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人情探寻:读韩永明的《马克要来》] 读探寻红色中国有感
时间：2019-04-24 03:17: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湖北作家韩永明的《马克要来》是一篇非传统意义的官场心理小说，它所探讨的权力与民意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庞大和深刻的现实症结。本文对此进行解读。 关键词：韩永明；《马克要来》；官场 “人情”
《马克要来》是一篇非传统意义的“官场心理小说”，它所探讨的权力与民意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庞大和深刻的现实症结。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以“己”为中心，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以涟漪式的波纹逐步向外扩散的“差序格局”。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强势性地辐射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时，追逐平等、尊重个体、以个人为本位的“团结格局”观念与靠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历史传统发生强烈的碰撞，从而掺杂了复杂的人情观念，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现代“关系”哲学——在民意与权力之间，“人情”往往进退维谷，处境复杂。秦伍扬“安插”在牛小胜要去的电站里的“卧底”，作用就是“联络感情”、“化解对立情绪”。这一类不可或缺的“关系人”，在“官权”与“民意”中起着重要的制衡作用。在秦伍扬的政治哲学中，他将这一类人美化为近似于《春秋谷梁传》、《礼记》等典籍中所说的“士民”，本质仍然是“四民之一”，是“人民群众”，但可以上达权贵，下至庶民。由于在当下中国，这类“关系人”的存在，代替传统的人情伦理秩序，在执行现代中国社会制度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占有相当突出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疏通、缓解了权力与民意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复杂的矛盾、社会的变革和权力的发生，传统“人情”一旦遭遇权力，在传统人伦秩序的氛围日益稀薄遂至解体的形态下，其意义就会发生更为明显的割裂和架空。《红楼梦》中跟贾府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姥姥，因为自己女婿王狗儿的祖上借着“一处做官”又“连了宗”与贾府王夫人的父亲攀过交情，借着这样牵强和疏淡的人情薄面，她尚且能够每次到了贾府寻得救济，势利的王熙凤却偏偏不会刘姥姥这样的穷亲戚空手而回，可以窥见“人情”这根纽带在封建时代对人们观念与行为的渗透之深。但到了秦伍扬这里就行不通了，秦伍扬打着为亲戚找工作的名义，希望水电公司的杨总能给牛小胜安排个工作，甚至愿意自己掏钱来解决杨总公司添人进来的“开支问题”，但在杨总这里，工作岗位成了“无缝的蛋”，无论如何也是安插不进来的。秦伍扬只得用“开会”这一行政指令，用“配合”接待外国记者这一工作指令，轻而易举地迫使杨总心甘情愿的就范。这就上升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权力体制问题。用金钱、人情统统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权力的当口迎刃而解，这种权力体制不是通过暴政来实施的，相反，是通过追随者衷心的履行来实施的。这种权力的核心不是指向民意，而是指向人心——人在权力体制之内对于权力中心的迫切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驱动力最根本的就是来自人的私欲，渴望围聚着权力中心，谁靠得越紧密，谁离政治权力中心越近，谁能够分一杯羹的机会和分量就越多，因此，“官位、财富”成了最终的目的。
“马克要来”是一个虚置的预设前提，这是小说借以展开的一个“叙事时空”依托。“要来”而“未来”，在这个相对凝定、看似迫切悬而未发的节骨点上，围绕如何应对“马克要来”这个在小说叙述中无限被后置却又在小说情节中随时可以预见的“叙事时空”（作者有意将马克采访牛驼背儿这一本源性的“故事时空”延宕为结局迟迟没有发生的“叙事时空”），作者非常善于设置和处理人物角色的身份问题，来呈现这一时空形态中人物的各种立场和分歧，加大小说文本的饱满度和丰富性，这是这篇小说令人称道的亮点之一。
黄花是这篇小说里唯一的女性人物，出场并不多，她是官场、商场、权力场相互勾结的一个重要纽带，是社会与政治社会中被牺牲被成就的一个隐喻性人物，是权力与民意分离的社会结构中被牺牲的各色人群中的一个代表。
除了引起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强烈嗅觉的具有西方记者身份的马克、“睡在床上的灵魂人物”——“牛驼背儿”这两个一张一弛的轴承人物，“老领导”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来暗示秦伍扬的队列身份。秦伍扬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却又被认为“世故、圆滑，完全没有自我”，“奉公”以保平安是他的生存之道。在最开始讨论罗立为牛驼背儿一干人安排工作来安抚民意的方案时，尽管秦伍扬在心里非常不能接受罗立的意见，但仍然以“惟领导之命是从”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将罗立的意思“阐释得更透彻更有理”，在他熟稔的官场潜规则里，他并不缺乏领悟、解决问题的智慧，但他更小心翼翼维护的是自己的生存之道，以至于宁愿到贫困山区坐两年“火药桶”以谋求“正科”，也不愿在过去几十年里“越雷池一步”或者是有何新派作为；在屡劝不止而执意孤行的罗立坚持要让马克和牛驼背儿见面时，秦伍扬为此落泪，他要保全罗立的初衷是出于对罗立“良心”的敬重，但在秦伍扬这个“老领导”看来，罗立的种种做法始终跟他不在同一个逻辑思维上。秦伍扬只好幻想以自己掏钱、“下跪”等方式求得官民“一团和气”的安全制衡之道。可以说，秦伍扬和罗立是这篇小说中的另一对轴承人物。但从始至终，马克和牛驼背儿都没有碰过面儿，秦伍扬和罗立也一直都不和。
在小说叙述中，人物视角由秦伍扬向罗立适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美学“偏移”，即小说从秦伍扬单向的心理行为语言刻画，逐渐加重了对罗立心理行为的显现和刻画，这与作者想要突出的主题是一致的，在罗立身上所寄予的“新的人情”期许，渗透出作者寻求新的典型中国式的社会伦理形态的理想与追问。一开始就认定罗立的方案行不通却又选择服从的秦伍扬，为了让罗立逃脱或者减少承担后果的责任，屡次劝诫其将自己的方案拿到办公会上进行讨论，让上级领导知情，但这对罗立而言却显得多余。尽管如此，秦伍扬却是罗立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罗立所寻求的超脱于官位、财富的问“道”精神，在“星空”下与秦伍扬进行对话时，仍然没有获得支持，但获得了理解。这次对话在小说情节中饶富意味，“老领导”秦伍扬和罗立这种新人情的建立绝对不是因为罗立曾经是秦伍扬的下属或他们之间存在派系问题，也不是因为一直渴望“平平安安退休”的秦伍扬出于个人考虑或私欲，而是出于秦伍扬“有点感情倾向”——怜悯和廉洁，为了防止罗立“在这事上栽了”，他甚至不惜自编自演了一场苦肉计。罗立在对待马克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执拗、率性、理想化，这在“老领导”看来，是一种“纯朴、天真”近乎幼稚的追求。但新派作风的官员与“老领导”在“星空下”的对话中获得了暂时的沟通与理解，这种两代官员之间“新的人情”的建立并非源于官官相卫的道统和亲师厚友的传统伦理，而是一种“良心”的选择——秦伍扬并不赞同罗立放弃自己“前程无量”的仕途大道，对高蹈的“道”抱着理想化的偏执，这对秦伍扬自己和罗立所处的环境来说，就像星空一样遥远。作者对于这种“新的人情”的建立保持着理性的洞察和冷峻的审视，使得小说人物之间所呈现出的矛盾关系更富有张力和厚重感。 罗立身上所寄予的“新的人情”的内核，最重要的体现还是在官与民这一传统问题上。权力与民意日益分离的无共识治理局面，是中国当下政治存在的重要隐患之一，权力对民意的向背无可奈何，民意对权力的行为无可奈何。老百姓迷信西方媒体，相信街谈巷议，不相信政府；政府费尽心机阻挠民众与媒体的结合，不相信民众的言说尺度。民间弥漫的“仇官”心理和政府弥漫的“仇民”心理，让二者之间先入为主地相互“质疑”，中国传统人情伦理社会结构的不复存在，“入世”的儒家文化传统和现代权力意识的媾和，使得超脱于官位、财富的“出世”道学成为艰涩的非主流官文化。权力和民意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如果说，秦伍扬跟刘醒龙《政治课》中塑造的孔太顺一样，都属于在官场的漩涡中极力把握自身命运却又左右为难的圆形人物（秦伍扬更多了一些传统的儒家理念），那么，罗立则是有着理想坚守、富有圆形智慧的方形性格人物。类似于王跃文在《大清相国》中将具有文人心性的政治理想人物寄托在陈廷敬身上，作者将超越权力中心、打通官民壁垒、建立新的人情纽带的政治文化理想寄托在了罗立身上。“权力对于人心的劫持和异化，至今仍是大面积存在的人文灾难。”正是置身于左右逢源的官场生态系统中，罗立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富有棱角的个性色彩，对于以权制民的解决方案表现出果断的抗拒，不愿意采取“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样是阻止马克和牛驼背儿见面，秦伍扬主张用“权力”制造汽车“坏”了的假象，干净利落，却“不怎么光明磊落”；罗立却主张用安抚民意的办法满足牛驼背儿一干人的生存愿望，大费周章。如此避轻就重，对身陷旧派官员作风重重包围之中的罗立来说这是一次官场上的冒险。但事实上，在一开始，罗立就洞察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官与民之间严重的对立情绪，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基础”，然而，在循着安抚民意这一思路执意于自己提出的方案时，罗立的新派作为遭到了来自民间与官方的双重压力：牛驼背儿一干人似乎并不热衷于政府为他们一厢情愿安排的各种工作；县办公会的会议讨论总是打着无关紧要的擦边球，各人都在为自己头顶的乌纱帽和维护与己共荣共损的政府形象打算。迫于种种压力，罗立先是最终同意把自己的方案拿到办公会上讨论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到看清“自己的支持率可能是零”不得不放弃在办公会上表达自己想法的初衷，他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即使是有心维护他的秦伍扬也只是站在良心与廉洁的官本位理想之上，并不能彻底理解罗立一次次接近民意的努力。面对难以攻克的“政府领导的集体意见”和根深蒂固的权力意志对百姓利益的疏离，他采用了表面妥协的迂回战术；面对精于算计的黄花，他故作萌态与之周旋；面对明哲保身、恪守官道的秦伍扬，他推心置腹却又“刚愎自用”，坚守着自己的“官民一致”的新人情理想。他把自己最直率的良心和智慧留给了人民，在富有棱角的个人行为色彩下隐藏着莫大的勇气和智慧，试图以一己之力来破除对百姓利益“作壁上观”的官场生态文化的堡垒，寻求官与民之间的信任。
《马克要来》所要探讨的就是权力在民意中缺失的问题以及如何寻求解决之道，这与“官师士商，皆著于录”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笔力触及的社会体制全面溃败不同，韩永明的“官场心理小说”对“官”与“民”都保持了足够的温情，独创性地采取一种中间视角，不偏袒于任何一方，试图呈现出同样流下热泪的秦伍扬一众官员和牛驼背儿一众平民在权力与民意的无交集地带所作出的艰难挣扎和满腹辛酸。“如果复杂，是个人命案子，或者有人砸了他家的电视机，烧了他的房子，这案子早就破了。这案子就是因为简单，几乎谈不上是个案子，因此一开始派出所就没下功夫弄。”中国不大不小、不死不活的案子比比皆是，权力与民意的共识空间在冗杂的社会结构中难以确立。“新的人情”纽带在官与民之间首先就要靠“信任”来链接，这就需要有自觉寻“道”的官员和有自觉体恤“中国国际形象”、理智看待政府职能缺失的民众来共同维护。可惜，积重难返、万象丛生的社会现实并不是靠罗立这样理想化的人物类型一己之力就能改变的。
虽然，在行文叙述中，作者努力保持着一种客观节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是，作者仍然藏掖不住宽厚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让小说结尾不自觉地滑向了过于理想化的境地。最终，罗立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阳奉阴违”地背离了固有的隔绝民意的官派作为，选择了一条孤意决绝的道路来实践自己建立官民之间“信任”的“新人情”理想；牛驼背儿选择“信任”政府的行为也让小说的结局峰回路转。作者通过“官”和“民”明暗交替的双线叙事、双重塑造，着力于对“新人情”的探寻，——尽管过于理想化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批判力度，但毫不掩饰小说独具的现实性和洞察力，不动声色而又力透纸背。
在叙述语言上，作者尽量保持了一种冷色调的节制和简洁，保证了小说情节展开的干净利落和严谨有序（除了开头两段为了保证读者对小说情节感受的完整和小说情节铺垫的充分，叙事视角以牛驼背儿为中心交代事由，再经由马克转向秦伍扬，连续“急转弯”反而增加了读者的心理审美负担和直接切入小说情境的难度——尽管这在整体上并不影响这篇小说的可读性），人物角色和关系的安排张弛有度，小说所孕育的深刻而现实的“信任”主题，显示出作者强大的思想魅力、娴熟的小说技艺和深厚的创作功底。
王芬，文学研究者，现居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