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呼声【我写《呼声》前后】
时间：2019-04-26 03:2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写叙事诗《呼声》，是在1978年夏天。当时，我获招工到绥阳县文化馆工作，一是负责编《喷泉》诗报，二是给县文艺宣传队编写小戏和演唱节目，并负责拉大幕。那时，县文艺宣传队每年都要到县里各乡镇、工矿和边远村寨巡回演出。尤其是到偏远山区，交通工具稀少，有的地方不通公路，巡回演出都要演职人员分别背着服装、道具、乐器甚而幕布，步行十里八里或几十里山路，白天赶行程，晚上演出。每到一地方，我的任务先是采访，紧接着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宣传口径，快速编成“三句半”或“快板书”，再交给演员背诵，然后在当天晚上表演。就在1978年夏天，我随宣传队在离县城100里外的温泉区几个乡镇巡回演出，十余天跋山涉水，每天都是一身泥巴一身汗，有一天，我们正向一麻疯高山乡的解放公社进发，一路云里雾中，热汗淋淋地走进麻疯村寨，公社的负责人带着我采访了几位麻疯病人家属，我写完节目交给领队，领队说，刚好接到区里的电话，县里通知你到省里参加全省的剧本改稿会。记得那天已时近下午，又是雨天，由当时的一个村干部带我从山顶上的解放公社到山底下的暮坝公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独自从暮坝步行十余里路到区所在地温泉镇，搭乘班车到旺草区，那时正逢雨季，到处涨水，错过了通往县城的车辆，我到旺草小学一个朋友家借宿。我那朋友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我们商量正好趁空到几里外的另一山村看望另一位农民作者。我俩随即步行翻过一座小山，在离那文友家十余丈远的一座土墙屋前喊那文友的名字，没人应。这时，土墙屋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城里人打扮的女知青，说那文友一家上山干活去了，并问我们找他为何事，我同路的文友便介绍来由并说出我的名字。那女知青一听便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进屋，屋内还有另外两位女知青，特别热情。那三个女知青当中，还有一个能背诵我的《檐下夜语》一诗。她们向我和随行的文友叙说了她们下乡的遭遇。她们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招工和代课都没她们的份。别的知青都返城了，她们还留在乡下，三位时而含泪叙说，时而唉声叹息……并请求我写写她们的难处，为她们呼吁。我也曾是回乡知青，因出身不好，费了好多周折，才得以在县文化馆工作，也许是同病相怜，她们的叙说，深深地打动了我，回想我采访过的一些知青的经历，再联想眼前三位女知青的遭遇，一种创作的冲动，让我难以平息。但我又要赶到省里参加全省的剧本创作会议，就暂时搁下。在全省剧本创作会议期间，一天晚上，我去省群众艺术馆拜望我的恩师钟华老师，我向他谈起我参加会议和看演出和电影的感受，恩师给我的启迪与教诲，让我终生难忘。他说：“做人要坦怀，写作要用心写，少看他人脸色与眼色，更别计较是否可发表，……浸透心血和泪水的作品，最终会得到公认的”。他因一身正气又多才多艺曾被人划为右派，但他坚信未来，坚信人心所向……
全省的剧本创作会议结束那天，在省城工作的诗友王钟啸请我吃饭，他还请当时省电台的音乐家刘致民老师一起谈天说地。那时，诗友钟啸刚新婚，妻子在县里工作，夫妻俩的感情可谓如胶似膝。但两地分居，离多聚少。钟啸说，他每天都要给妻子写一封信，每天上班和下班，他都要隔着玻璃亲吻压在玻板下的爱妻一口……他说着说着，我仿佛找到了我创作冲动的突破口。我第二天乘火车到遵义，再转乘汽车到绥阳县城。在遵义车站挤着上车时，因创作的冲动，我恍兮惚兮，致使我在省城领的35元稿费（准备回农家补贴修猪圈的费用）都被小偷给摸走了。我夕暮时分赶回工作单位县文化馆。当时，给我们文艺宣传队煮饭的韩大姐，她特贤淑，她重新为我煮了一碗面条，我匆匆吃完饭，在水龙头下冲了一下头，然后上厕所，我还蹲着，灵感就来了。我蹲在厕所大声叫一位小朋友，请他赶快给我纸笔。那时天已擦黑，外面微弱的灯光映照在厕所的蹲位上，我就蹲在厕所一口气写完了《呼声》的序诗。然后我急步上楼到房间铺开稿纸，含着泪一口气写完400余行的长诗。也许是有神灵相助，又恍若是被鬼神冲起，写完之后，天已快亮了。那之前，我还从没写过叙事诗，也不知那是不是诗，只是自己很感动。感动之余，我才想起在省城领取的准备回家补助修猪圈的35元稿费，一摸包，没了，心里又好难受。
我在叙事诗《呼声》中以书信的形式叙事，我要感谢诗友王仲啸谈起他每天给爱妻写信而给我的启发。诗中跳崖的情节，我要感谢诗友吴仲华，他是我的至交，他曾给我讲过一对出生不好的情侣相抱跳县城对面阳晋岩的真人真事，我当时就想写，但不知怎么落笔。我更要感谢在旺草一小山村巧遇的三位女知青，是她们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
《呼声》初稿写完后，我向周围的诗友请教，有的说先寄出去，有的说别忙寄。我心里清楚，他们都是关心我。之后我将诗稿带到贵阳，先请《山花》编辑部的诗歌老编辑陈佩芸老师，她看后拍案叫绝。她说，这种题材，在《山花》可能很难发出，她建议我先寄给《诗刊》一试。陈佩芸老师是很稳健的诗人，她对后学者，就像慈母一样，她的丈夫姓何，也是一位待人特厚道的老文艺家。那天晚饭，他们一家人还特盛情地款待了我，并对我诗中某些句子提出了修改意见，特宝贵。第二天，我又带着诗稿去见钟华恩师，恩师擦着泪水看完全诗，他也让我先寄给《诗刊》一试。如果不能发表，也别气馁，先放着，等待时机。
我将诗稿寄给《诗刊》，已是1978年秋天，很快，我便接到诗友李松涛的来信，松涛当时借调在《诗刊》工作。他在回信中说，当时《诗刊》社正组织20多个有名的诗人在写这方面的题材。大家读了我寄去的叙事诗《呼声》，都一致叫好。虽然发与不发还在研究中，他还是提前为我祝贺写出这样的力作。后来，我听诗刊社的有关老师说，为发表这首诗，诗刊社人人签字共担风险，并将该诗稿送到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朗诵，据说反响很好。就在1978年冬天，《诗刊》社举办“全国诗歌座谈会”，通知贵州省的廖公弦老师和我参加。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时时事事处处都尾随在廖公弦老师身后，曾听某几位诗人对公弦老师开玩笑说：“发模是公弦的尾巴”。那次会议集中了国内100多位著名诗人，怯生生的我听他们的发言与交流，感到好新鲜，我静静地倾听和做笔记，恨不能将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丝声音都嚼烂在心营养自己。会议期间，时任《诗刊》社副主编的邹狄帆老师平静地对我说，《呼声》拟发1979年《诗刊》第二期。他还教诲我要好好做人好好写诗……他话不多，特真诚实在。 我知道，因《呼声》，我得以参加那次会议；参加那次会议，我得以和廖公弦老师近距离交往，我们从贵阳坐火车到京参加会议，之前我只到过省城一次，乘火车坐的是硬座，到北京却是卧铺，虽然说是硬卧，我已觉得待遇极高。白天，我躺在硬卧中铺上，听下铺公弦老师和一老文艺家讲省城文革轶事，他们时而哑然，时而愤愤，继而又一声长呼。他们的两支劣质香烟的烟味，呛得我难受，但他们的谈吐很补脑。会议结束，从北京至贵阳乘飞机，公弦老师问起我创作《呼声》之事，我给他谈了个大概，他沉默半响说，还是你们年青人有胆量，我就不敢写。那天乘飞机，飞机刚上天，接着又落地，公弦老师以一种惊骇对我说，好在是飞机的起落支架收不拢去，如果是打不开，我们都完了。他又说，写作亦如此，一旦触犯了政治，人一生就完了。想起我的《呼声》即将发表，一旦出事，我不就完了么？这时我又想起恩师钟华老师的教诲，也就慢慢平静下来。滞留在机场的那晚，我们住在机场附近一部队营房，那儿的首长和战士对我们很好。第二天再起飞回贵阳机场，乘机场班车到省城再转车到遵义市汽车站，再转车到绥阳蒲老场，然后步行十里回乡下家中。一路上，我还在想，如果因这首诗坐牢，我也认了，因那是我不得不呼的呼声啊！
第二天起床，为给家人冬天御寒，我又和两个弟弟上山挖树疙篼，一身泥巴一身大汗，把什么都忘了。晚上再在微弱的灯光下整理在京开会的记录，忆起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新桥饭店接见与会的诗人，会议室坐得很挤，我因个子矮，坐在前面第一排边上。听部长讲话，特平易亲切。他说，你们都是我国的著名诗人，受过一些冲击、磨难……今天大家又坐在一起，座谈全国诗歌的发展，很难得。他说，我不会写诗，但喜欢诗，他说他记得在他小的时候，落大雪，大人们就说：“天上一笼统，/地上一朦胧。/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他问大家，不知这是不是诗，但他记下来了。他又说，这说明，文艺要贴近人民大众。写作，能发出民众的心声，就应该是人民的诗人。当时，与会的诗人们热烈鼓掌，报以会心的大笑，顿感领导人是多么幽默，亲近。散会之时，耀邦同志从我身旁经过，我就好奇地挤过去与他比高矮，因耀邦同志比较矮，我也矮，我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与他比个子。耀邦同志微笑着拍我的肩膀说：“这小同志真逗”。陪在他身边的胡乔木等，忙把我分开。后来，廖公弦老师笑着对我说，土吧啦叽的你，哪来那么大的胆量？我说，我一时把他当着家乡的长辈，他太让人亲近啦！
《呼声》在1979年2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据说在全国很多书店排队购买当期《诗刊》时，险些踩死人。又听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这首诗时，有的听众伤心得险些把小收音机捏碎。《呼声》发表，正值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只能说是时事给我以幸运。该诗发表后，我接到大量来信，有时一天将近一麻袋，信中有骂我反党的，有为我担心的，更多的是叫好。我没钱回信，住的房子又窄，堆不下。在我搬家的时候，我卖给收废纸的人，称斤量，卖了70多元钱。后来想起特后悔，在那时，哪有收藏意识。说真话，我那时还在为乡下一家人的生存而苦恼。
因为《呼声》，我获得了一定声誉。一是一年后从绥阳县文化馆调入原遵义地区文化局创作室工作，妻儿农转非。二是加入贵州省作协，被选为理事，并于1980年分别获贵州省文学创作一等奖和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三是在我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许多文艺前辈的扶持。1979年冬，在全国文代会期间，由著名诗人李季和当时我省的文联主席蹇先丈老师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使我难忘的是那次文代会上，一天下午，在中央领导拟接见并宴请与会代表之前，参会的人们都在人民大会堂前厅休息。我的恩师晏明老师向公木、姚雪垠、徐迟等前辈介绍我，我不会说普通话，又矮又土一副娃娃脸，他们都特关切地向我问这问那，我说的话他们又不太懂，误了上宴会大厅的时间。回头一看，与会人员都上楼去了，我赶快一溜小跑，就像上山砍柴一样刚上到楼梯转弯处，负责保卫的同志叫我站着不动。我正在特尴尬之时，中央领导们上来了，领先的是华国锋同志，他边上楼梯边微笑着伸手与我相握，他的手软绵绵的，好慈善。接着是所有的领导人一一与我握手。我像个在父母前做错了事的小孩，心突突地跳，脸一阵又一阵发烧。回想当时那个又怕又高兴，真是难以形容。直到解除警戒之后，我还呆呆地站在楼梯转弯处，望着跟上来的晏明恩师和姚雪垠、徐迟等前辈，他们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诗人站在这儿就接见了中央领导，很好很好”。恩师晏明拍我几下，我才醒过神来。
记得那次文代会上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会，华国锋和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就站在宴会厅桌与桌中间向大家问好，耀邦同志的讲话总带着手势，很鼓舞人。我见华国锋同志讲话，他拿着话筒，手还有些抖，几秒钟之后开口，说的话就仿佛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他给我的感觉是口吃而厚道的长者。
也就是在那次文代会上，在某天的一个晚上，王震同志在中宣部一昏暗的会议室单独接见参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与我一起到会的是我们贵州的著名青年舞蹈家罗星芳，我记得那次还有电影《小花》的主演陈冲。王震，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将军，当工作人员扶着他进入会议室后，他先向大家问好，接着讲话，他讲话时有口诞从嘴角流出。有工作人员向他介绍我是来自贵州写叙事诗《呼声》的青年诗人李发模时，他点了点头，反复看了看我又说：“你们是文艺界的希望，要能吃苦，党和人民是关心你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坚持真理，要向前看……”
又一天晚上，又是参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在国际俱乐部唱歌跳舞。我在家乡见的，大多是“忠字舞”，我们县里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也大多是革命的舞蹈，《洗衣歌》舞已算是很艺术的了。没想到在北京却是手挽手的跳，我即感到新奇，又怕得厉害。忽然，一个人悄悄提议请演《小花》的陈冲和写《呼声》的李发模跳一曲，我那个怕呀，就像要抓我上沙场……巴不得联欢赶快结束。在那种场景，只有我最土了，也很自卑。后来，想起恩师晏明老师的夫人邓北野师母说，那时发模到人大会堂领奖，穿着对襟，那个土呀，就差腰系一根草绳。师母说得极是。
再之后，前苏联翻译我的诗《桥》等作品，前苏联著名评论家叶甫图申科评介《呼声》是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是里程碑么？我惶惶然。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是打着赤脚从贵州偏远乡村步入中国诗坛的一个种植精神食粮的农民，丰收也好，欠收也罢，被人说好和被人误骂都已是过眼烟云。去年开胸心脏搭桥和安支架，恍若死过一次又第二次重生。还活着，再看世事，再重新补习识字，又像一个山里追牛屁股的小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