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与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困境_乡村振兴主体困境
时间：2019-01-16 03:27: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出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鼓励与引导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措施和建议应运而生，但是大学生农村创业的一个现实困境就是由于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而导致适宜劳动力供给缺乏。因此，要让大学生能够在农村成功创业还需要通过乡村教育的变革实现乡村建设主体的充实。
关键词：乡村建设主体；大学生创业；适宜劳动力
据相关统计，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2.6％，2006年的平均就业率为70％，2007年的平均就业率为71％。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相关学者指出，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创业，以创业促就业，无疑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充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从表面上看，鼓励大学生农村创业确实是一举多得之策略，但是我们认为，在实现这一策略之前，还应该冷静地分析一下大学生农村创业的现实困境。
一、大学生农村创业的理论前提：适宜劳动力的供给
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提法导源于“大学生基层就业”这一概念，“基层”所暗指的就是农村。然而，依据2006年的数据，作为大学生规模性地去往农村的唯一渠道的“三支一扶”政策，每年最多也只能转移和创造(增加的岗位所需工资由政府买单)出2万多个服务期2-3年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全部算在一起也只占当年全国毕业生数量的千分之四。而且，这些岗位所在的组织一律是政府或事业单位，和企业相比，这类组织的编制是固定的，不具有成长性，真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减员，就没有需求，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的数量最多是“空编”的个数。由于农村就业岗位的实际匮乏，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命题基本上就不成立了，于是，只能依赖返乡的大学生自己为自己创造就业岗位，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提法应运而生。然而，大学生农村创业并不是想创业就能创业的，要成功创业还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人们颇为关注的国家政策、创业基金、社会舆论以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外，还有似乎为当前的学者们所遗忘的条件即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基本指向应该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如果大学生返乡后的创业领域仍然只限于栽培、饲养等农产品初级生产，那么大学生的创业不仅没有丝毫的优势，甚至会因为农业生产经验与知识的缺乏，而陷入“种地不如老子，养鸡不如嫂子”窘境。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要通过实行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实现新产品开发，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换言之，就是要推行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化大生产不仅需要有足够的自由劳动力，而且还需要这些自由劳动力具备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从根本上讲，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主体是农民，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大量自由劳动力应该以农民为主体，作为创业者的大学生只能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扮演组织与管理者的角色。生产者(自由劳动力)的素质与经济组织管理者的管理水平都直接地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的效果。我们暂且相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作为组织管理者具有相当的知识、技能与管理水平，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保证当前的农村拥有足够数量的、适龄的、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自由劳动力呢?这些足够数量的、适龄的、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与技能的农民就是大学生农村创业所需要的适宜劳动力。目前诸多关于大学生农村创业的研究似乎都预先假定大学生在乡村可以随时随地地找到自己创业所需要的适宜劳动力供给，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已是不争之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预设似乎过于乐观了，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现实情况到底如何终究还是需要实事求是地从乡村社会的现场出发去分析。
二、大学生农村创业的现实困境：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
在当今的乡村社会现场，农民包括他们的后辈们都处于一种急欲摆脱农民的身份、脱离农村生活、抛弃农业劳作的状态。农村的建设主体正在走向虚空。乡村建设主体虚空最具代表性的现实表征就是逐年暴涨的民工潮，即便是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也没能阻碍这一大潮。所谓“民工潮”，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乡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每年离家外出经商务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已达1.4亿人口，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另外，“离土不离乡”，就业于乡镇企业的也约有1亿人。这样，在共约5亿(4.90亿)“乡村从业人员”中，就约有50％的人口从事非农业。正如相关学者和政府所说的，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国家城市化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民工潮后给乡村留下的是什么。
从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看，绝大部分的农民工都是农村里受过一定良好教育的人，文盲与半文盲只是极少的一部分。2007年，农业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地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却已经达到10.43年，两者相差近3.13年。结合前面的数据，农村转移劳动力约为“乡村从业人员的50％”，于是除去这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后农村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4，17年，简单的计算公式为：(7.3-10.43×0.5)×2=4.17。从农民工的年龄构成看，能够进入城市“闯天下”的绝大部分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指出，200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仅32，15岁，比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年龄小7.99岁。可见，民工潮就像一个漏斗将乡村里的精英分子转移到了城市，留给乡村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愚。那些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正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当他们随民工潮转移到城市之后，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已是不争之事实。乡村建设主体虚空的现实表明，奔赴农村创业的大学生要在当今的乡村找到自己创业所需要的适宜劳动力供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也许有人会指出，农村创业的大学生可以想办法吸引那些转移出去的乡村建设主体回归。按照最简单的托达罗城乡移民模型，即以工资差别和就业机会为参数的移民行为，大学生只有给农民工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让适宜劳动力重新返回农村。与已经相对成熟的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相比。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和大学生创业，很难给这些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创业的大学生给农民工提供更高的工资则又会增加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成本，使本就不够充裕的创业资本更加捉襟见肘。可见，当前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已经成为制约大学生农村创业的一个现实困境。
三、大学生农村创业困境的突破：乡村建设主体的充实
如何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适宜的劳动力供给，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充实乡村建设主体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找到乡村建设主体走向虚空化的原因。农村之所以成为乡村居民(特别是那些年轻而受过一定良好教育的居民)不断地逃离的生死场，乡村主体 之所以不断地走向虚空化，我们当前的乡村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认为，当前城市化导向的乡村教育，通过宣扬城市文化的强势价值观念，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剥夺了乡村生活的所有价值，是促进乡村主体的虚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当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状况是非常不容乐观的：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却得不到工人的身份。更可悲的是，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尽管如此，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民工潮的涨潮势头，并没能丝毫延缓乡村主体的虚空化进程；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农民(他们是乡村的主体)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条充实乡村建设主体的可行途径，即“新乡村生活”的建设，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提升乡村生活的价值，为乡村居民营造做“人”的空间。党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正是这样的一条途径。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丰富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那么如何建设这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呢?这又需要我们重新考虑乡村教育的“应为”了。我们认为，当前的乡村教育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为新乡村生活方式的建设服务：第一个方面是，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充分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教育资源，提升乡村文化在人们心中的价值等级，丰富乡村的社会文化生活。事实上，乡村教育原本也有优于城市教育的地方，那就是它拥有乡村间通过历史的积淀形成的民间智慧与经验、知识与美德、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活动、手工技艺等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的价值是巨大的，曾经出于非教育的动机在乡村之中而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例如，乡村的娶亲嫁女、盖新屋、老人过世等红白喜事的风俗礼仪曾经就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这套信念传达给乡村的后辈们；而正是这套信念让乡村人形成了尊敬长辈、关爱后辈、邻里和睦、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等中华传统美德。然而，当下的教育体制没能充分地开发与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发挥它们的教育价值，连带地湮灭了这些风俗礼仪、节日庆典等对于乡村秩序建设、乡村生活维系的价值。现在，乡村教育要为新乡村生活方式服务就必须想方设法特别是采取制度化的措施开发和利用这些乡村文化教育资源，从而既可以在教育过程中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等级，又可以新的形式发挥这些文化资源对于建设新的乡村生活方式的功用。当然，我们在强调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教育资源，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等级的时候，并不是要否定乡村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种“离农教育”，只是更为强调这种教育应该是一种“人离，心不离”的教育。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通过改革乡村教育管理体制，尽可能减少农民的教育支出。农民增支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但是他们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要减少农民和农村的教育支出，必须改革乡村教育管理体制。第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的农村义务教育新体制强调要“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但是，这一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其他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市级政府)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这是因为2007年后我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而当前还有些地方、县级财政处于绝对贫困的状况，当地方财力实在难以支持义务教育的发展时，如果没有中央和省市级政府的援助，这种全免费的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义务教育的支出可能还会是农民支出压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央政府除负责制定农村义务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之外，还要加大对困难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协调发展；省级政府要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省级转移支付力度，合理使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等措施，重点支持财政困难县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地级市政府要统筹协调所辖县(市)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对财力不足、发放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确有困难的县，给予转移支付。总之，调整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关键是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和农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至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盘剥”，则应该通过某种制度设计或者政策调整。让高等学府给予乡村建设以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更多地是以“智力支持”的形式出现。例如，工科院校可以为农村基础建设免费设计、上门服务；医科院校可以为乡村合作医疗无私地贡献一份力量；师范院校可以为乡村扫盲提供最大的便利；司法院校可以为乡村居民上门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等等。这些多多少少将有助于减少农民的支出，以减轻农民高等教育支出的压力。
从乡村教育的改革人手，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从社会文化方面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这将增加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现在，进城农民工可以拒绝让人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待遇，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并进一步致力于新的乡村生活方式的建设，这无疑将有助于消解乡村建设主体空虚化的问题，从而可以为大学生的农村创业准备充裕的适宜劳动力和优化的乡村社会文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