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农村
时间：2021-07-11 12:00: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复活农村与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既不是故事的原因，也不是故事的结果，而是故事本身，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但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讲述者，谁也无法扮演上帝，成为“控制者”。
复活农村与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既不是故事的原因，也不是故事的结果，而是故事本身，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但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讲述者，谁也无法扮演上帝，成为“控制者”。
一百多年前晚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曾经是中华帝国最稳固的“中产阶级”，文化、政治、经济结合体“缙绅阶层”，开始大规模离开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从那时起，农村就开始成为被遗忘的“国土”。
既无传统“仁政”意识形态的束缚，又无皇帝“家天下”的存在感，军阀地主和士绅阶层开始变得贪得无厌、索取无度，在权力边缘滋生的诸如腐败、横征暴敛等“无组织力量”开始控制农村。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国民党一方面与共产党激烈竞争，一方面建立起粗糙的现代政权精英和官员通常聚集在城市，无法深入农村，只有在农村寻求代理人，进一步激发地主恶霸的势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失去东南沿海重要工业基地和关税收入，开始对农村进行过度动员，“无组织力量”空前膨胀，几乎给已经凋敝的农村以致命一击。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商品粮供应危机，“统购统销”这一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被固定下来，造成城乡之间的割裂，在管理者的严密控制之下，城市和乡村最终割裂成两个落差极大的独立世界，农村成为城市的单向资源输出地。
改革时代开启了中国百年来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农民开始大规模离开土地，但农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而是以新的形式讲述老故事，除了商品粮和其他农产品之外，劳动力和土地，成为新的资源输出项。农业生产过剩，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最大污染，并引发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2013年两会之后，领导层将“城镇化”作为历史转折的触发点，试图彻底改造“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态，这将开启又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故事的成功结局，将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至于失败结局，则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结果。农业的风险和机遇，共同造就了这个领域的丰富性，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都无法掌控的历史进程面前，市场作为原则机制的引入和尊重，是最优的选择。已经有优秀的企业和个人，正在积极探索农业领域，尝试参与建构良性循环的农业新时代和大时代，四种模式正在形成。
汇源集团的“生态圈”模式，不仅以绿色、无污染、可循环的生态农业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且将自己和农村、农民进行系统合并，将农民转化为汇源的员工和农场主，培育农民与企业共生共荣、良性互动的“生态圈”。
新希望的“产业链服务”模式，将自己定位为产业链协同服务提供商，成为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交易伙伴的“服务员”和“链接点”。
联想的“投资+信息管理”模式，利用收购优质企业快速进入行业，并将IT产业的新思维引入农业，尝试“重装”农业“系统”。
农民的“自组织”模式，农民从不缺少智慧，他们正在利用“信息社会”提供的便利和途径，进行“自我拯救”。
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农业，与农民一起复活农村？遵循商业和市场的逻辑，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就看我们如何创新和执行——从投资、管理、技术创新入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避免短期投机，将眼光放长远，为农村和农业创造新的价值，与农民共享利益。
城乡割裂 农村孤立
1953年，关于农村的故事，有了一个新的开头。
这一年9月8日-18日，有两次重要会议。9月8日，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征询政协委员的意见，准备以“计划”推进的方式，将中国由传统农业国改造为工业国。
梁漱溟在周恩来的邀请下，于11日作大会发言，他提到，近几年来，工人生活水平提升得快，农民却依然艰苦，乡下人往城里跑，又被赶回去，形成矛盾。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2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漱溟的发言遭到毛泽东不点名的嘲讽和反对。在随后的几天里，梁漱溟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批判，争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向。18日这一天，与会代表举手表决，彻底剥夺了他的话语权。
开国者的豪情总是无法抵挡，让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充满自信的，不仅仅是即将进行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验，还有过去几十年来对农民的重新发动，激发组织革命，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作为1930年代就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华文明和农村复活充满了自信，双方的交锋，像是一个寓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官员集团，使中央权力可以深入农村，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彻底改造传统“皇帝（官僚机构）——缙绅阶层——农民群体”的结构，形成高效率、扁平化的双层结构，一举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资源。
消除缙绅阶层这一传统社会最大的财富“蓄水池”，政府就可以直接从农村获取资源。1953年1月，全国财经会议规定，老解放区的农业税定在20%左右，新解放区15%。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税收。
在传统社会，除了交给地主50%的田租，20%的税收比例显然是农民无法承受的，但是，没有了地主阶层，农民把20%的田赋直接交给国家，其余自得，却是从没有过的平等。1949-1952年，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很快超过1930年代农村经济尚未彻底被破坏时达到的最高水平，其增长幅度在世界农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农业积累开始迅速转化为工业投资，共产党50年代城市结构和国民党统治后期一样，是一种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清廉的官员机构，保证了国营企业的效率和资金的利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