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方法论的异同浅析
时间：2021-06-29 16:03: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为制度主义及其本身赢得了荣誉。尽管新制度主义脱胎于制度主义，但二者在具体的方法论上却存在显著差异。出于对行为主义的反思，新制度主义继承了早期制度主义对政治价值的关怀，保留了对价值的尊重及对政治现实与实践的综合考量。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则表现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各自偏好；“以静制动”与“以动制静”的差异选择；结构主义与理性选择的不同取舍。但对历史哲学的尊崇，似乎又成为二者相似性的核心。
[关键词]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方法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6）02-0089-06
制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概念体系，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等。对制度的信仰与青睐可早溯至古希腊。制度主义的活动区间大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制度主义则裹挟了对制度两千多年来的积累与冷静，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热烈探讨的主题，以致于当今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制度已然成为一种武器。考察当今世界政治环境，或者意欲对各国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制度是最为直接的突破口。通过文献发现，对新制度主义的探讨远远超过制度主义，但也使得制度主义因新制度主义的广泛讨论而声名鹊起。然而，有旧才有新，新制度主义归根结底是发端于制度主义的，因此，新制度主义必然保留或者继承了早期制度主义在方法论、理论主张、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基本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环境随之改变，旧有理论的分析必然会随之改变。制度主义之新应运而生。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在经济学领域，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受到相应分析工具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二者在方法论上将采纳不同的范式，从而推动社会科学在制度的引领之下不断向前发展。在经济学领域，制度学派产生了广泛影响，而经济学的制度主义新与旧之间，在方法论上却大相径庭，甚至可以描述为“完全对立”，这为政治学领域的制度主义比较提供了借鉴。在政治学领域，制度的比较是最有效的比较，通过制度的比较方能较为全面而准确地探讨各国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从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论。
从历史来考察，制度主义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城邦制度的研究。一般认为，自古希腊以降直至20世纪中叶的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说、主张或分析路径，被统称为旧制度主义的政治学。行为主义对技术的笃信和对传统价值的抛弃使传统制度主义陷入沉寂。直到1984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和挪威学者约翰·奥尔森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新制度主义”开始成为社会科学讨论的热门词汇。很显然，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和对传统制度主义的革新而出现的。或许，正如上述两位学者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新制度主义大旗下，我们意指要关注确实存在着“旧制度主义”的事实，观念的循环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关注早期的政治科学理论中去。但我们的意识是老的和新的是不一样的。也许对新近的观念作更为精确的描述，是把老制度主义的成分并入到政治学新的非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中去。”[1]因此，制度主义的探讨和比较就应该在范式和方法论当中去寻找。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学界对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之间的比较已经很多，以致于常规的发问方式多半是：新制度主义“新”在何处？而回答也大多可以归结为：二者在理论起源及构成、对制度的界定、对制度功能的认识、对价值偏好的关注、方法论适用等五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旧制度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都离不开对制度、个体的人与整体的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透过这一分析框架着重对新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异同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新旧制度主义的历史溯源
对制度起源的探讨离不开对政治学的溯源。尽管“政治学”的名称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则要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自然科学的进步，政治学也开始逐渐摆脱道德哲学、宗教神学的牵绊，逐渐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这条路上，对制度的分析和思考一直是学界的主打，学者们争相对不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规范的政治制度进行探讨。
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和结构出的一种经验保障，制度可以是统治工具，也可以是革命武器，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考察人类漫长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制度像一个幽灵一样萦绕其间。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扬弃了其老师对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开始从统治者人数和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探讨城邦制度的优劣，于是就有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体类型划分。但在这一时期，以制度为中心的学科建设还不是很成熟，而且政治学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和神学，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学科。直到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次设立政治科学系，制度才跟随政治科学一起独立出来，成为分析和论述主题。通常，学界将这一期间的政治学研究统称为古典主义政治学。在古典主义时期，对制度的探讨还没有上升到科学范式的层面，而是从整体上对制度的优劣进行哲学式的思辨。
19世纪末，随着政治科学研究的兴起，制度范式开始为学界所热衷。继承古典主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传统，抛弃空洞的哲学思辨，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科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一致认为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具有内在统一性，好的制度方能实现政治价值的彰显。进一步而言，这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首次握手言和。在方法论上，传统制度主义信奉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摒弃对个人偏好的过多关注，着重探讨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国家制度，而对中观、微观制度却不加关照。传统制度主义还在某种程度上对制度进行神化，实质上沦为了制度中心主义和制度决定论，以致于对制度进行分析时不能进行有效区分，使得政治学分析陷入了空洞和孤立。因此，当行为主义于20世纪中叶突然来袭之时，传统制度主义只能退隐江湖。在这一意义上讲，旧制度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革命”，以便从中发现制度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而对旧制度主义的革命，则是由新制度主义在反叛行为主义的过程中一道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