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探析
时间：2021-07-06 00:03: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2010年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体制的先行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随后也全面展开。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我国改革政策当中的重要方面，其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改革进程的缓慢甚至滞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阻碍。本文通过探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力求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阻力
在刚刚结束的2012年的两会闭幕式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环节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直言“‘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掉，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具有紧迫感，否则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在已过任期的九年里，温总理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要解决分配不公、诚信缺失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仅有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我国的GDP总量高达5.7万亿元（以国际汇率计算），位居世界第二（《世界概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GDP列表）。但政治领域的改革成绩却微乎其微，得不到国民乃至世界的认可，有些国家甚至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一 较低程度的政治民主化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但整体程度仍为中等偏下水平。在政治参与涉及的五项指标中，政治参与意识与评价为0.553分，选举参与为0.529分，政策参与为0.503分，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参与为0.452分，接触式参与仅为0.078分，综合评估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分值为2.115分（满分为5分）。社科院研究员史卫民称，调查对象中接触过人大代表的公民比例仅为4%，而接触过政协委员的仅为2%。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参与意愿较高但实践水平较低的情况。我国目前的政治参与呈现自下向上、自上向下的沟通都不顺畅的情况。由此可见，将政治参与作为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显然不及格。
政治民主化程度低，公民的意愿就难以或者根本无法传达到政府，正如史卫民等研究员调查的结果一样，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与现实的实践水平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使人们产生了亨廷顿所讲的社会挫折感，加上现实世界中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备，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只有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了，经济才能继续快速持续的发展。因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中等偏下的政治参与导致的较低程度的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大阻力。
二 改革者的“私心”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其核心特征就是打破旧的政治体制，创设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制度。而要打破旧的政治体制，必然会使现有的利益结构有所调整，损害某一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对既得利益者来讲，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他们有害无利，至少目前如此。他们极力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的改革，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一群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1亿元以上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另外，在中国的金融、外贸、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公司高层领导中的85%～90% 来自于政府官员等精英家庭。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府官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执行人员，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必然会对改革的进程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导致原来的利益结构的异化。我国提出的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会使富人阶层的利益受损，直接或者间接损害到这部分政府官员的利益。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改革的执行者都不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无法进行或者只能在各种阻碍下缓慢进行。
从温家宝总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可以看出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地方政府又是如何执行中央决定的呢？我国幅员辽阔，地方政府权力实施空间较大，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地方政府的地方利益为上的观念有待转变。由于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主宰，其在权力划分和利益分配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潜规则，地方政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阳奉阴违或变通执行中央政策来服务于自己及其的利益圈。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2007年就经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初次审议，但在征求社会各方意见的过程中搁置至今，据有关人员透漏其原因是因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不得不搁浅。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地方政府更是扮演着阻挠者的角色，不顾全局只考虑自身利益或自己所处的利益圈，竭力阻碍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地方政府能否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决议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结构性问题。来自改革执行者以及地方政府的阻力严重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观念上以及结构上的改革必须首先施行。
三 较大的权利距离
权利距离由当代著名的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提出，他所给出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内的机构和组织中处于权力劣势的成员对权力分布不平均的期望值和接受程度”。通俗来讲，权利距离是指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霍夫斯泰德以IBM公司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做出了50个国家和3个地区的权利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PDI），美国的权利距离指数为40，中国的权利距离指数为80。权利距离大的国家，社会等级观念较强，人们常常会尊敬、服从权力的拥有者，对不平等现象的反应持漠然或忍受态度，而权利距离小的国家则相反。下面就以美国和中国为例，从权利距离的角度分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美国人不是很看重权力，而是重视个人能力的发挥，“自由”是美国的代名词。在这一点上，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做了很好的阐释，他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实践后认为，最初进入新大陆的英国清教徒们崇尚独立自主的精神，对自己的居住社区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注，因此他们在社区生活中倾向于形成自治性的团体，对公共事务有着极高的参与热情。所以他认为，是民主的社会民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美国民主式的宪法。我国则不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我们建立了以皇权为顶点、以各级官僚为支撑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官僚专制政治制度，也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认为，在儒家的文化意识形态中缺乏人民与政府的相关概念。儒家文化始终从主观愿望上强调没有人民的支持政府就难以生存，可人民一旦与政府发生关系，又求助于法家的严酷吏治。这使得人民不敢与政府接触、避免与政府接触，只能在政治的缝隙中求生存。等级观念在我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造成了人民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很高，对不平等的现象习惯性地漠然视之或忍受。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历史早已形成的较大的权利距离仍有重要的“余威”。人民内心深处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和畏避的政治态度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内在的推动力，停留在口号上难有实际性的成果。因此，较大的权力距离也就是传统的政治文化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大阻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低程度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者的“私心”以及较大的权利距离成为现如今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
我们一直都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没有为我们设计出具体可行的政治制度，我们只有自己探索构建符合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构建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启发，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发挥一点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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