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时间：2021-07-06 12:00:2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该文指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论述了“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革中的升华，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产物；阐述了“红船精神”的内在结构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红船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
　　
　　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月4日①，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条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被誉为“红船精神”。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指出“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具体表现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首创、奋斗、奉献这三种精神所组成的“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
　　一、红船精神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孕育了红船精神。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强调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达到这种一致与和谐的成人之道。这种人格特别重视修身，强调人贵在于有义，“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其天下”，要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必要时牺牲个人生命去实践“仁”与“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几千年来，这种救世精神被广大志士仁人普遍认同并付诸实践。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更成为中国革命巨大的精神力量。日益加深的内忧外患促使人们奋起救国，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民主、富强，成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无数爱国志士和民族精英为实现这一目标上下求索、不懈奋斗，以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救亡图存的悲壮乐章。从林则徐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赴死；从林觉民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与妻书》，再到青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不屈的中国人在斗争中失败，在失败中奋起，在奋起中思考：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何以在近代落伍了，何以屡屡被拒于近代化的门槛之外，以致沦落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振兴中国的希望究竟在那里？一面是国家的沉沦，一面是向上的奋斗和思考，历史在黑暗中迂回，不甘沦亡的中国人民期盼破晓的曙光。
　　鸦片战争的发生，使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在完全缺乏精神准备的状况下，不自觉地卷入了近代历史时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保持中国社会旧秩序的前提条件被破除了。这就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解体，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崩溃、瓦解，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梁启超先生称之为这是“数千年之未有大变局”。面对着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向西方学习，从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到西体中用的变法维新，从《资政新篇》的太平天国到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探索和斗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政治上的屡败产生了文化上的激进，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在批判科举制，甚至把“八股文”作为亡国“第一因”，终于在1905年由光绪皇帝颁诏废除“科举制”。政治上如此保守的清王朝在文化教育上却如此激进，确实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变革进入了死胡同。于是，一个以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它的兴起是从国民性批判开始的，早在戊戌变法失败时，改良派人士流亡海外，政治上的失败使他们失望，痛感中国人民主程度不高，中国社会守旧，崇洋媚外。于是开始探索中国的民族精神为什么如此萎靡不振，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话题。民国初年，洪宪帝制的反动，再次引起人们的反思，感到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去寻找根源，于是从国民性批判深入到中国文化批判。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以此为标志揭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这是一场观念形态的革命，是对千百年来历史沉积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它出现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既是由前此70多年的歷史呼啸而来，又是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文化传统进行整体性的理性批判。它提倡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旧礼教、旧伦理；它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它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倡导文学革命。它犹如狂飙巨澜，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使广大青年从沿袭几千年的封建教条统治下解放出来，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引向思想文化变革的深层次。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二、红船精神是汲取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逻辑成果
　　新文化是相对于旧文化而言，旧文化被批判，于是西方各种各样的“主义”作为新文化蜂涌而入。在短短的几年里，从康德、倭坚、柏格森的先验主义到孔德、马赫的经验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从新实在主义到国家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从不同方面都有过积极的作用。如实验主义影响了中国学术、教育思想和方法，尼采超人哲学呼唤英雄意识，鼓励那时的青年冲破旧礼教的束缚。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尽管此时的社会主义名号下面包括着马克思主义、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费边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尽管各种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理，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集过有志于救世医国的知识分子，被民主和科学唤起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几乎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国内各种人物都在谈论社会主义，梁启超的研究系也在研究社会主义，军阀吴佩孚打起保护劳工的旗帜，国民党中不少人把社会主义与古代大同思想联系起来，胡汉民写了《孟子与社会主义》；陈炯明甚至写信给列宁，表示要把布尔什维克旗帜插遍全球。一些崇尚社会主义的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并且与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结合，形成工读互助主义，出现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掀起了工读互助运动的实践高潮。这些工读互助团设想都非常美妙，计划也很详尽，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劳动所得都归集体所有，实行供给制，平均分配，人人平等。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从理论到实践的广泛传播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它以对新世界之浪漫的理想建构，取代了早期新文化运动对旧世界之理性的文化批判；由价值重建向社会改造转换。但是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p724到1920年下半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试验都失败了，实验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们灰心，相反促使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

推荐访问:精神相结合中华马克思主义产物

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