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政治研究的范式转移与未来趋向
时间：2021-07-05 00:01: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随着不同时期关于女性角色的认识变化，学界对女主政治的研究也经历了几种范式转移。帝制时代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推崇促使“女祸论”和历史编纂学偏见的产生。五四父权压迫模式对普通阶层女性的关注导致了对女主研究的整体性淡漠。1970年代以后在“正名”目的驱使下女主政治研究开始兴起。如何运用社会性别的独特视角，从女性自身的经验出发来研究这一政治文化现象，将会成为未来对女主政治进行研究的理论突破点所在。
关键词：女主政治；研究范式；未来趋向
作者简介：米 莉，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访问学者（湖南 长沙 410083）
在两千年帝制中国历史中，尽管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强烈坚持应该将女性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然而，与此相反的却是女主统治的不绝如缕与其不同于男性君主的特殊“政治合法性”的存在 [1 ]。这一“决不可以偶然之事实目之” [2 ] （112）的客观现实，所反映出的是儒家传统所内在蕴含的性别弹性，以及帝制中国政治体制在处理政治问题上所具备的实用主义精神。然而，相比较学术界对皇权、官僚集团等男性主体的研究状况而言，女主政治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迄今为止，除少数论文对于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之外，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宏观上的分析和解释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领域。随着不同时期关于女性角色的认识发生转变，对于女主政治的研究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范式转移，在深刻影响人们历史认识的同时，进一步形塑当下中国女性参与政治事务的基本文化氛围和外部政治环境，并由此影响着政治领域的性别无意识和公共领域性别结构的形成。
一、“女祸论”与历史编纂学的偏见：“大一统”诉求下的女主政治研究
自秦统一之后，大一统作为帝制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3 ] （28），成为了时人共同的理想与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而皇权所内在具备的独占性与排他性，无疑需要尽可能地排除其他群体的觊觎和染指，女主即便有着与皇帝同体的“海内小君” [4 ] （162）身份，也不能例外。因此，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推动着历代知识精英对女主政治不遗余力的限制与批评。尤其是秉承“哲妇倾城” [5 ] （149）基本精神的先秦诸子在政治领域的强烈的“厌女（misogynist）倾向” [6 ] （137），则在理论的层面上更进一步加深了主流文化传统对于女主政治的负面评价。
无论是孔子在力图消解文母太姒在辅佐周武王政权中的积极作用时所言“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7 ] （35）还是荀子的“女主乱之宫” [8 ] （215），或者黄老代表作之一《黄帝四经》中强调：“主两则失其明，男女争威……此谓亡国。”（《黄帝四经·经法·大分》），甚至韩非将女主列入“八奸” [9 ] （40）之首，均在客观上不断促成了“女祸论”的基本生成，并逐渐内化成为整个帝制时代对于女主参与政治的主流看法。
女祸论的不断完善，更进一步导致了历史编纂学对于女主政治的强烈偏见。不仅历代官修史书大多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女主干政所致 [10 ] （1769） [11 ] （80），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还进一步为否定女主政治之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支持。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之下，“雌鸡化雄”、“大水伤稼”、“冬雷”、“地震”、“山崩”、“投蜺”、“日食”等各项自然灾害，被确定无疑地判为女主参与政治所带来的恶果 [12 ] （97-98）。历代官修史书的《五行志》中就不乏这些记载：“（汉）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余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 [10 ] （612）“（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徙。时，邓太后专政。” [4 ] （1442）“（后汉）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是时，和帝幼，窦太后摄政。” [4 ] （1453）这种附会灾异来影射和批判女性参与政治的做法随着时代的推移渐趋强化，并逐渐成为了历代以来反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源泉与文化支撑。
除史家的记载之外，历代学人在对政治得失进行思索的同时，也往往受女祸论的强烈影响而将其归结为女性参与政治事务所致。如王船山就在其影响深远的《读通鉴论》中强调，汉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母后、外戚、宦竖操立主之权，以持国柄而乱之” [13 ] （2923）。清代学者赵翼则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廿二史札记》中提出，唐代的兴亡原因无不在于“女色”，并进一步抽象出了“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败” [14 ] （411）的宿命论观点。
在此之中，虽然仍有少数史家能够抛弃性别的偏见，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后妃参与政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予以评价，并对其所带来的积极后果予以褒扬 [15 ] （87），历代学人的著述中也不乏对于后妃参与政治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女祸”观点的反对 [16 ] （49-50），但从总体上而言，这种反对的声音则如同旷野呼告，逐渐淹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而附加在女主身上的刻板印象，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帝制中国对于大一统之政治理想的孜孜追求，在客观上导致了女祸论与历史编纂学之偏见的产生、阐发、固化与不断延续，在不断地生产和塑造着女主们的刻板印象的同时，还将她们的历史形象进一步演化成为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允许女性参与政治将会为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和文化秩序带来颠覆性影响”的一般性知识。在不断的阐发之下，这些知识最终形成了一个颇富生命力的评价体系，共同构造了一个将女性彻底排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排挤机制，不仅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一步塑造和强化了女性在政治领域内的“他者”形象，并由此深刻影响着公共领域内部性别结构的生成和样式。
二、“救亡”与“启蒙”：五四父权压迫模式下的女主政治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与启蒙之双重历史责任感驱使的知识分子逐渐认为，“旧传统”是导致中国这一曾经辉煌的世界帝国在近现代以来处于积弱积贫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卑下”社会地位，就是这一旧传统最为卑劣的产物之一，五四父权压迫模式成为了这一时期研究女性问题的主导认识模式。在整个思想界正处于“传统—现代”、“新—旧”、“中—西”对比的“激烈而彻底地转移” [17 ] （126）之际，占据主流的看法是要想彻底改变中国在近现代以来所处的被动地位，就应在清算旧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起步，引进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拓展女性的视野、更化和提高她们的认识，以便使女性也能同男性一样，为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贡献力量 [18 ]。在这一特殊政治目的的驱使之下，女性以“嵌入” [19 ] （12）的方式进入了学界视野，并日益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