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敢于真实
时间：2021-06-07 20:02: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伯驹聊嗨了。回忆往事，他有四五次没忍住热泪盈眶。面对采访，他随性的表达更像是工作之外的闲聊，唯有提到自然之友即将开庭的“常州毒地案”，他才有意识地挺直了背，酝酿着寻找新闻发言人的状态。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决定“怎么想就怎么说”。
坦诚、感性、环保行动者、谦虚、文艺青年、音乐、诗歌……在同事、朋友形容张伯驹的这些高频词里，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地关联着自然之友的组织文化。
在与自然之友结缘的16年里，张伯驹参与到很多真实的环境议题里，形成了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理解，并促使他一步一步做出选择。如今回首，他认为一以贯之的真诚是自然之友最可贵之处。
初次见面时，他那张用作废的A4纸打印的名片令人印象深刻。这样打印名片的传统，从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开始一直保持至今。大学毕业刚到自然之友时，给别人递名片，张伯驹会有点不好意思，“感觉不够职业”，尤其是A4纸比较软，揣在口袋里容易皱。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同事们发起过内部讨论，最后还是觉得，既然自然之友提倡“真心实意，身体力行”，那么把名片递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经表明了态度。“让对方知道我们的行动，永远比要求对方应该怎么做好很多。”张伯驹说。
经历了与自然之友“共生”的十几年之后，张伯驹形容彼此的关系是“互相刻画，互相塑造”。
站在真实的土地上
加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之前，张伯驹已经是“自然之友”。
他从小生长在北京植物园，小时候对花草树木的感受就是“好玩儿”。夏天，鹅掌楸的枝条垂下来，他就在靠近树干的空隙里午睡。他也爱给紫薇挠痒痒，喜欢看它抖个不停的样子。“你挠挠它，它怕痒”，现在看到紫薇，他还会跟人这样说。
好玩儿不一定是爱，除了一些友善的玩儿法。小时候，张伯驹还喜欢像打仗一样拿着荆条枝向小刺槐大开杀戒。荆条枝噼里啪啦没几下，刺槐就成了光杆。后来他想想，觉得刺槐长半天挺不容易，三两下就被搞秃了怪委屈的，于是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写了一封《给小刺槐的道歉信》，停止了“屠戮”。
对大自然比较正式的研究始于北大附中的生物兴趣小组，只是张伯驹仍然“玩儿性”不改。老师在时，就乖乖研究标本、解剖皮皮虾，老师一走，就开始拆显微镜，煮了皮皮虾下肚。
即便如此，逛自然博物馆、看标本、做实验，参加在雾灵山、红螺寺举办的环保夏令营，到玉渊潭观鸟，被老师带着到北大生物系听课的经历，还是为张伯驹打下了不错的基础，生物竞赛北京市一等奖、全国二等奖被他收入囊中。
“那6年对我的影响真的太大了。学校没说培养好学生、科学家，而是要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对自然尊重，对他人关爱的杰出公民。”回忆这段时光，张伯驹抹泪了。他感叹自己何其幸运，能享受那一段“离经叛道”的中学时光。
考上北京交通大学之后，张伯驹加入了学校的环保社团“绿色之家”，这个社团推动统计校园里各种花开放的季节，给各类树种挂上简介牌，邀请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到校演讲……
他也参加了不少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并在2005年作为唯一的中国青年代表入选联合国青年环境顾问委员会。去之前，他以为联合国开会的场合都是西装革履，到了现场发现，都是20来岁的各国青年，晚上一起唱歌、跳舞、喝啤酒，比想象的随性很多。
校园外的通宵网吧里，弥漫着烟味儿和打游戏、聊QQ谈恋爱的氛围，张伯驹在这里打开MSN，跟各国的青年环境顾问委员讨论环保议题。
“那会儿，我们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的青年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事业中来。” 张伯驹回忆，从前在国际舞台上用特溜的英文谈一些特别对的大道理，但慷慨激昂的语调并没有掩盖住“脑中有点空”的感受。这也让他现在对“推动全球”“青年领袖”这类大词儿多有警惕。
这些“高大上”的经历对张伯驹而言更像是“解构虚妄”的过程。因为早早经历了这些，反而让他愿意定下心来在一个本土NGO干这么多年，“而不会想着一步一步的要怎么怎么样”。
从2006年大学毕业到2012年，张伯驹在自然之友的环境教育部、公共合作部、编辑部、调研部、传播部等部门工作。之后，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继续深造，2013年完成学业后，重回自然之友担任总干事。
自然之友是国内较早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本土环保NGO，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张伯驹参与到气候变化项目中，跟国际同行、学者、官员有不少交流。“到了2009年，大家（本土NGO）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那会儿有点蔚然成风的感觉。”张伯驹说，“我们飞机没少坐，每年都可以去不同国家‘打卡’，机票看起来是免费的，但其实是公共资源。”他觉得如果参与国际会议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一直在说很对的话”，但能不能根据本土环境议题做些能落地的事情？张伯驹和同事们希望做出一些改变。
2009年，自然之友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淡出，并在这一年成立了低碳家庭项目。经过五六年的探索和积累之后，自然之友带着中国的低碳家庭参加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跟各国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讨论中国居民低碳生活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交流，实际的行动、实际的改善更为清晰，张伯驹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光着脚在真实的地面上说话”。
“我们要找到能夠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改变。”张伯驹说，“作为一家本土环保NGO，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以本土的视角找到本地化的解决方案。”
让行动离原因更近一点
2013年初，在过去9年间换了5任总干事之后，自然之友开始招聘新一任总干事。时年28岁的张伯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牟路思怡图书馆里写了应聘函。
正文里，他陈述了过往在自然之友的经历、成长和反思，并指出自然之友的问题所在。
如何走出2004年开始的转型阵痛期，优化机构管理？面对可预测的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和行动机会，如何找到和锻造一套有效的行动战略战术，推动真正的变化？张伯驹指出了自然之友所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他的破局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