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近代中国宗教双重性特征的认识
时间：2021-07-11 20:01: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宗教实际情况,深化了对宗教双重性特征的认识,认为近代中国宗教既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半殖民性,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基于这种认识,党积极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对于促进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我们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双重性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0)05-0019-04
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信仰文化,同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对社会政治生活起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问题是党在革命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近代中国宗教双重性特征的认识,认为近代中国宗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进步性,这是近代中国宗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宗教工作,就是基于这种分析而展开的,即抑制宗教思想和组织上的落后性,利用其进步性,使其变国内外反动势力控制和利用的工具为适应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
一、近代中国宗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进步性
所谓“近代中国宗教”,笔者认为应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国传统宗教,即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二是中国民间宗教以及“半宗教”性质的会道门;三是近代外来的本土化宗教,主要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我们知道,宗教社会功能具有双重性,“凡能增进所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使社会各部分趋于和谐一致的功能均为正功能,反之,能造成社会懈怠、紧张万分乃至解体的功能均为负功能”[1]。宗教的正负功能在历史动态过程中具有相对性,并不是绝对的,“某些宗教功能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具有正功能的社会作用,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则为负功能的社会作用;反之亦然。相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的社会成员,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甚至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宗教功能会出现双重的社会作用,当然这种双重性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所侧重”[2]。
宗教两重性社会功能与近代中国国情相结合,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宗教的双重性特征,即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进步性。落后性使近代中外反动势力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秩序,让人们默认现实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消磨人民的革命意志,特别是利用“宗教中厌世出世的教义,顺从神旨的定命思想等……以巩固其统治”[3]。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宗教“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4]。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使中国宗教突显“封建宗法性”特征,成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半殖民地”则使中国宗教突显“洋教”特征,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种落后性,致使中国宗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相适应,其基本政治目标是帮助中外反动势力维持统治秩序,剥削和压迫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民众,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
近代中国宗教的进步性,主要指其爱国性和自身变革性。中国传统宗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得到积极发挥,敢于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有利于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进展,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一个积极因素。同时,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变化,宗教界有不少进步人士,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国内压迫的爱国运动,以及要求社会变革的救国运动和适应社会变革而进行的自身革新运动,顺应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潮流以及爱国爱教的进步要求。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宗教的双重性特征,还历史地、辩证地、有所区别地分析对待之。例如,参加者主要为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的一些近代民间宗教和秘密团体,就有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因为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故“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但“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5],且“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5]9。对宗教功能社会作用的两重性,陈独秀则认为:“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6]。这说明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成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历史上被统治被压迫者往往也利用宗教作为反对压迫的组织或旗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近代中国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适应性
近代中国宗教的落后性,集中表现在严重的封建性和半殖民性,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根本不适应的。“基于对封建专制与迷信的愤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对同旧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采取了批判和斗争的态度。”[7]党在革命实践和宗教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消除或抑制宗教的这种落后性,才能建立起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统一战线,这是党的宗教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近代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史上,这三种宗教都被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所控制和利用,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所支配而形成了宗教内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特别是近代,佛、道教寺观财产更是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保护和支持。西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中国伊斯兰教,与封建地主制度结合形成了门宦制度,属于这种制度的伊斯兰教徒也受到沉重的剥削。辛亥革命以后,西北的一些封建军阀都利用伊斯兰教的伊合瓦尼教派为其反动统治服务,蒋介石也利用伊斯兰教的西道堂派进行反共宣传。同时,在军阀、官僚、政客、地主豪绅以及日寇等中外反动势力的扶植和操纵下,使得包括哥老会等民间秘密宗教在内的广大宗教“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8]。这说明近代中国传统宗教带有严重的封建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之一,许多宗教的头面人物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集团的重要成员和帮凶。因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的神权与政权、族权、夫权,这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5]31。
近代中国宗教的殖民性。天主教、基督教本是传播福音的工具,曾在近代中国开办过具有进步意义的教会学校、医院、出版社等慈善事业,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张而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工具,具有鲜明的半殖民色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督教殖民主义者也在中国建立了大量的为其服务的教会机构,传教士纷纷向中国内地渗透,相当一部分人是打着传教的招牌,以不平等条约做护身符,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有的直接参与武装侵略活动、提供军事情报,有的插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有的借口不平等条约霸占土地房屋,直接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还有的传教士干涉包揽诉讼,纵容不法教民为非作歹,致使民教矛盾不断加深。例如,1934年2月梵蒂冈教廷承认“满洲国”,1938年10月教皇庇护十一世致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表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后的”[3]43。可见,这种表现为支持反动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宗教半殖民性和反动性,若不抑制或消除,是不可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