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与政治
时间：2021-07-12 00:0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这个三角关系中的“我”,就是实在的我,1949年前少年时代迷上了写诗,1949年后写诗成了大半生的业余活动｡起初几乎在迷上写诗的同时,也就迷上了政治,具体地说是迷上了革命｡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诗和一切文学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但因为迷上了革命,有时在抒情诗里所抒是政治感情,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来自实际生活的激发,又来自左翼文学的影响,客观上也是为革命政治服务了｡
后来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作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具有不可违背的权威,又认定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惟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苏联文学是现成的无产阶级文学样板,于是惟苏联诗人作家马首是瞻｡我以我的诗来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肯定｡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1957年是我遇到的第一道“社会主义关”,我在关前落马,沦为反右派斗争对象,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其罪状则主要是我自认为执行“为政治服务”方针而写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政治色彩浓烈的诗｡
在我早年写诗的生涯中,可以说: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也想通了｡都缘于当时的我对“政治”一词的误读,或者索性是缘于鲁迅所说的,“政治(家)与文艺(家)的歧途”,以及历史上古已有之的“隔膜”｡
要做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革命歌手
在1949年以前,我的诗情来自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对专制高压下的黑暗的控诉,来自对一个理想的甚至近于幻想的新社会倾心的向往,浪漫的描绘｡当现实的变革已经出现在我周围的时候,我的歌唱反而显得空洞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乃是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动用“革命暴力”采取的重大行动;现实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要转化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我在日常生活里,不是没有激情感受的,但这时候我已经有一种被迫的自觉,就是摒除属于个人的感情,认为所有属于个人的感情都是卑微的,琐屑的,包括亲情和爱情——在这方面,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旧俄写《暴风雨》的那个,而是苏联时期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都有一些鄙而弃之的语录,已经作为革命新观念流行;而别林斯基在十九世纪,就对文学说出过可为圭臬的名言,此时也为我所信奉:
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只有渺小的诗人才会由于自己和靠描写自己显得幸福或不幸,但是只有他们自己才倾听他们那小鸟似的歌唱,而社会和人类是不愿意理会这些的｡
我当然不甘于做一个只靠描写自己的幸福或不幸的“渺小的诗人”,仅仅发出只有自己才倾听的“小鸟的歌唱”,而要做一个革命的歌手｡但外在的要求化为我内在的自律,总觉得这也不好写,那也不好写,我陷入创作的苦闷｡这种苦闷,不是没有什么可写的枯竭,而是胸中涌动的,无以名状的青春诗情,渴望找一个突破口,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还是以极大的兴趣和专注去写诗｡在力求写作上也能“革命化”的同时,英美法德这些国家的文学经典仿佛都失去了范本的意义,因为它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那里只有少量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这跟后来1958年有人写道《托尔斯泰没得用》,特别是跟文化大革命中指控所有人类文化遗产为“封､资､修”的思路如出一辙｡这样,自然把目光转向苏联｡解放前夕,我于《苏联卫国战争诗选》之外,读过布洛克的《十二个》(戈宝权译),“黑色的夜,白色的雪……”但那是以现代派手法写十月革命,且以基督教的圣徒为喻,总像是隔着一层｡1950年春,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偶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生于1893年,与毛泽东同岁,但年纪轻轻就自杀了｡
说来不好意思,我们(或者只说我)把马雅可夫斯基奉为榜样,主要的不言自明的原因,其实是由于斯大林的一句话,说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把这样一个最高评价给予一个死于自杀的诗人,真有点匪夷所思｡列宁曾经表示看不懂他的诗,没有多大兴趣,估计只看过那时还算是未来派的诗人之作;斯大林既感兴趣,一定是看懂了,征诸后来斯大林对现代派艺术的深恶痛绝,则我估计他看到并且首肯的,该是十月革命后诗人改变诗风所写的“罗斯塔之窗”,以至《列宁》和《好》等颂歌吧｡
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诗歌奠基者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以未来派颇有才华的诗人的身份迎接十月革命的｡革命胜利重新唤起了他的政治热情｡在内战时期,他为苏维埃政府的塔斯社设计以诗配画的橱窗,名“罗斯塔之窗”;其画是宣传画,招贴画,其诗则是政治诗,讽刺诗,短小精悍,及时面世｡他有一个自豪的说法,所谓“社会订货”论,即他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为革命政治的需要而应时写诗的,犹如工厂根据订货来生产｡这与我们中国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以至配合宣传中心工作的方针不谋而合,也跟党报党刊在各个政治节日或有一定宣传任务时组稿配合的做法相呼应｡1950年我就写了不少这样的东西｡有的发表了,如关于抗美援朝的鼓动小诗,甚至咏唱全国粮食统一调运的《粮食进关》等“新闻诗”;又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后,我曾写过一首批评电车公司把铁轨弃置街头以致生锈受损､无人过问的诗,没有发表,我遂就此事写了读者来信,看来,本来这件事适于写信反映,用不着写诗的｡这些就事论事的“诗”根本不是诗,也起不到真正的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应该怎样评价,是另外的问题;我这种“邯郸学步”只能怪自己幼稚,怪不得人家误导｡况且,他还写过别的一些诗,如在苏联政府派遣下出国访问写了《苏联护照》,宣称:“我骄傲/我是/苏联的/公民!”情调高昂,体现了“苏维埃爱国主义”,不但在苏联选入课本,在中国也到处朗诵｡
在形式上,我在1955年秋的青年积极分子会上写了《青春进行曲》,1956年3月写了《三门峡放歌》,都用的是所谓“楼梯式”,也是从这位苏联诗人那里套来的,我以为有助于朗诵时掌握抑扬顿挫的节奏,而当时我希望我所有的诗都能琅琅上口,面对广大听众｡
翻看我1955—1956年在北大､人大､中央党校诗歌社团讲话的提纲,都推马雅可夫斯基为政治诗人､革命诗人的典范｡从提纲引用的看,能够与他并列的,当时在我心目中,只有俄国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匈牙利的裴多菲,法国的雨果,苏联死于纳粹集中营的靼鞑诗人穆萨•加里尔,智利的聂鲁达,还有中国(19)30年代年轻的共产党人､烈士殷夫(白莽),(19)40年代转向激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烈士｡他们多数的共同特点是都或浅或深地介入政治,关注现实,同情弱者,倾向进步乃至革命,不惜做出个人的牺牲｡
马雅可夫斯基有名的长诗《列宁》,是公认的代表作,写于列宁逝世后不久,诗中有一处警句:
我们说
列宁——
就是指着
党,
我们说
党——
就是指着
列宁!
诗人当时可能就是这样认识的,这也反映了苏俄“民主集中制”下党和领袖关系的实际状况｡这里是把党和领袖完全等同起来,“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也就必然导向服从领袖｡本来是没有党就无所谓领袖,一下子变成了没有“这个”领袖就没有党｡领袖俨然是党的化身,党性最终体现为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马雅可夫斯基写下这两句诗时,可能并没想得那么多,他更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的名字不仅意味着党,而且成为祖国､人民､理想､未来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前线的战士冲锋陷阵,不惜赴死,嘴里喊着的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我在苏联卫国战争诗歌影响下写的《伏尔加河之歌》,在1949年末作为向斯大林诞辰献礼,最后也是以歌颂斯大林的口号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