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公共能量束”而非“公共能量场”在解决着我国“焦点事件”
时间：2021-06-08 00: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话语理论代表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话语理论中，解决行政问题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上完成。对近年来我国18起典型“焦点事件”进行定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性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已非常明显。但由于“拐点时期”管理情境的特殊性，话语理论在我国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即：零星对话→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公共行政议程→结果，根据该规律，我国“拐点行政”有两种走向，即“审议行政”与“民意数据挖掘”。
关键词：话语理论；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拐点行政；审议行政；民意数据挖掘
中图分类号：DO；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8－0032－12
作者简介：尚虎平，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管理与绩效评估研究院研究人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29)
一、引言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一项包含着尚未实现的解放潜能的未竟事业，在现代性事业未竞之前探讨后现代性显得过于莽撞和不合时宜”。但后现代性还是不以他、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来临了。近二十年来，当代诸多学科领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后现代性的冲击。罗斯诺曾这样说过：“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非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并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辑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解构。后现代主义不仅包含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而且还包含了后现代主义在内容上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矫枉。后现代主义看重被现代性所忽视以及现代性之后和之外的一切，如不确定性、异质性、无序等；而对被现代性所看中的一切，例如原则、整体性、确定性、权威、同一性、规律等都加以怀疑。相对于现代性下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而言，作为现代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在哲学层面上的反映，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性、多元性以及“去中心”的边缘性和创造性、开放性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公共行政的认识。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主义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由于隔行如隔山，长期以来，各个专业对着“后现代”这头大象自说自话。IT业把它称为数字化，哲学界把它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界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界称它为社会资本，物理学界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界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界说它是基因重组……好像大家在谈论不同的事情，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不同专业的概括，反应的都只是这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后现代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新兴的文化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很快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的批判触角从西方现代社会和传统哲学几乎伸向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公共行政领域同样难于幸免。
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反思与总结。传统公共行政是指建立在威尔逊(政治与行政二分)、泰勒(科学管理)及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经典治理模式，是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产物，这使得公共行政刚一降生就被打上了现代性的“胎记”。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效率至上的泰勒主义、理性刻板的官僚制正是契合现代性在政府管理领域的价值诉求。然而，西方按照现代性模式设计的公共行政，在各种社会思潮与民主运动的冲击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受到了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有力挑战。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直接触动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多米诺骨牌，传统治理模式受到了各方的批评和诘难，公共行政陷入合法性危机当中。于是，作为试图包治百病良药的“后现代公共行政”便走上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前台。
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为解决目前公共行政难题开出了三个代表性的药方，其一是宪政主义或新制度主义；其二是社群主义或公民主义，两种模式竞相取代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其三是由Fox和Miller教授在其名作《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m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提出的话语理论。Fox和Miller断言，“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需要运用话语理论来解救传统的公共行政。著名行政学家古德塞尔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这本书的序言中就提出，“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最高水平”，它“在提高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和公共政策的质量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近年来，我国学界开始把始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的话语理论运用到我国政策制定、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对话语理论的某些误读。鉴于此，笔者在此欲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进行一次重读和梳理，并结合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一些具有后现代特色的“拐点问题”、“焦点事件”来探索在我国究竟是否存在滋生“话语行政”的土壤；若有这样的土壤，“话语行政”在我国究竟如何运行；运用“话语行政”如何解决我国转型期的“拐点行政问题”。
二、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一个着力点：话语指向下的“公共能量场”
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发端，而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的引入，奠定了美国乃至世界公共行政思想的主流，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达到其发展的顶峰。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越南战争、白宫丑闻、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与民主运动的高涨等导致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激发了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公共行政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替代传统行政模式的新理论，如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与此同时，各种行政改革也风起云涌：公务员制度改革、绩效评估、道德建设、政府重建、无缝隙政府等。但这一切似乎并未能完全遏制美国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继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之后，里根总统出现了“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总统出现了“拉链门”事件……这一再暴露了美国公共行政体系存在着的严重漏洞，也充分暴露出已有的公共行政理论在现实面前的捉襟见肘。再加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各种后现代思潮，更是令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假设和概念陷入全面的困顿。为了解决美国公共行政领域中的这些问题，Fox和Miller教授撰写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m Public Administration)。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而新的模式孕育在他们的话语理论里面。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通过破而有立的方式，从批判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两种替代理论出发，合情合理地推出了在古德赛尔看来是“代表了最高水平”的公共行政理论——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