据我所知，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有关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中专门提到，打倒“四人帮”之后，在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哥德巴赫猜想》起到了突破和推动作用。这个评价很高。我记得徐迟在八十年代初期编辑他的一本作品集的时候，特别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写到：“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这段话中的“苏醒”用的非常贴切，这也正是《猜想》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的原因，因为它触动了人的敏感神经，把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说了出来，这也体现了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你刚才在问题中提到作品中有对“文革”的巧妙尖锐批判，这段文字的确很精彩，当时有很多读者都能将这段文字背诵出来。不过，在对初稿的审读中，编辑部也曾认为这段文字有“越轨”的危险，如果发表出来可能会引起争议，本想动员徐迟再三斟酌，彻底删除或者修改的尽量隐晦一些，但他本人还是坚持采用原文中的语段。作为《猜想》的责任编辑，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首先，虽然国家对“文革”还没有正式做出明确的否定结论，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文革”思维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但社会中普通百姓迫切地希望国家能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的错误，而此时正有这样一篇作品竟然敢于对“文革”进行批评和反思，即使作者使用的是“春秋笔法”，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顺应民意，所以应该鼓励；其次，主编张光年的“不怕尖锐就怕不准确”的指导思想对《人民文学》编辑们的影响很深，历经“文革”劫难，大家都想抓紧时间，在编辑这个岗位上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当年我们这些编辑们最真实朴素的想法；最后，由于徐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和功夫来写，并且坚持报告文学要尊重史实，按照事实本来面貌去描写、去反映，所以他本人希望我们不要删改这段文字。正是出于以上三点考虑，我向编辑部领导建议刊物能顺利、如期地刊登这篇报告文学，编辑部也采纳了我的建议，以头版头条的形式隆重地推出了《猜想》。但是，到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出之后，徐迟这样在开初被认为十分尖锐的批判“文革”的文字，却又显得不足了。虽然非常精彩，但在后来的一些选本中，就由徐迟自己删除了。
　　白亮：当我们今天“重说”《哥德巴赫猜想》时，其实还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读解，当然，我们重读的目的不是“颠覆”，也不是“揭破历史真相”，“发现历史隐秘”，而是把它变成研究今天文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物。对这一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如重要、权威的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或评论等），“经典”是怎么“生成”的，它的产生得益于哪些复杂的因素？它的权威性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文学作品作为“优秀作品”，而不选择、甚至取消另一篇文学作品的“优秀资格”。其次，您如何界定“经典”，或者说“经典”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们定义“经典”的标准总是变动不居的，80年代，文学史在评价作家时总是提升到一个民族国家叙事“合法性”的层面，作品的“思想意义”成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的文本意识、文本价值、作家的创造力、艺术形式等日渐受到重视，大家的普遍的看法就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等更重要，更像文学。实际上，不同时期评价“经典”的标准的变化、调整和重构都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有时甚至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和文学史真实的情况。再次，“经典”与其相关的文学观、批评方式和文学史意识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种“关系”又怎样确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时尚”？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此外，再从编辑与作家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来考察和追忆一篇作品发表前后的诸多“细节”，我们会发现编辑的工作中其实已经包含有将作品宣传为“名作”、“代表作”，也即一个时期后将它们推向“经典化”的因素。您怎么看编辑和作家、和“经典作品”之间的关系？
　　周明：有关“经典”，文学史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毕竟我不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就“经典”这个问题我也许理解的比较感性，我只想从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是哪些复杂的因素会影响“经典”的“生成”？既然《猜想》现在被诸多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家们认定为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经典，那么，我就以承载作品内容的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为例。在我看来，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会是一个纯粹形式意义上的对象，它所有的努力，都在于对社会人生和生活感受的认识表达，离开了这些内容的作品，形式上如何的艺术都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体的文学作品，它必须承担与新闻同等的历史和时代的记录任务，同时它又是文学作品，应当充满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够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为社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在此意义上，它被很多读者视为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人和事，正因为“真实”才能够吸引更多地读者，并且产生广泛的影响。其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报告文学作家被视为历史和现实的文学记录者，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成为报告文学作家被期待的基本素质。《猜想》，它在报告文学领域第一次用作家自己独立的眼光审视、评价“文化大革命”。虽未彻底否定，但已显示了否定的意向。第四，它开拓了题材领域，使知识分子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反右”以来，第一次作为正面形象进入报告文学殿堂。综上所述，《猜想》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和我刚才说的四个方面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再加上它又和时代氛围、现实需要和民众情绪相契合，这篇作品成为“经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外一个则是编辑和作家、和“经典”作品之间的关系。在八十年代，《人民文学》被很多人称为“茅台是国酒，《人民文学》是国刊”，正是由于它在文学界被认为是很高的文学殿堂，对于作家而言，能登上这个殿堂那就真的是一夜成名了。在此意义上，我个人始终认为编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不应当将自己变成一个编辑匠，他在一定的时候应当也可以参与作家的写作，他得紧紧地依附并合理智慧地利用刊物这个母体。当时很多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因为作家们正是看到了《人民文学》的巨大影响力，而不是因为某一个编辑，当然，这其中会有一些编辑和作家的私交友谊的因素。不过，在《人民文学》复刊后，我们组稿的对象着眼点更多的面向业余作家，特别是基层生活里面的工农兵业余作家，而吸引他们的就是《人民文学》在文学界的口碑。 　　白亮：您刚才提到《人民文学》是一本国家级刊物。从这个意义而言，《人民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运作和实践。今天我们讨论的视点仅仅集中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此期间，《人民文学》进行了“复刊”，而这一举措体现了不同力量、不同利益在文学场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博弈，这也更加体现出政治变革对文学机制的重大影响。那么，作为编辑部的“老人”，最后想请您谈谈《人民文学》在1976年复刊时候的情景。
　　周明：《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过程中不免会经历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1975年的时候，文艺界的同志向中央反映说，文艺界只剩样板戏和《红旗》杂志，其他文艺刊物一本都没有，“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群众没有更多的“精神食粮”。于是，周总理做出了批示，可以先恢复《人民文学》。虽然当时掌控文艺界的仍然是“四人帮”的一群帮凶，但有了这样的批示，他们也只好极不情愿地照办，于是就把“文革”前《人民文学》的主编李季从下放的湖北“五七干校”调回来筹备复刊工作。刊物要组稿，需要熟悉业务的人手，于是，李季就点名把我们几个《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调回来筹备复刊工作。但是筹备了一段时间后，“四人帮”认为李季属于“文艺黑线”人物，对其不放心，就从上海调来《朝霞》的副主编施燕平同志协助筹备工作。复刊初期，《人民文学》编辑部大约是由主编、副主编及工作人员二十人左右组成的，编辑部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文化部对刊物进行双重领导，文化部主要负责方针政策。当时的主编是袁水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副主编是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编辑委员则有马联玉、李季、贺敬之、浩然、张永枚、袁鹰、蒋子龙等7人。就刊物本身而言，它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正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作品，因为以1975年邓小平大刀阔斧“整顿”为背景，赞扬了一个叫霍大道的大力整顿工厂秩序的人物，在当时产生不小影响。但后来受到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从这场风波中应该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组稿和编稿的困难，大家都小心翼翼，胆颤心惊的。这场风波后，编辑崔道怡多次提出想组织蒋子龙的作品，都没有得到许可。我记得当时我打报告请冰心老人写一个知青的代表人物，立刻遭到了否决，并且在公开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怎么能找冰心这样的“文艺黑线人物”来写作。也就是说，在复刊初期，由于“四人帮”的掌控，我们根本约不到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来写稿，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文学》的稿件质量是不高的。但值得庆幸的是，复刊不长时间“四人帮”就倒台了，《人民文学》才真正迈向了崭新的发展历程。
　　后来，恢复工作的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出任《人民文学》的主编，他和诗人李季、贺敬之，评论家冯牧形成一个新的领导群体。张光年上任伊始，他在编辑部的内部会议中多次强调要重新组织一支被“四人帮”打散却并没有批垮的创作队伍，并且要着眼于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使这支队伍后继有人。于是，他以《人民文学》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然而却影响并不小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地点是在前门外的“远东旅社”。沙汀、周立波、孙犁、马烽、林雨、蒋子龙及刚刚在《人民文学》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叶文玲、邹志安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孙犁本来由于体弱，极少参加外面的活动，而他破例出席了这个会。这次座谈会，虽说人数不多，大家却来自东南西北不同省份，覆盖面大，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参会作家中如蒋子龙、叶文玲、邹志安等青年业余作者此后都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一个会议当时的影响也很大，1977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打碎“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精神枷锁，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经请示中宣部批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那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仍未恢复，鉴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最大最重要的一次集会，编辑部除了邀请在京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外，还特意邀请了艺术界的许多名家。会议地点选在了北京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随后，我和当时编辑部的一批年轻同志如阎纲、刘锡诚、吴泰昌、颜振奋、向前、杨筠等等，各持一批请柬和名单，走街串巷，去寻找，去邀请。有时为了“追踪”一个人，要钻好多胡同，要跑许多冤枉路。接到请柬的人心情都很激动，表示一定出席。最后参会的人员达100多人。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朱穆之、廖井丹，文化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总政文化部长刘白羽等出席了会议。应该说，这次会议是文艺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将漫漫十年中被“四人帮”打散了的文艺队伍，重新聚集起来，极大地鼓舞了作家的士气，也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周明：地址：北京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邮编：100029。电话：13910165219。
　　白亮：男，1981年生，陕西延长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八十年代文学、中国当代小说以及九十年代文化。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号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处
　　邮编：100089
　　邮箱：bailiang@bfsu.省略
　　电话：010－88817925；1366135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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