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时间：2021-06-06 16:00: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采访了总商会主要领导人:唐裕(中华总商会董事,70年代曾任新加坡船务公会主席、现任新加坡出入口商公会会长)、孙炳炎(1948年起任中华总商会董事,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任总商会会长及副会长)、林理化(60年代起曾担任总商会商务组、总务组和教育组负责人,现任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唐庆铭(70年代曾任新加坡船务公司副秘书长,现为新加坡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同春(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兼华侨协会会长)、吕行雄(日本横滨华侨协会会长)、陈昆旺(东京华侨协会名誉会长),谨此一并致谢。
提 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2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关键词:新加坡 商会 华商网络 体制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商会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颇具分量的学术论著与资料汇编（注：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也十分重视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会馆在亚洲区域近代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注：廖赤阳:《在日华商的社会组织及其商贸网络---1860-1950年代的长崎福建会馆》(日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4册,东京,1997年,109-173页;GaryG.Hamilton,"NineteenthCenturyChineseMerchantAssociations:ConspiracyorCombination",ChingShihWenti,Vol.3,No.8,1977,pp.50-71;BrynaGoodman,NativePlace,City,andNation:RegionalNetworksandIdentitiesin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以及亚洲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与特征的了解,同时也挑战了某些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海外华人商会的历史发展与特征尚缺乏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从理论架构来看,结构功能论成为商会研究的主导理论,它们注重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等问题（注：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1期。）。当今学术界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思潮,如网络论(NetworkAnalysis)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等,尚未被应用于商会研究之中。因此,我们还无法从区域的范围以及比较的视野来综合考察华人商会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亚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某些不足,分析对象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特别是它成立头六十年间的历史(1906-1965年)。本文着重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1.总商会是如何在新加坡确立并巩固自身的社会经济领导地位,并进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2.总商会是怎样建构并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并将它制度化（注：根据亨廷顿的定义,制度化指的是"一种进程,机构与程序在其中获得价值与稳定性。"KarenRemmer,"TheoreticalDecayandTheoreticalDevelopment:TheResurgenceofInstitutionalAnalysis",WorldPolitics,Vol.50,No.4,1997.）,使之成为联结东南亚与东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总商会又是如何被嵌入多维空间的华人"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并成为地方化(Loc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积极而有效的推动者。
一 当地利益及其基础:内部结构和纵式联系
建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在海外首批出现的华人商会组织之一。它的产生除了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外,也反映了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重要性的认知。颜清湟认为,清政府将总商会作为对海外华人进行政治控制和利用其经济潜能的中介机构,总商会也因此成为"当地华人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领导机构"（注：YenChinghwang,"ChingChinaandtheSingaporeChineseChamberofCommerce,1906-1911",inLeoSuryadinataed.,SoutheastAsiaandChina:ThePoliticoEconomicDimension,Singapore,TimesAcademicPress,1995,pp.133-160.）。此后,总商会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机构一直负有多项职能,兼顾华人社会福利和教育。
二战期间曾积极参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抗日运动,二战结束后最初20年也居于重要地位。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在1950年的东南亚考察之行结束后写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华人组织,是毋庸置疑的华人社会的领袖,它所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任何区域或贸易组织"（注；WilliamSkinner,ReportontheChineseinSoutheastAsia,Ithaca,CornellUniversityDepartmentofFarEasternStudies,1951,p.32.）。总商会本身也意识到其角色的重要性,并投入大量精力来促进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声称"一切有关华族前途的事情,本会无不挺身而出,尽力争取"（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6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66年,21页。）。总商会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在亚洲华商网络建构和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至少考虑三个因素:新加坡(华人)经济的特征、总商会的内部组织以及它在国家与社会联系中的独特地位。
自1824年开埠之后,新加坡华族移民的数量稳步增长。到1931年达557745人,占人口总数75%以上。随着英国殖民当局致力于发展自由贸易,新加坡成为区域性的批发和再出口中心。1926年,贸易总额高达18.867亿元。1931年来自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进口总额达217261247元,占全部进口总额的53%（注：WongLinKen,"CommercialgrowthbeforetheSecondWorldWar",inErnestChewandEdwinLee,eds.,AHistoryofSingapore,Singapor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41-65.）。作为西方中介机构和消费者及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华商在转口贸易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收购海峡地区产品以供出口以及销售进口产品方面,华人批发和零售商都是不可或缺的。新加坡是高度全球性的城市这一事实,也强化了他们的商业角色。
新加坡和槟城企业注册局1931年的年度报告显示,有来自31个国家的565家企业在这块殖民地拥有业务,它们大多都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或代理公司。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商界并没有忽视新加坡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份中国官方的报告中,新加坡被形容为"地居南洋群岛之中心,为欧亚航行必经之地,商务繁盛,为各地之冠,因其为免税口岸,各地货物,多先卸此处,而后转输近处各埠。与邻地交通,颇称便利。如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暹罗、仰光、安南,商务多集中于新加坡"。总商会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其会员的代表性和领导层的能力。它拥有三种类型的会员:商业行会和贸易团体、商业公司、个人会员。到60年代中期,总商会拥有86个团体会员、3750个公司和个人会员。更重要的是,总商会的理事会成员由来自各个华人派别(以方言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经济群体)的领袖所组成,几乎所有的派别领袖都担任过至少一届的会长或理事会成员。这一结构使人信赖总商会可以作为整个华人社会的代表。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总商会被视为"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最高结构的这一事实"。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组建自治政府之前,总商会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它作为华人社会的代言人,向政府反映要求,政府也通过总商会来传递政策和一些规定。这种中间人的角色不仅突出反映了总商会的领导地位,也加强了总商会在新加坡内外为当地华人(特别是华商)争取权益进行交涉的分量。例如,1953年新加坡实行货币管制措施,所有运到泰国的货物必须出具进口商的信用证明。
代表从事新泰贸易华商的组织(星暹郊商公会)乃向总商会求助,总商会会长随即拜访有关政府官员,后者不久就废除了这项规定。尽管总商会广泛地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本质上仍是一个贸易和商业组织。它所宣称的使命和组织结构都是为了促进贸易和国际商业机会的目的。根据其1959年的章程(修订本),总商会的目标包括:1.促进商业贸易;2.收集和提供商业信息,出具证明;3.在内外贸易联系中提供引介和建议;4.仲裁贸易纠纷;5.编撰商业和行业统计材料;6.举办贸易展览,建立商业和行业学校,促进教育和社会福利工作;7.举办商业会议,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以促进贸易、培养友谊、增进商业交流（注：FiftyEightYearsofEnterprise:SouvenirVolumeoftheNewBuildingoftheSingaporeChineseChamberofCommerce,Singapore,1964,p.171.）。
总商会共分为六个委员会,其中总务、财政、商业这三个委员会直接与商业活动有关。社交委员会主要为建立社会与商业联系,而教育和福利委员会则是总商会为取得华人社会广泛支持所需的左膀右臂。由于这种完善的组织结构,总商会得以应付新加坡内外出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仅以总商会理事会1912年3月10日的会议为例,就可看出需要其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会议议程包括中国外交部的来函,孙中山的指示,上海侨务委员会建立分部的要求,上海军事长官请求帮助注资给中国银行的公函,厦门侨务委员会有关运费的来函,本地潮州会馆请求为会员介绍商业机会,以及婆罗洲华校请求干预当地华人与马来人纠纷并导致英国人射杀两名华人的事件等（注：《会议记录》,1912年3月10日。）。与外界的广泛社会和商业联系,以及总商会领袖的远见卓识,使总商会成为一个外向型的组织。从个人层面上看,总商会的领袖大多并不是出生在新加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庞大的业务。以曾担任过总商会会长(1939-1940年和1946年)的李光前为例,他于1893年出生在福建南安,10岁时来新加坡。后来为华人企业家和华人社会领袖陈嘉庚工作,广泛接触国际橡胶贸易和银行业务,1928年创办南益树胶有限公司,七年后与人合办了华侨银行,随着在马来亚、泰国、印尼的生意的扩展以及在纽约、伦敦设立分号,南益树胶有限公司成为50年代全球最大的橡胶供应商①。总商会领袖们在区域内的商业联系不仅为他们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关系网,也使得总商会对于区域商业网络的活力充满信心,从而为其在区域内跨国界的积极活动创造了有益基础。如同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在1955年所说,"作为至关重要的港口城市和转口贸易中心,新加坡处在亚欧交界的十字路口。
即使我们与邻近国家的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密切,我们仍然需要建立和强化与他们的联系和交流,这将为我们创造更多的生意机会"。概言之,在总商会的纵式联系中,它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组织,代表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新加坡的战略位置、华人在转口贸易中的重要的角色、总商会完善的内部结构和广泛的外部联系,以及总商会领袖不仅要在本地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牵线搭桥,还要在区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一系列因素的结合使得总商会能够积极推动并领导亚洲华商网络制度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