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

时间：2021-07-05 20: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布局了改革的战略重点和时间表、路线图。2014年是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开局之年，本年度政治学研究近乎空前地受到执政党这一重大改革文件的影响，《决定》凝聚着广泛的社会改革共识，但围绕核心概念的理解，以及采取何种改革机制与推进方式，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综合盘点全年政治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深入阐释和解读“国家治理”；第二，探索政治体制与政府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第三，反腐与纪检制度改革成为一大热点。配合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精神与年末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本年度政治学研究还增添了对国外治理、法制建设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但最为瞩目的热点，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体制的认知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高点，在破除体制迷信、建立理论与制度自信的道路上，2014年的中国政治学开了个好头。
　　一、深入阐释和解读“国家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成为引领各项改革的关键词。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凝聚了体制内外各方面共识，根据习近平多次讲话精神，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前提和目的，这个基本制度不容置疑，但支撑这个基本制度的各领域具体制度尚不成熟，要实现更加成熟、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探索一套更成熟、更完备、更稳定、更有效的制度体系，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包括《政治学研究》《人民论坛》《国家治理周刊》以及《学术月刊》等学术期刊，均组织了关于国家治理问题的专题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刊也分别在不同时间点刊发了学者观点。大略出现了三种叙述和解读。
　　一种是以“多元化”甚至“去国家化”的方式解读“国家治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路，不少政治学者构建了一个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线性逻辑。[1]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是“统治”，体现为一党领导和管制，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社会管理”取代了一元化统治，强调被管制者的需求导向，“治理”的概念则更进一步。他们援引过去多年的西方政治理论和发展经验，认为“治理”即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本属于统治者（国家领导或组织领导）职责范围的工作，其理想状态就是“善治”（good governance），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开始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这一概念，核心是公共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不少学者在《决定》发布后即将这一理念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提出以“治理”取代“管理”体现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
　　按照善治来理解的国家治理，比传统国家统治的范围更大，治理不受政府范围的限制，小到公司、社区需要治理，大到地区、国家需要治理，国际社会也需要治理。《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刊载了一组专门讨论国家治理的文章，包刚升提出，国家治理概念的起源与公司治理有关，其核心是形成官员与公民共同体之间激励相容的合约。[2]而朱天彪则从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互动的历史过程出发，提出了国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从统治者部分接纳社会到全部接纳社会的过程，勾勒了一个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3]沿着这一解读路数，社会治理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公民社会参与则被视为实现良好治理的必经途径。研究基层治理创新的周庆智这样提出，要将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就是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因此，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实现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从而将之纳入体制中来。[4]
　　“善治”路向解读，随即遭到了批评。房宁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以“善治”的理念来解读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似乎要表明我们党接受了一个西方的概念，甚至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说成“善治”体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提出要科学阐释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首先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他将“国家治理”从理念阐释拉回到经验层面，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要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而非惯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现实。[5]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同样认为不能简单按照西方“治理”概念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他在《国家治理周刊》专门访谈中提出，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总格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总览全局、统筹各方，其实际运行是一个领导核心、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王浦劬教授还提出了“治理”的阶级性问题。他认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治理”相比“统治”而言，尽管更加突出社会属性的一面，但决不能因为强调社会性而否定或淡化阶级性。所谓“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西方理念的体现，也许是适合和符合它们的经济基础、阶级属性的，但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他们的治理模式，更不能成为西方理论尤其是“善治”理论的试验场。[6]
　　第三种解读将“国家治理”作为平衡市场与政府关系、构建资本和政府作用均衡建制的手段，具有工具性特征。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撰文指出，三中全会的首要问题和重中之重，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7]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本质是为了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他认为，中国改革的历程是资本（不管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不管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自由主导的历程，现阶段所需要建构一个资本和政府作用均衡的建制，政府必须在扶持资本和节制资本之间实现均衡。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应当在法治、监管、产业政策和社会建设上强化其作用，同时应避免极端经济自由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从现实情况看，需要强化国家规制能力以避免经济利益集团化。“政府的更大作用”乃是保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都能受惠的经济体，“国家治理体系”的提出是要各阶层开放参与，又要保持国家规制能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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