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
时间：2021-07-02 08:0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为拥有相对独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一支社会力量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媒体的特殊地位赋予了其参与政府决策包括外交决策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传播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公众参与外交政治生活的需要，媒体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获得国内外信息和资料的重要来源，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向度对政治和外交生活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并最终影响一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背景
媒体对外交产生影响，至少应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19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了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描绘战后世界的蓝图而发表了所谓“十四点”演说，威尔逊指出，公开的和平条约，应以公开的方式缔结，此后国际间不得有任何类型的秘密默契，外交必须始终在公众的监督下坦诚进行。尽管“十四点”原则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威尔逊提出的“公开外交”原则无疑为媒体名正言顺地参与外交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1922年，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首次从理论上探讨了媒体对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通讯成本的大幅降低，世界各国的大众媒体逐步形成一个巨大的全球传播系统。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融合为声像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平台，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传播的快捷性和辐射的广泛性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最主要的外交决策信息源之一。
同时，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个人事务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也要求更全面、更便捷地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世界上其他人的各种想法，这对于从事外交活动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媒体因为自身工作的关系，敏感地捕捉到了社会的这种需求，努力把公众的视野拓展到尽量广阔和细微的范围和层面，这使得媒体介入外交领域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必要和必然。
再者，随着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往的单一的政府间外交格局已经被政府外交、民间外交、利益集团外交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格局所替代。在这样的形势下，媒体既成为各国政府借以宣扬自身意志从而获得有利舆论环境的重要工具，又成为众多非政府和非国家实体加入对外政策辩论并对全球政治体系提出质疑、挑战和制衡的平台。还以独立的“圈外”决策层的身份在外交领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大众传媒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源
据统计，在美国有1882家日报，7959家晚报，至少有11000家杂志，除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E)和国家广播公司(NBE)这三大著名的广播网之外，至少还有数百家电视台分散在美国各地。如今，这些媒体已经成为美国民众了解国外新闻的主要途径。有人说：在美国，“没有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能够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也就是说，新闻媒体通过引导公众舆论而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1971年6月13日，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而政府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说了大量谎话。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导致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美国的例子表明：媒体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可以进而影响一国政府的外交决策。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也成为政府机构了解全球信息的重要来源，从而直接影响外交决策。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在美国，CNN已成为最普及的每日新闻来源，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曾说，他从CNN上看到的东西比许多从海外发来的保密级电报的内容少不了多少。新闻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起到了為决策者搜集和整理信息的作用，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量和报道角度等无形中影响着决策者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并最终影响到外交决策。
设置议程和设计议题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媒体通过对某个事件的聚焦。很可能使决策者把原本没有列入外交决策议程的问题列入议程，把排在后面的议程提到前面来。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面”。
仍以美国为例，1993年底，CNN和美国其他几个电视网上充斥着索马里内战大肆杀戮、严重饥荒的画面，一时间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促使克林顿总统紧急下令美国军队参与维和行动。而事后没有多长时间，电视上几个美国兵的尸体被愤怒的索马里人拖过大街的镜头却立即令全美哗然。在公众要求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下，美国政府又匆匆终止了这次不成功的维和行动。正是通过对这些鲜活画面的聚焦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密集报道，使得美国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外交议程，促成了其制定参与维和又最终撤军的决策。
如果说设置议程是影响人们“想什么”、“讨论什么”，那么设计议题则是进一步引导人们“如何想”、“如何讨论”。一旦媒体把某个外交政策或议题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去讨论，公众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把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审判放在民族独立的背景下还是引发巴尔干地区战争的背景下去讨论，将直接影响审判结果和公众对其的认知。同样，把计划生育政策放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还是人权领域去探讨，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会大相径庭。
总之，大众传媒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和外交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态势。可以看到，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乃是大势所趋，其方式和机制也是有章可循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包括外交部门应该充分估计和认识到媒体的力量和作用，积极主动地利用媒体及相关手段来加强和扩大对外宣传，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外部舆论氛围和公众心理取向，从而为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跨国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支持。就媒体自身而言，也应秉持“走出去”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及时、准确地报道、评议国际事务，为本国的外交决策提供迅捷、可靠的信息和依据，另一方面，也要多层次、多渠道地向国外各界人士介绍本国的实际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自身，要想在信息化时代有所作为，都必须充分地借助国内外的各种媒体介质，建立起准确畅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本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氛围。
(责任编辑：王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