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尘封,再现“照片新娘”:揭开尘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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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6日，美国笔会/福克纳基金会宣布，美籍日裔女作家大冢朱莉（Julie Otsuka）凭借小说《阁楼上的佛像》（The Buddha in the Attic，2011）获得本年度国际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国际笔会／福克纳小说奖（The PEN/Faulkner Award）是美国最大的小说奖项，隶属国际笔会，是为纪念大文豪威廉·福克纳而设，旨在鼓励美国年轻作家及国际笔会成员进行小说创作。该奖由设于1980年的国际笔会暨福克纳基金会创办，1981年开始评选，每届评委经过审阅上一年度在美国出版的300多部小说及短篇小说集之后，选出一位得主和四名入围者，大奖得主可获1.5万美元奖金，四名入围者各获得5000美元，之前获过该奖的大作家包括约翰·厄普代克和菲利普·罗斯等。本年度获得该奖提名的另外四位作家和作品分别为：拉塞尔·班克斯（Russell Banks）的长篇小说《失忆的皮肤》（Lost Memory of Skin）、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短篇小说集《天使埃斯梅拉达》（The Angel Esmeralda: Nine Stories）、安妮塔·德萨伊（Anita Desai）的长篇小说《消失艺术家》（The Artist of Disappearance）和史蒂文·米尔豪瑟（Steven Millhauser ）的短篇小说集《他者我们》（We Other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现年49岁的大冢朱莉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早年在耶鲁大学攻读美国历史，后喜欢上绘画和雕塑，20多岁时一直立志成为画家，直到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创意写作研究班时发现自己有写作才能，遂弃画从文，开始小说创作，现居纽约。大冢的外祖父是第一代日本移民，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被当作日本间谍遭到美方拘捕，大冢年仅10岁的母亲、外祖母和舅舅被关进犹他州的拘留营呆了三年。她的处女作《皇上圣明》（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2002）就以此家庭历史背景写成，小说分别以母亲、父亲、女儿和儿子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日本移民家庭在拘留营的经历，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曾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亚历克斯奖、亚裔美国文学奖等奖项，其平装本截至目前已经是第15次印刷，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同时也成为美国很多大学的阅读书目。《阁楼上的佛像》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曾进入2011年美国全国图书奖决选名单。小说讲述了20世纪初从日本远赴加州旧金山的一群“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是第一部小说的前奏。“照片新娘”是时代的产物。明治维新时期，大批日本男性移民到美国，主要在西海岸和夏威夷的甘蔗园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能与当地女性通婚，于是到了结婚年龄他们便写信给留在日本的亲友或媒人，恳求为其在家乡物色对象。因为不能见面，他们给女方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许多年轻女性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嫁给通过照片和信件结识的日本丈夫，他们靠照片结合，形成“照片婚姻”，而“照片新娘”自然就成了这群远赴他乡寻找梦想的日本女性共同的称呼。
《阁楼上的佛像》于2011年8月由兰登书屋出版集团旗下的纽约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出版公司推出，一共129页，分为八个章节，主要讲述了照片新娘的海上之旅、新婚之夜、她们在美国的艰难求生、生养子女的艰辛以及最后被隔离之痛。小说开篇第一句“船上的我们大多数还是处女”便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作者通篇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叙述视角，成功地让读者走进一个独特的群体生活，体验照片新娘们相似又不同的移民经历。“我们留着长长的黑发，长着又宽又大的脚板，个子都不高。……我们中有的才14岁，还是些孩子。”上船后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换着看各自素未谋面的丈夫的照片，照片上都是“帅气年轻的小伙子，头发浓密，皮肤光洁”。白天她们忍受着晕船的痛苦，想象着未来生活的模样；晚上，她们会梦见未来的丈夫，纳闷自己会不会喜欢上对方，船到岸后会不会认出他们？年轻的她们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美好憧憬，但现实还是令她们大感失望和痛苦：她们的丈夫比照片上要老上20多岁，而日子更不像他们在信中描述的那么美好，大多数男人是做苦工的穷光蛋。尽管现实严酷得令人难以接受，大多数照片新娘在经历了被骗的痛苦之后还是选择在困苦的生活中艰难挣扎。她们承受着不幸的婚姻，从事着最艰苦的劳动，下地干农活，给人洗衣服，当女佣，甚至沦为妓女，而“我们的丈夫拿我们当奴隶使唤”。她们幻想着干上几年攒够了钱再回到日本，但生活让她们越来越身不由己，最后只有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她们的孩子是土生土长的美籍日裔人，从小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熏陶，有新的希望和梦想，不理解上一辈人何以“像乞丐一般生活”；他们说着一口纯正的美语，以母亲们“浓重的口音”、“松软的草帽”和“破旧的衣服”为耻。对照片新娘们来说，艰辛的生活、白人的歧视和与子女的代沟都算不上什么，孩子们的成长就是对她们付出的最大回报。
生活尽管艰难，总有美好的未来可以支撑，孰料历史又和她们开了一个玩笑：1941年12月发生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让她们的生活顿时天翻地覆。一夜之间，他们成了美国人眼里的“美奸”、不受欢迎的“敌侨”。至此，小说的叙述语调变得阴暗沉重，作者以令人揪心的细节描述了这些无辜的日本女人如何成为历史的玩物和牺牲品。她们的男人被当作疑似叛徒抓起来，邻居们的态度也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美津子一天晚饭后去捡自家母鸡下的蛋，发现她晾衣绳上的衣服着了火。我们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一夜之间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墙上贴满了反日标语，电线杆上贴满了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告日本移民的9066号总统令，紧接着美国政府对西海岸各州所有日裔居民展开了强制再安置行动。被视为“垃圾”和“麻烦制造者”的日裔居民被迫关闭生意、抛却农场、放弃家园，搬进政府在美国中东部穷山恶水之地为他们设立的隔离区。作者用不动声色的口吻详细生动地描写了日本侨民被带走的场面：一个理发师“拄着拐杖，头上戴一顶美国退伍军人帽，帽檐压得很低”；他们的女儿都是“大学女生……走的时候毛衣上别着美国国旗的胸针，脖子上的金项链挂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颁发的钥匙奖章”。勤勤恳恳的日裔侨民曾经为这个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梦想突然之间被生生夺走，其惨痛的遭遇是美国历史极不光彩的一章，值得每个美国人深思。在离开时照片新娘们有的认定自己前世作了孽，所以遭此惩罚；有的临走还为她们带来的麻烦向美国房东致歉；而“晴子把一个小小的笑佛铜像放在阁楼上一个高高的角落里，直到今日，佛像还在那里笑着”。这句话也是小说题目“阁楼上的佛像”的来源。虔诚敬佛的日本新娘祈祷佛祖保佑平安，但灾难面前佛祖似乎也无能为力；也许她们能做到的就是与佛像一样笑对各种苦难，练就隐忍和坚强。 《阁楼上的佛像》版画
《柯克斯书评》认为该小说是“一首动人的散文诗，讲述了痛苦的历史”。大冢并不认为自己承担了历史教师的角色，更确切地说，小说的创作源于她对那段历史的好奇。她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为了试图了解母亲经历的一切。记忆中她的母亲对小时候和家人在拘留营三年半的经历几乎闭口不谈，大冢对此表示理解和感激，相信母亲的做法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让我们相信美国是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自由地追逐梦想。在加州长大的她认识很多照片新娘的第三代，尽管照片新娘的遭遇比较普遍，但成年后的大冢仍然对此着迷，她被她们的勇敢深深打动，渴望把多年来了解到的关于她们的所有故事都写出来。写完第一部小说后，大冢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那些美国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日本人突然从他们生活中消失这件事的？《阁楼上的佛像》的最后一章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小说前七章采用了照片新娘的集体视角，但最后一章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换，叙述人虽然还是“我们”，但是变成了美国白人：“日本人从我们镇上消失了。他们的房子被封，现在空荡荡的了。”对此，他们反应淡漠：“我们被告知，日本人很情愿地离开了我们，而且毫无怨言。”过不了多久，当他们偶尔再提起以前的日本邻居时，发现常常使用过去时，作为“他者”的日本侨民就这样淡出了他们的生活，直至最后被彻底忘却：“一天天过去，电线杆上的通告也渐渐褪色发白。一天早上，所有的通告都不见了，镇上的人一时有一种被脱光的怪怪的感觉，就好像日本人从没来过一样。”大冢写到这部分时笔调依然平静而淡然，事实上美国人对日裔侨民的不公与伤害远不止于此，但义愤填膺不会改写历史。美国似乎并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又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所有穆斯林都为少数极端分子的恶行背上了黑锅，这和上个世纪日裔侨民在美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何其相似，而美国引以为荣的人性包容与种族和谐又是多么不堪一击。从这一方面来说，笔会／福克纳奖评委会在350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中挑选出这部揭开美国历史伤疤的小说作为获奖小说，同样也显示出其直面历史的勇气。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视角，是大冢女士大胆而全新的尝试，也是其独具匠心的选择。有读者对此不解，认为这种集体视角使小说成了记录照片新娘生活的一笔流水账，让人难以与她们认同，倒不如集中关注某个或几个女性。大冢表示起初她也试图采用一个新娘的视角，但后来发现这种叙述视角的局限性太大，她太想把成千上万个移民美国的照片新娘未被言说的故事都写出来，而单个新娘的视角容量有限，不足以表现这一群体的多样性；“我们”的叙述声音使她有了更多叙事自由，便于她“把所有一切都编织进去”，有利于展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把照片新娘视为群体存在也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日本文化并行不悖。《旧金山纪事报》就对此赞不绝口，称其用诗意的语言“把希腊合唱的悲剧力量和亲切的自白结合起来，既为失语的一代赴美日本女性发出声音，又着眼于每个个体的不同经历……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悲剧……注定会流传于世”。
大冢的语言富有节奏美感，简洁优美、笔触轻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读来有如诗如画之感。很多评论文章都称赞其富有诗意：《纽约时报》称其“富有魅力的文体让其文笔更接近诗歌”；《柯克斯书评》称之为“一首动人的散文诗”。更有评论把她的小说比喻成一幅美妙的画，《出版人周刊》 称之为“一幅精致而令人心碎的画，……精确而又意象丰富”；《书单》杂志称其描摹了“一幅迷人而令人难忘的女性群像……令人着迷，令人震惊，美得令人心碎”。《图书馆杂志》将其评为2011年年度十佳小说：“大冢以光与影之间闪烁、融合和摇曳多姿的缤纷色彩，精心刻画出了一幅赴美日本照片新娘的集体自画像，令人难忘。”《书页》杂志则认为大冢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像师，善于在远景和近景之间切换。
作为第三代美籍日裔作家，大冢能体会到自己祖辈所经历的切肤之痛，她的两部呕心沥血之作都把个人家族历史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体现了她强烈的文化和历史的寻根意识，也体现了她对美国历史的反思和追问。《阁楼上的佛像》中她更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写出了一部照片新娘的苦难史，再现了照片新娘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小说有作者对移民生活的无奈，但更多融入了她对照片新娘的同情、钦佩、赞美和感叹。她们身上体现了日本民族不卑不亢的精神，她们的奉献、忍耐和执着精神令人感动。《图书馆杂志》认为大冢女士“就像给读者施了魔法一般……让人对她的微妙和魅力吃惊不已，久久难忘”。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小说将会日益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任爱红：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5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