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闯将项南
时间：2021-06-06 16: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耀邦遴选改革大将，邓小平支持项南出任疆吏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抬升着热情。中央决定称：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的大政。
被打成“右倾”的项南从落实政策到出任改革开放前沿省份的疆吏，少不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举荐，也少不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把是否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福建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两个先行省份之一，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左”的势力在这里却依然根深蒂固，福建的各项工作徘徊不前，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遑论什么“先行一步”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出得力大将坐镇八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
邓小平与项南虽然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知道他是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对他在农机部任副部长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更有所了解。项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坚定执行者，是个思想解放的开拓型领导者，让项南主持福建工作，不仅能打开福建的新局面，也定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才智。邓小平看准了胡耀邦推荐的福建“火车头”人选。
接到任命后，项南利用赴任前的一个多月时间，翻阅了有关福建省情的资料。1981年1月12日，项南带着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和嘱托，带着他们的关怀和希望，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回到了温暖如春的南方。
既要“杀出一条血路”，又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给福建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劲风，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福建和广东一样，肩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试验”的重任。为了向中央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项南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特区是邓小平倡导兴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79年4月就定下了决策，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10月7日，在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直属福建省政府领导，时间上比深圳晚了一大步。特区会是个什么样呢？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怀着热切的心情，下闽南一睹特区风采。
初见之下，项南的心都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也丝毫没有一点特区的讯息，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而且，2.5平方公里的地方又能施展出什么抱负、绘就何样的蓝图？参观湖里回来，项南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想法：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特区！
邓小平倡议建设特区时曾有一番经典之谈：“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项南深切地领悟到其中的真味，就是要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杀出一条血路来”！
该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绘出特区蓝图？思想解放的项南有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他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特区之初，厦门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项南的这一设想，以后的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这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我们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
项南那异常解放的思想和超前的主张，不由得让比福建先走一步的广东省的领导心怀敬佩，后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坦承自己在一些方面“不如福建的项南同志”，就连主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也称赞项南的主张。
这些主张，自然也汇报到了邓小平那里去了。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不久后，邓小平拍板同意：把久病缠身的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调离，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的正式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虽是几字之差，意味却十分深长：在项南和特区创办者的心中，已不把特区理解为湖里的2.5平方公里，而是着眼于厦门全岛。
特区动土后，建设者们立即感觉到2.5平方公里的逼仄，有些项目无法放进特区，项南据此向李先念作了汇报，请求扩大特区范围。李先念不好表态，只说：你们不要死啃2.5，哪个地方有利就放在哪里。项南也就有了办法，指示特区建设者可以在2.5以外建工厂，吸收外资，享受特区待遇。
以厦门特区建设为龙头的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在项南的带领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短短一两年内，福建的投资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建设是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任务，邓小平为此不止一次地向全党发出号召。在反右、“文革”中被冷冻了10多个年头的项南，更能理解邓小平的殷切之情和良苦用心，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融入了邓小平制定的蓝图之中。
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福建主持工作的项南，真正知道了困难之重、责任之大。一方面，福建既然是中央定的改革开放先行省，就一定得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改变原先落后面貌；另一方面，福建作为“前线”，建国30年来得不到国家投资，国家建设规划的大、中型项目，没有一个在福建落户；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也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
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进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一言难尽。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注定了这个“新生儿”要承受毁誉交织。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他毫不犹豫地对福日公司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并以超然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关键时刻项南都挺身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给那些对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大打棍子乱放暗箭的“评论家”们以无情的抨击。他力主引进外资，倡议省里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全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并率先引进、开通了当时全国最为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之后为全国各省市纷纷效法。
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趁机混入。福建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对此，项南坚决贯彻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在一篇名为《窗口的作用》的短文中，形象地提出既要打开窗口，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知识、管理，吸收海外的清新空气，又要设窗纱，筑一道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钢铁长城。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国典型，就是项南亲自培育、总结、宣传、推广开来的。
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既无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新情况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更何况僵化的旧体制、旧观念还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随着特区建设的加快，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心、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一方面也招来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的怀疑和指责，有对兴办经济特区认识模糊的，有担心办经济特区会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的，也有对能否办好经济特区信心不足的。
对经济特区，项南自始至终表现了一种冲天热情。以敢讲话著称的他，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还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经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香港经济导报》、日本《中国经济动向》等先后转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应。
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项南提出建设性意见
1984年2月7日上午9时30分，乘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等人的专列，徐徐进入厦门站。项南上专列接邓小平一行，心里激动有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向邓小平汇报，向他交出一份关于厦门特区的答卷，请他打“分”，请他排忧解难，请他导航。
在由火车站向厦门宾馆行驶的路上，项南扼要地向邓小平、王震汇报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办情况。邓小平对项南下决心抓基础设施建设表示首肯：“这个抓得对，要下本钱。栽得梧桐树，引得金凤凰嘛，要努力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邓小平还说：“最好能吸引外资参加基础建设。”
这些年，有关项南和福建的工作，邓小平时有耳闻。在广东看到的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让他满意，福建的厦门特区虽然起步较慢，但他的心里还是有数的。以至于项南简要汇报后，请他给福建的工作作指示时，他摆了摆手说：“这次来，主要是来休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同时也看看特区。明天就去看看。”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陪同下，和王震来到东渡港，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几个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后，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
项南在王震的鼓动下，坐在邓小平身边，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地图，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以探询似的眼光看着项南，问：“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特区立足于原有基础上，起点更高，成效更大，发展更快。”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接着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听罢项南的介绍，邓小平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说罢情不自禁地举眸面向海峡对面的方向，好一会儿才回头，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这正是项南想要汇报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建设自由港联在一起。
关于自由港，有个故事。1981年7月，福建省和厦门市收到闽籍泰国华侨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信函。李引桐根据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见闻，认为厦门特区太小，门开得不够，门槛又太高，倡议在厦门建设“自由港”。项南看到信后，深感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爱国老华侨希望祖国经济早日腾飞的拳拳之心。他要求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陪李引桐到省里来，他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听取李引桐讲对自由港的看法。“自由港”一词自此在他脑海里生了根。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他必定要汇报“自由港”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