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骄子”刘伯坚的怜子情]军中骄子三部曲 电视剧
时间：2019-05-11 03:24: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5年3月4日，春风中细雨飘飞，天气乍暖还寒。在江西省信丰县塘村山区，正发生着一场红白两军进行包围与突围的恶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部队，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2000余人，重重包围在这块方圆数里的狭长地带。早已疲惫不堪、饥寒缠身的红军官兵，在危局下拼死反击，试图杀出敌围。处在劣势中的红军并非是毫无斗志的溃军，他们在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的指挥下，奋力与敌人拼杀。
刘伯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不忘
挂记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两次以信托孤
刘伯坚，这位早年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就享有“军中骄子”之誉并曾留学苏联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此间正沉着地指挥部队依据地形向外突走。就在他所指挥的数百人即将冲出一道山口的时分，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左腿。刘伯坚只感到一股强大的推力差点将自己击倒，他从腿骨的一下剧痛中意识到自己负伤了，但他仍然强忍着疼痛用右腿朝前移动，将身子倚靠在一棵树上，继续发出指挥的命令。随着一队队的战士从他身边疾冲而过，他腿上的鲜血流在脚下一大块，突然间，他觉得左腿像是被人用刀砍断，一下子身体失重，栽在地上……
刘伯坚最终落入敌手，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部将这位红军高官囚禁在江西省大余监狱。3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欲用刘伯坚的被俘来恐吓革命群众，押着他从县城热闹的青菜街走过。刘伯坚虽身负重伤，又脚戴沉重镣铐，可是他面露刚强的微笑，昂首挺胸，威武凛然地走在大街上，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点头致意，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这天晚上，这位上马可杀敌、下马可吟诗的红军悍将，在狱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千古绝唱《带镣行》。
刘伯坚深深明了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他的脑子里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他浪潮翻滚的思绪之中，有一根无形的带子连在他的心上，这就是对他那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虎儿、豹儿、熊儿的无尽思念！想到自己将要与三个可爱的儿子永别，而三个儿子也将从此失去父亲，刘伯坚的心房在痉挛般地颤抖着，以至于眼角溢出了泪水！这晶莹的清泪凝结着一个父亲在不久于人世之前的不尽遗憾与心灵痛苦！又正是这种痛苦的情愫，促使他萌生了书信托孤的愿望。在监狱中，刘伯坚给妻子王叔振的大嫂写出了第一封家书。信中写道：
“凤笙大嫂，请转五、六诸兄嫂：弟伯坚在塘村被俘，不知你们是否已得知消息？弟现在被押在大余监狱第一军部，尚有多少时日留于人间，不得而知。弟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只是希望弟走后，各位兄嫂能帮忙将我的三个儿子抚养成人，读书至18岁就送他们去工厂做工，30岁时结婚，不要多生子女自累又累人，反不能成就事业。”
数日之后，就在敌人宣布第二日将处决刘伯坚的当晚，他坦然自若地向狱卒要来纸墨，在油灯下写下给妻子的绝命书：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家的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沙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余
1935年3月21日上午，刘伯坚壮烈地就义于大余的金莲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伯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以一个既是赤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是为人之父的热烈情怀，挂记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在他牺牲之后，这三名幼儿的各自情形怎么样呢？
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之后，从地下党得知
刘伯坚托孤一事，派人凭信件找到虎生
刘伯坚、王叔振的大儿子虎生，是1930年10月在5岁多时，被托给大嫂梁凤笙从上海带回西安抚养的。同年8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的刘伯坚，秘密回到国内。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前往中央苏区，出任中革军委秘书长，让他把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运用于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中央同时将刘伯坚的妻子王叔振派往中央苏区。
这对夫妻对于即将前往中央苏区投入反“围剿”战争的火热生活，在思想上是没有半点犹豫的。让他们感到为难的是身边的一对男孩怎样处理？两人心里明白，总不能把两个孩子都带去，顶多只带一个，夫妻俩商议的结果是把1岁的豹儿带走，而虎生就托付给王叔振的大嫂梁凤笙。夫妻俩做通了梁凤笙的工作，将虎儿送到她身边。小虎生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到了大舅妈手上就哭起来，将小手伸向王叔振哭道：“妈妈，我要妈妈。”王叔振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抑制不住的眼泪涮涮地流个不停，几秒钟后还是将可爱的孩子塞回凤笙手上，哽咽着说：“大嫂，虎生就拜托你了！”
不久，梁凤笙带着小虎生从上海回到了陕西老家。
当刘伯坚写自大余监狱的第一封托孤信，好不容易传到梁凤笙手上的一年半之后即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惊震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抗战的全局考虑，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专程赶赴西安，与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进行商谈。由于中共做出巨大努力，使各方在谅解中达成共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此后，周恩来在西安待了一段时间。他从地下党组织那儿获知刘伯坚有一个儿子寄养在西安，便立即派人去寻找，终于找到梁凤笙。梁凤笙早就知道周恩来是刘伯坚的好朋友，便把保存的几封刘伯坚的亲笔信交出。周恩来读了信件，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布置，并留下一封写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王首道的亲笔信。1937年6月，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将10岁的刘虎生送往延安。
到了延安的虎生，被安排在中央机关幼儿园。3个多月后，虎生突然患了重病，身上到处出血，医院作了很大努力也没有完全止住流血。时为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蔡畅，是刘伯坚介绍入党的，她知道刘伯坚壮烈牺牲的消息，当下又见刘虎生生命垂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哭了起来。她要求医务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虎生的病，激动地说：“这可是烈士的后代啊！刘伯坚烈士有三个儿子，我们只找到一个，耽误不得呀！” 蔡畅一边让医院组织抢救，一边去请苏联专家阿洛夫参加会诊。经过几个医疗专家的会诊，确认虎生患的是血友病，急需输血救治。消息传出，延安中学的同学们争先恐后请求输血……虎生的生命挽救了。
虎生在延安这个大家庭里幸福地学习和生活着，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学习成绩也很优秀。1948年，全国革命形势令人欢欣鼓舞，眼看中国革命就要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考虑到全国解放后急需一大批治国人才，决定派一批烈士子弟到苏联学习科学技术，虎生被列入赴苏学习名单中。出发那天，蔡畅专程赶来为虎生送行，深情地对他说：“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新中国急需各类人才，你要继承父亲遗志，一定要认真学好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1955年，虎生结束了在苏联的8年学习生活，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毕业回国，把所学的才智奉献给伟大的祖国。在国防工业岗位上，他时时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工作，一年后便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几年后，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先后在五机部、科技部等单位工作。
豹生被寄养到苏区群众家，新中国成立后
找到，20岁才上小学一年级
刘伯坚夫妻将1岁的小豹生带到中央苏区，到1935年1月时，他已经6岁了。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深得父母的疼爱。常常是刘伯坚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人见人爱的小豹生，另一头是衣物杂件和一些玩具。这些玩具是红军战士用积木和废旧枪支零件做成的，小豹生坐在箩筐里尽情地玩耍，饿了自己拿地瓜、芋头吃。刘伯坚看到儿子在无忧无虑中一天天长大，心中十分欣慰。他在给嫂子梁凤笙的信中写到了豹儿的情况：
“豹儿倏已三岁余，近来日食鸡子（鸡蛋）多枚，还有牛奶，双颊润红，虽不及虎儿丰腴，轮廓清炯，颇肖诸舅。此儿大目明活，眸子呈亮，健步学语，终日嬉戏歌唱，琅琅上口，入睡始息。”
终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造成的危局，结束了小豹生幸福成长的生活，使之成为了苏区农民的儿子。
在刘伯坚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指挥部队留守于中央苏区的头三个月，小豹生尚能跟随在父母身边。从1935年2月起，留守红军面临的战争局势日趋严峻，国民党军几十万人马闯入苏区，见房就烧，见人便杀，把昔日生机勃勃的苏区践踏得狼藉一片，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刘伯坚意识到继续让小豹生留在身边是不可能了，必须尽快把他送给别人。他向驻地的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倾吐了自己的困难，委托他找到合适的寄养人家。
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暮霭已经在瑞金武阳四周的山边渐渐合拢，环环相连的山头与树木、茅屋、池塘都笼罩在即将降临的夜幕之中。刘伯坚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张眼望向陌生四周的小豹生，另一头是衣物用品等。两个红军战士紧随其后，众人走进了村中的郭贱姑婆婆家。“郭阿婆，就这伢崽，我们送来了，把他托付给你，请你一定把他养大成人……”刘伯坚的话还没有说完，还不懂事的小豹生竟然站起身哭道：“我要爸爸，爸爸不要走！”已经50岁出头的郭贱姑见状，赶紧俯下身将小豹生抱起来，轻轻地拍着安慰他。可小豹生用力地探出身子，把手伸向刘伯坚。刘伯坚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只有赶紧离开，便一横心，对郭贱姑说道：“婆婆，我们走了，小豹生就托付给你了。”说完，向两个战士一招手，带头转身就走。在刘伯坚的身后，留下了小豹生那揪心般的哭叫声……
郭贱姑，这个心里早就向着共产党、苏维埃的苏区群众，接受了乡苏维埃政府交给的任务。她从看到小豹生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了这个白胖又颇显机灵的孩子。她将小豹生取名为邹发生，编好用20块大洋从广东买来这个小孩的一套话，以应付白军的搜查。果然从小豹生进门的第三天起，就不断有白军开进村来，到处搜查，指着小豹生对郭贱姑逼问：“小孩是赤匪留下来的？”郭贱姑立即黑下脸回道：“看你张口胡说，共产党养的伢崽有这么胖吗？”白军士兵被问得答不上话来。
几个月来，闯进村里的白军对郭贱姑盘问了几十次，每一次都被她搪塞过去。为了糊住同宗保长的一张嘴，郭贱姑忍痛卖掉了一头猪和一对娘家陪嫁的耳环，凑齐20块银洋交到了这个“阿叔”手上。
在郭贱姑怀着爱抚之心的艰辛抚养下，小豹生吃着糙米和野菜、红薯一天天地长大。到了7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别人放牛和上山捡菇采蕨了。13岁开始，他就跟着大人下田劳作，上山砍柴。到了1949年10月，已经20岁的豹生成了壮实的男子汉，无论山上还是田里的功夫都是一把好手。
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瑞金县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干部，领着两名从北京来的解放军干部，走进了武阳郭贱姑家。已经68岁的郭婆婆听地方干部讲了几分钟，马上明白人民政府派人来找发生了，立即向屋外喊着：“发生，快回家来！”
数日之后，邹发生随着解放军干部进入北京，在一所部队招待所住了下来。又过了几天，一位叔叔开车把他送到宣武门附近的一所小学，带进一年级的教室。班上的40多名同学以为这是新调来的老师。可是等邹发生坐下来听课，老师向他们介绍“这是刘豹生同学”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大笑起来。豹生顿时成了整个学校的焦点人物：20岁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简直就像是羊群中的骆驼。豹生没有因此而丧气，而是更加勤奋地学习。最后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了三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1952年7月，豹生进入北京101中学读书，上高中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末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航空专业，毕业后分配在航空工业研究所工作。他把当年在农村的那股干劲全使在工作上，几年后，豹生成为航空工业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实现了父亲刘伯坚的遗愿：“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熊生出生一个多月就被送给“苏区母亲”抚养，
44年之后才与大哥、二哥相见
出生于1931年3月的刘熊生，是刘伯坚、王叔振的第三个儿子。当小熊生出生才40多天的4月9日，在连城新泉中革军委秘书处工作的王叔振，接到临时中央任命她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的调令。看完调令的王叔振想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带着熊儿去瑞金还是把他送给合适的人家抚养？ 王叔振原名淑贞，陕西三原人。1920年考入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她学习期间经常到西北军营宣传国民革命，与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从互为倾慕到产生爱情，于1927年结成伉俪。两人曾在太原、上海等地担任党的工作，1930年秋，夫妻俩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王叔振与刘伯坚自结婚到1931年3月，已经生了三个小孩。前面的两个孩子不但没能享受到应有的父母之爱，而且自小就受到战争的伤害，一个被托付给大舅妈抚养，另一个由刘伯坚带着既当爸又做妈，在红军部队中拉扯着长大，而现在又面临着将熊儿送人的艰难选择。
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王叔振，毅然地作出了“为了苏维埃事业的胜利，只有把孩子送人”的抉择。这位伟大的革命女性，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承受着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王叔振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一户条件较好的抚养家庭。
在中革军委秘书处与新泉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协调下，终于找到了令王叔振满意的抚养人家。户主叫黄荫达，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秘书；妻子叫邱满菊，刚生下一个女孩，有奶水。这夫妻俩不仅人好，政治上也可靠，条件相当不错。
这天下午，王叔振由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带领，抱着小熊生来到黄荫达家。相互见了面后，黄荫达首先讲到，他与刘伯坚秘书长也相熟，既然信任他，就一定把孩子抚养好。王叔振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将睡着了的小熊生递给邱满菊。邱满菊紧紧地抱着小熊生。不知怎么，原先睡在母亲王叔振怀抱中的小熊生，忽然“哇哇”地哭闹起来，一阵比一阵哭得厉害。也许是小熊生有心灵感应，知道母亲要离他而去？邱满菊抱着孩子边走动边轻轻地拍着，唱着山里人的摇篮曲。过了一会儿，小熊生又重新睡着了。
王叔振与邱满菊说了一阵话，见小熊生睡得甜甜的，便说：“时间不早了，你们也早点歇着，我得赶回去。”说完，她忽然想到什么，又对黄荫达说：“你们看这样行吗——我给留下一张字条，以后也好让我们母子相认。”
黄荫达立即点头回道：“这好哇，你写吧。”
王叔振掏出随带的笔，在纸上写了这样的文字：
刘门王氏生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长大后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情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于闽西芷溪
王叔振写完字条，将带来的几块光洋交给黄荫达。黄荫达只接字条，把银洋还给对方：“这钱你留着用。”
“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孩子这么小，是要花钱的，就拜托你们了！”王叔振极为恳切地说完，把钱重又塞给对方，毅然转身离去。
回到住地，已是夜幕降临。王叔振拿起笔给刘伯坚写去一信：
毅伯：
你说过的为着革命，我们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熊儿送人了。
……
妻叔振
相隔了20天左右，刘伯坚在闽赣前线收到妻子的信，随即给远在西安的兄嫂写去一信：
风笙大嫂转五、六诸兄嫂：
……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完全赖诸兄嫂。……熊儿生后即寄养福建连城属之新泉区芷溪乡黄荫达家，媳名满菊，抚养熊儿，称熊儿为子，爱如己出。
……最重要的，说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此致
最后的敬礼！
弟刘伯坚
父母的心中永远装着对儿女的深情。1935年3月，被俘的刘伯坚于21日在大余英勇就义，头天晚上在写给王叔振的遗书中，仍念念不忘虎、豹、熊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
刘伯坚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王叔振已经在1个多月之前，就成为极左错误政策的牺牲品，极其悲惨地离开了人世，再也看不到她寄养在黄家的小儿子了。
王叔振、刘伯坚都在临死之前挂记着的小熊生，在黄家历经了极为艰难的成长之路。先是养父黄荫达于1931年6月闽西苏区的“肃社民党”狂潮中被杀害，后来养母因过于悲愤没有了奶水，小熊生被断了奶，再过了几年，熊生又患上了甲亢病，没过多久家里的房子又被邻居起火而烧毁……这些苦难都由邱满菊以客家妇女特有的刚强和毅力扛过去了，小熊生也在难以尽述的艰难中慢慢地长大。
中央有关部门一直注意寻找刘伯坚夫妻的第三个儿子。1953年8月，已经上了高中一年级的熊生被党组织找到了。养母邱满菊听说熊生是一名红军“大官”的儿子，为自己这些年来含辛菇苦地抚养他长大深感欣慰。
刘伯坚、王叔振这对著名的革命夫妻，在双双壮烈牺牲44年后，他们的三个儿子才得以聚首。1979年5月，虎生、豹生、熊生三兄弟在北京相见。三个男子汉相互拥抱在一起，沉浸在泪水、激动以及自豪的情愫之中。当这种感人的情绪过去之后，重新涌聚在三兄弟心中的，是对父亲刘伯坚和母亲王叔振的不尽缅怀。○
题图 刘伯坚被捕的地方
责任编辑 万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