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翻译的功能和译者的使命
时间：2021-07-01 08:00: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在国际舞台上与外国的交往日渐频繁，翻译在新时期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这也意味着对翻译质量和译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本文站在新时期，着重探讨翻译的功能和译者的使命，为“翻译”走向新世纪提供借鉴。
从古到今，对翻译功能和使者使命的探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翻译功能是指翻译过程中以目的论为核心在历史和现实中取得的实际效果；译者使命意指译者作为隐形人所承担的有形和无形责任。笔者将针对这一古老而崭新的话题进行探讨。
1 新时期多元视角下的翻译
“新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对翻译功能的探讨数目可观。而翻译作为人类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它所涉及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因此翻译的功能是多元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1.1翻译对语言的影响
翻译活动不仅展示语言变化和差异，也带来了一些新词汇、句法和概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译入语的语言风格。例如佛教源于古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而佛经翻译在中国已历经千年，大量佛经词汇被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在汉语四字格上也造诣颇深，来自佛经翻译的四音节词语随处可见，以偏正结构为主，如“十八地狱、极乐世界”；另有联合结构如“大慈大悲、无生无灭”和主谓结构如“天女散花、金刚怒目”。据统计朱瑞文编著的佛教成语中，佛教成语478 个，其中四字格成语412个（朱瑞文，2003）。因此佛经翻译是汉语双音化的重要原因，使汉语的构词法进一步完善。
1.2翻译的交际与文化传播功能
翻译的交际与文化传播功能，是指通过语言转换所达到的文化交流效果，西方学者针对翻译的交际功能做了全面的阐述，其中哈蒂姆和梅森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某种社会语境中发生的交际过程（Hatim， Basil &Ira Mason，1990）”。随着国际间交流与日俱增，翻译在国际交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译文总是拘泥于原文结构，毫无创新，那么就无法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新时期，翻译研究者的视角逐渐转移到文化层面。由于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和思维方式，要实现他们的相互了解，就需要通过翻译的文化传播来达到其目的。因此译者作为文化使者，承担着传播本民族文化和将外来文化介绍给本民族的重任。例如在《红楼梦》的翻译中，霍克斯和杨宪益的译本风格迥异，杨以介绍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以忠实原文为标准，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语文化的精髓；而霍以归化为手段，以娱乐读者为目的，因而不同的翻译方法可实现不同的交际功能。
1.3翻译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翻译象征着一种社会软实力，它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全球化发展势不可挡，不同社会环境、地域风俗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必须进行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产生新思想，催生新智慧和开拓新视角，而这些新事物将会转化成一股强大动力以推动社会发展。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与重大发展都与翻译密切相关。就拿马克思主义著作来说，它于明末清初时引入中国，在中国的翻译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及现实思考，其中辩证法思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文化融合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2 新时期译者的使命
翻译的发展与译者的使命息息相关，特别是近十几年国外大量的翻译理论和作品引入中国，开阔了本国译者的视野，也为我国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新时期，时代要求译者形象必须重塑，这意味着一名合格译者必须要有强烈的使命感，笔者将从三个方面阐述新时期译者的使命。
2.1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
曾有人预言要实现语言的大一统，这一假设显然不成立。相反随着时代的进步，英语逐渐成一种全球通用语言，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工具，但却削弱着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文化。显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代表着一种文化，如果这种语言消失了，那么文化也不复存在。正如加利所言，“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特权群体的出现！”（加利，2003：164）。这就表明要杜绝单一语言，接受各民族语言和文化，努力维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黄友义曾在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闭幕式上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多样性仍是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融，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是各国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黄友义，2008）。由此看来，翻译工作者必须勇于承担维护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重任，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2.2倡导文化平等，抵抗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是指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文化之间显示出的逆差。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而在交流时，翻译已不再是一种纯语言的交际，而已成为一种文化霸权的象征。因此译者必须树立崇高的民族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性，让翻译成为一种文化传播而非文化殖民的工具。通常译者在处理翻译时采取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归化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目的语文化”，异化则是“接受目的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 （ Venuti ，1995） 。但究竟用何种翻译方法更能对抗文化霸权，翻译大家们争论不休。比如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刚被翻译到英国时颇受欢迎，之后却被淘汰，因为读者在其译作中看到是殖民主义的跟随者，译者为迎合读者而牺牲了印度文化。因此，Venuti在这里不赞成归化翻译，其被视为是帝国主义殖民和文化霸权的手段。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不能为迎合目标语读者而屈从于强国，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反而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观。正如有的学者说道译者本土文化身份是“克服西方文化霸权的盾牌，也是译者张扬民族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武器”（赵曙明、金春伟，2002 ） 。
2.3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
国际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宣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荀子提倡“一天下”的理念，坚持反对民族分裂和战乱，所有这些优良传统告诉我们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同样，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作为隐形人，也必须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克朗宁借用了韦努蒂“译者的隐身”的观点，创造性地把这个观点应用于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Venuti， 1995）。所以当代译者不仅要现身于原作，也要投身于政治，把翻译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坚决与反对势力作斗争，更需义不容辞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
3 结语
笔者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新时期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翻译的功能和译者的使命。随着时代的更迭和形势的转变，翻译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其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和世界舞台的各个方面。这也意味着在新时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翻译的功能和译者的使命，为翻译活动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完成时代赋予给翻译工作者的使命。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