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塑造生态可持续协同创新机制的构想

时间：2021-07-01 16:04:0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生态可持续治理的实现是知识创新领域、公共决策领域和一线实践领域共同推动制度创新而实现的治理状态。当前，科学家污染物减排的理论创新、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诚意执行与政府环保法规的设计制定，呈现出相互借重、多方协同的对等创新模式。本文试以全球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形成为例，论证以下观点：通过主动塑造“学界—商界—政界”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协同创新机制，有助于充分调动个体自主创新力，使可持续制度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关键词]生态可持续治理；协同创新网络；排污权交易体系
　　[中图分类号]D0-05；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2-0030-09
　　[作者简介]郦莉（1980—），女，山东淄博人，博士，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治理与协同创新研究。（北京 10003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欧气候政策的发展动向、对外影响及我国对策研究”（11CGJ024）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论
　　协同创新网络（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COINs）是由众多来自同一组织不同部门或多个组织、拥有共同愿景和自我激励精神的个体，在互联网支持下共同致力于某一新理念的创作团队。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等人在美国计算机协会（ACM）第12届信息与知识管理国际会议（CIKM）上提交了《协同创新网络沟通模式的可视化：对若干万维网联盟工作组的分析》一文，通过分析三个创新团队与“万维网联盟”（WWW Consortium，W3C）主题相关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发现组织内在研发成果产生之前的隐性COINs，抽取成功COINs所具备的特点和变量关系，识别关键创新引领者和贡献者，并对团队成员的创新业绩进行量化评测，进而进行有针对性地开展COINs培育，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通过对COINs进行定位，组织能够了解进行中的创新活动轨迹，发现知识增长与实践需求的结合点，缩短知识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时间。其次，通过将COINs信息公开，组织可以提升协同效率，更为准确地定位创新知识的源头，使交流过程明晰化。第三，由于关键贡献者可以在透明的COINs中得到识别，为组织提供了对创新引领者和主要协同者进行奖励的可能。第四，通过将沟通信息流可视化，有助于创造更加开放的工作环境，使团队成员之间增信释疑。①
　　无论是从创新成员的参与方式、发挥创新作用的途径来看，还是从他们为组织提供创新贡献的内容来看，协同创新网络都是有革命性意义的。
　　第一，成员参与方式的革新带来创新范式的革新。参与到协同创新网络当中的成员，通过自愿将与创新主题相关的沟通信息授权COINs研究团队实现共享，将原有在日常管理型工作中有层级涵义的工作身份，转化为创新团队中新增知识增长点的“对等生产者”（peer producer），或称“同侪生产者”。身份的革新意味着以概念和方法创新为导向，大量人员彼此协作，完成有潜在附加价值的项目的全新生产范式。它区别于由一个中央决策过程决定的公司生产，也不同于由资本利润引导的市场生产，而是在产品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基于相关度（relevance）和可靠性（accreditation）开展的知识创新和研究开发，每个创新者的价值都能得以充分发挥。
　　第二，创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变为“协同伙伴”。对等生产范式激发的创意灵感所包含的先发优势，能够因其对实践需求所提供的准确解决方案，产生大量的规模效益和增值空间，其蕴含的财富能量远超过单纯依靠产权界定或价格标签带来的市场价值。传统“作坊式”的创新方式，无法与打破行业、领域、学科、国界限制形成的创新集群所能带来的新知增长潜力相提并论，这一将知识创新的动力聚焦于开放创新源的模式革新理论，被称为“开源经济学（open source economics）”。②该理论在自主创新领域的应用，将大大缩短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周期。
　　第三，主动在现实需求中开辟新知“富裕地带”。就传统而言，一线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及理论创新者之间在正常状态下是独立从事各自业务活动的，只有当三者面临缺乏先例的新问题、新事件、新风险的时候，才会考虑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互动。COINs与传统创新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主动塑造”知识资源的新结构，使权力、制度与文化所对应的决策界、实践界和知识界能够打破彼此间的藩篱，在实践需求的引领下定位知识创新的“富裕地带”，在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寻找新问题。因此，协同创新本质上是管理体制与机制的革新。①
　　1920年，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提出了“庇古税（Pigouivian Taxes）”，即以政府向污染者征收税费的经济手段，控制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②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科斯（Ronald H. Coase）教授1960年提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指出通过明晰产权和允许交易的方式，可以确保政府权力通过市场机制流向价值最高的治理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治理合作方面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③此后，关于污染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以下简称“公益”）的研究，逐渐出现了如何在庇古税论与科斯产权论之间寻求平衡的论争。由于税费制度更适用于国内政策，而产权理论则可以借助将排污权转化为金融衍生品推广至全球，因此，科斯产权成为二氧化硫（SO2）、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和温室气体（GHG）三种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理论基底，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三次演绎了污染物治理这一国际机制的跨界协同形成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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