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现代化中的适应性探析
时间：2021-06-02 16:01: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亨廷顿关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社会稳定关系的论述主要包含了两个要点，一方面是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政党来维持其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是政党制度要能够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就是政党体制的适应性问题。中国政党体制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符合亨廷顿论述的原理，但也有其中国特色。中国政党体制依靠强大的领导核心和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关键词]政党制度政治稳定社会整合适应性亨廷顿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803（2016）02-0068-04
政党制度即政党体制，来自于英文的PartySystem，在国内译作“政党制度”。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认为，政党体制“是各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1]（P163）。通过对政党数量和政党力量的实证分析，亨廷顿发现，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但是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而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由此可见，一国的政党制度的稳定和成熟程度，与该国的现代化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成多党制，“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变得制度化”[2]（P353）。
政党制度与一国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亨廷顿认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2]（P35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可以认为是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参与的能力，即社会整合能力。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2]（P332）
研究亨廷顿关于政党体制适应性的理论对提高我国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保障我国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十分剧烈，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而要融合和同化这些新产生的社会力量，就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政治参与渠道，“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和政党体系”[2]（P333），因此我国的政党制度肩负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利益主体政治参与的整合，肩负着凝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肩负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狭义上讲，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从广义上来看，我国的政党制度包含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发展，实现对超大社会的整合和协调的过程中形成的整个制度体系：“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二是党自身运行的制度体系。”[3]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运行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决定着整个政党体制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发展，决定着政党制度运行的流畅程度以及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一、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运行体系来看政党能力建设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衡量政党能力或者说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因素划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要看它在缔造者或者魅力型领袖离开后的运行状况；其次要看党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尤其是其与经济——社会组织的联系；第三要看党员对政党的认同度。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能力正在逐步提升，制度化程度和制度运行稳定性显著提高，其发展状况与亨廷顿的分析大致符合但也包含一些新的内容。
首先是党的自身力量的增强。中共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从根本上来说是长期执政的考验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党的自身建设也着重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入手。“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增强党的自身力量，通过制度建设，依规治党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行动力。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中央逐步探索完善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七位制度。七位制度包含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党章，其次分别是中央，中央部委，省、区、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形成了一个综合、交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中央对制度法规完善的思路是使之逐步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一个循环往复的闭合系统，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在法规的执行、监督、问题的查处、问责等方面都有所规定，以此树立党内规矩意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其次是党的整合能力的加强。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个体化，社会结构的“弹性化”使得党原有的单一整合的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靠党的组织架构整合党员群体，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结构，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除了通过自身的组织系统整合社会之外，党还需要依靠统一战线来实现对整个社会外围结构的整合与团结。“统一战线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代表权机制”[4]（P87），它的整合范围非常广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四周是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平台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个界别小组，外围是其所联系的人民群众。各个新兴组织为了“发声”主动要求进入政协平台，而统一战线也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变迁，主动吸纳社会新兴组织，这样就形成了统一战线制度结构的良性互动。
最后是党的领导的巩固与完善。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变迁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制度转型，既通过非均衡的发展来启动国家转型，同时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效的国家建设来消弥这种非均衡转型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而确保社会整合与基本政治秩序的长期维系。[5]（P92）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下，党的领导也作出了相应的调适，从刚性的直接命令式发展为柔性的领导引导式，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