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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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原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追悼会对向明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向明同志平反昭雪，推倒过去强加给向明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向明何许人
向明原名巨同璞，山东临朐县人，1909年出生。1929年夏参加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共产党员。入党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努力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在敌人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他领导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历任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向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没有出卖任何同志和组织，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并且多次参加和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向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即奔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抗日斗争。1938年向明曾任刘少奇的秘书，1939年上半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当年下半年，随刘少奇到豫皖苏区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政委、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四地区书记、军分区政委、苏北盐阜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他转战江淮敌后，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党的组织，粉碎了日寇大规模的扫荡和分片“清乡”，出生入死，不畏艰难，为苏中、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巩固，做出显著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向明曾担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八纵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向鲁中南解放区的多次进犯。向明在陈毅、粟裕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1947年的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等，后又参加了陇海路两侧的阻击战，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
1950年到1954年向明先后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副政委、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组织农村互助合作，恢复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山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然而，1954年向明突然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被撤销职务并隔离审查；1955年山东省委又错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在全省范围内肃清向明影响大抓所谓“小向明”，致使相当数量的同志受到株连，在山东省内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山东史称这一案件为“向明事件”。
“向明事件”的起因
“向明事件”起因于向明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
“高饶反党联盟”是指高岗、饶漱石在建国初期结成反党同盟，企图反党夺权的案件。建国之初，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2年8月高岗调中央工作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毛主席此前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预算、增薪、县区乡财政统一，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税收、五年计划、军费等问题。
会议进行时，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出于对新税制的不理解和对本地区利益的保护，对新税制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会议主持人薄一波按毛主席的指示，在会议上就新税制中的不完善方面做出公开检讨。而高岗、饶漱石等人则抓住薄的检讨大做文章，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同志的一些言论统统算到薄一波的账上，采取“批薄射刘”的办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山东的同志也和其他一些同志一样受高岗、饶漱石的蒙骗，对薄一波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此前，早在1952年新税制刚开始试点时，向明同志便将新税制推行时遇到的困难以书面形式向毛主席做过报告，毛主席就报告做过批示，对向明等同志反映的意见基本肯定，但一年之后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向明反映的意见和所谈山东执行新税制的困难被中央认为是向高、饶“提供了石头打中央”。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却在会议上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且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在这次会上代表山东分局出席会议的分局副书记赖可可也受饶漱石的欺骗和蒙蔽，发言批判了安子文同志。这也被认为是向明配合高、饶向中央发难的一条“罪状”。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所）车水马龙。高、饶的问题被揭开了盖子。
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并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向明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但在揭批高、饶的反党罪行时，被认为态度暧昧、发言空泛，没有如会议对他预期的那样揭出更为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曾讲：“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
1954年初，中央酝酿加强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饶漱石曾向中央建议抽调向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也被认为是饶漱石想用向明作为同高岗搭桥建立联盟关系的工具。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建国后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以高岗和饶漱石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中共全国代表会后，中央派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并处理了东北局的有关问题。4月初，华东局也在陈毅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饶漱石的反党活动。但当时在华东局机关及上海市的干部中，主要是进行了正面教育，并未把任何人作为高、饶联盟的党羽来处理。这对稳定上海和华东的局面是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中共全国代表会一个月后，中央派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中纪委副书记钱瑛到山东检查向明同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以及向明在山东的工作表现情况，于是揭开了“向明事件”的序幕。
“向明事件”的处理过程
陈毅离京前曾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向明问题，毛泽东对山东问题看得很严重，对陈毅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但又说：当然“你到山东检查向明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受我的影响。”
1954年4月29日至6月7日，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采用会内与会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个别谈话与查看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向明的错误和山东分局领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