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需要新理念
时间：2021-07-09 00:01: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西方，并没有“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社会管理往往以“社会行政”（Social Administration）或“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名称出现。与目前中文语境的“社会管理”更为相近的是英文的SocialGovernance，“Governance”在中国一般被译为“治理”，涉及的领域包括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西方社会管理理念先后经历了控制思想、社会规管思想和社会管理论的演变过程。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公共管理及福利国家改革运动的兴起，社会管理及公共管理领域出现了诸多新的理论。
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基本取向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在探究着社会管理的有效模式和方法路径。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都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公共行政管理思想。但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管理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管理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它主要涉及社会控制、文化价值的内化，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其宗旨是在推动国家理性和向善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成员向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转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按现代性标准对人进行“规训”的过程和“文明进程”。而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则是西方社会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西方，社会管理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它主要涉及社会控制、文化价值的内化，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其宗旨是在推动国家理性和向善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成员向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转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按现代性标准对人进行“规训”的过程和“文明进程”。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旅平、赵立玮的分析，在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中，有两大基本取向，一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一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一般而言，直到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性秩序的建构主要表现为强制权力的监管——Z·鲍曼称为“全景监狱式”监管。此后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对人的研究逐渐由“经济人时代”过渡到“社会人时代”，梅奥主义的出现也对西方社会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在社会管理上越发向着更人性化方向转变。这种“全景监狱式”监管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续上越来越不适宜了。
在现代西方，社会管理的平衡原则主要涉及如何解决和制衡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如何对待法治与行政干预以及怎样保护合理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活动等等。关于如何解决和制衡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S.M.·利普赛特就指出，现代社会和政治系统如果要获得稳定有序运行的话，不仅需要外部经济发展，而且更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取得“冲突与一致的适当平衡”。只有在这种平衡中才真正有助于解决和制衡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问题。那么两者之间应如何建立平衡呢？这就是法治下“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托克维尔）。其中关键是国家能否成为不再专受某一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控制的“仲裁者”，在社会管理上以法治和国家理性为基础真正做到公正合理、不偏不倚，能够合理平衡现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雷蒙·阿隆认为，法治下的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这也就是管理冲突并使之法治化、理性化和非暴力化。因此，在自由民主社会，冲突不仅不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社会的改良。
关于如何对待法治与行政干预以及怎样保护合理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活动，西方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一是坚持实行法治（而不是法制），不管政府还是社会的活动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而法治是相对独立的）。其实质是究竟想要自由民主的制度，还是想要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做法。其次，国家立法保护合理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活动，因为它们是社会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源泉。一般而言，大凡缺乏自发性和自组织性合理存在和成长的社会，其社会活力和创造性也较低。第三，国家干预的扩大不等于行政干预的扩大，两者是有区别的。所有这些导致当代西方在社会管理上尽可能地减少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高压强制，更多地采取一种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在法治范围内有序互动、协调和合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管理更多地体现为服务（国家活动的扩大主要体现在这方面，而不是传统权力支配方面），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法治的市场模式，公共关系取代了“命令”，更多地被放在过去严厉刚性制度占据的位置上。简言之，传统的权力整合技术总体上不再作为对待社会主流（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上等阶层）的控制手段，而主要用于对少数“下等阶层”的“失范者”和失序者（懒惰、吸毒、流浪、或无家可归者等等）的管理。当然，整体上国家仍保持很大的强制力，但它必须受到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制约。这是现代西方“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以自由与抽象规则和秩序的平衡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法治下开放且自由的“抽象社会”的管理模式。西方法治下抽象社会的运行所基于的更多是情感中立、自我取向（利益优先）、普遍主义和自致性，而较少是情感、集体取向、特殊主义（我群主义）和先赋性（Parsons& Shils）。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主要基于法治条件下的抽象或一般性的社会关系、观念，依赖于有很高可信度和确定性的一般规则和程序，即主要依赖于理性化的公民责任、公民义务，而不是不稳定的行政干预以及往往与此相关的在背后起作用的个人纽带、个人忠诚、个人情感，以及乡党、朋友和伙伴小群体关系。现代西方社会运行何以较为稳定，其内在秘密就在于此。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宪法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西方的自由（人权或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三大支柱”。这三者的存在状态和互动情形如何，直接关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和秩序的维续问题。在当代西方，随着制衡机制的发展，社会管理愈来愈不再是国家（居高临下地）在“型塑”意义上管理社会的问题，而是以上三者，尤其是国家与社会，通过法治进行有序互动的问题。其中，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基础，而法治国家则变成其“保护神”。因此，广义的社会管理不仅涉及前两个方面，而且还包括国家（政府）的治理。使国家如何向善和保持正义及理性，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