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担任新中国首任中纪委书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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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纠正党员干部违纪案件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1950年3月9日，朱德向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书面报告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初期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概述了日前党的队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纠正的问题。
建国伊始，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考验。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全国性胜利的到来，党员由300多万人发展到450万人以上。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党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也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另一个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时处理，以教育全党。他还常常过问中央纪委负责处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时向中央报告工作。
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引起群众的不满。1950年5月31日，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干部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致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过问轰动一时的“纪凯失案件”
1952年1月，朱德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9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人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并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
1951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瑛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指示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至此，他们还没有罢手，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员干部进行压制打击。根据宋瑛的反映，市委在未作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支持了周季方的做法。
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1951年9月11日于“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瑛、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1951年11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主，包括11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武汉市第二医院。经过3个星期的认真调查，得到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肯定盗款人是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而纪凯夫完全是无辜者。检查结果还认定：王清伙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检查组于12月中旬结束了调查工作，撤离医院，并起草了对此案的检查报告。
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
1952年元旦，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局：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中南局于2月15日作出了”关于武汉市委、武汉市政府党组错误地处理武汉市立第二医院盗款案给武汉市委及市政府党组和主要负责人员的处分决定”，决定给武汉市委和市政府党组以指责的处分并实行改组。对于直接处理此案有关的几个负责同志则分别给以如下处分：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对此案的错误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已作了比较认真的检讨，故从轻给予当面警告的处分并降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文化教育党组书记吴德峰同志，对自己直接领导下的犯法行为，不仅未能及时教育制止，且对压制民主一贯支持，……且直到最近也未深刻检讨自己的责任，决定给以撤销工作的处分。”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局刑事审判庭公布了对此案主要人员的判决“王清偷盗公款，隐瞒罪责，捏词诬告陷害他人，处有期徒刑6年。宋瑛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2年。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9个月。”
对于“纪凯夫案件”认真、严肃的处理，在全国上下引起了震动，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