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
时间：2021-06-01 00:03: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2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刊登了康晓光的《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作者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及其"问题"有着敏锐的观察和解析，并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性的"三维分析法"，在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限于篇幅，笔者非常遗憾不能更多着墨于赞词，一开篇就要从批评下笔。[1]
一、理论模型的缺陷
康文的理论模型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所谓"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所谓"手段"是各群体在对社会问题不满时能够影响政治稳定的能力，包括一切可以想象的集体行动和个人行为方式。在每个维度上均进行了分类，"群体"划分为精英与大众两大类，精英又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又划分为城乡大众和贫困阶层；"问题"先划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再划分若干小类；"手段"则从全局性影响到局部性影响递降排列，上至海外力量渗透、军事政变，下至个人犯罪活动。然后将研究结果表达为两个二维矩阵："群体-问题"矩阵和"群体-手段"矩阵，"问题-手段"矩阵暂缺。康文中给出的理论模型是一个简化的矩阵模型，矩阵元素的数值只有0和1，也就是说，只考虑有无问题，而不确定相对的强度。从总体上说，这个模型可以成立而且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群体的"精英-大众"分类模式，其解释力远不如"社会上层-中间层-底层"分类模式，在第三节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康文曾提到，"经济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罢市、组建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但在"群体-手段"矩阵的"手段清单"中却忽略了前两项，只列出"组织俱乐部或小群体"。这种忽略大概不是编辑所为，因为对前者的强调，将与康文中的另一些论述自相矛盾。假若确如文中所说："在中国，市场支持集权，经济精英支持共产党"，"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在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的比较中"毫不犹豫的选择集权"；那么，他们又何必"向海外转移资产"呢?众所周知，稍微上些档次的经济精英都在向海外转移资产，不仅包括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资金，而且包括中国大陆最稀缺的人力资产--作为经营管理人才的企业家自身。把中资变成"外资"，把中国人变成"海外华人"，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即使他们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大陆"接受了现行体制"，也不能说是"心甘情愿的"，只能说是无可奈何的。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哪一个中国商人愿意把白花花的银子送给外国，去换取一个护身符呢?
康晓光深知："矩阵的确定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应该根据设计合理的社会调查结果确定每个元素的具体数值，至少应该根据其他研究的调查结果推测或确定矩阵的数值。"但在事实上他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在本文中，我只能根据个人的主观‘猜测‘确定矩阵元素的数值"。在"群体-问题"矩阵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群体表示不满，只有民主问题和自由问题无人问津。这一"猜测"的主观色彩似乎过于强烈了。从多年发布的对中央党校培训干部(政治精英中的精英)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获知，民主问题一直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说知识精英不关心自由问题，更是没有根据的，康文中提到的"新左派"不是抱怨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垄断了主流媒体吗?至于城乡大众与贫困阶层是不是关心民主和不满集权，由于近年来没有见到过这方面可以信赖的调查研究，我们不想妄下结论。学术界的前辈曾告诫：说"有"易，说"无"难。现在流行的"话语权"理论认为，学者的意见不单纯是在描述事实、"认识世界"，同时也是引导舆论、"改造世界"。断言社会各群体不关心、不要求民主自由，不仅有可能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而且有可能是一种消解，对民主自由理想不抱偏见的学者应当慎之又慎。
二、精英研究的问题
康文用不少篇幅介绍了对精英与稳定关系的研究结果，包括1980年代精英的分裂与冲突，1990年代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政治精英的统一、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合、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合、精英联合的制度化模式("三个代表")和非制度化模式("关系网")等，内容相当丰富，但也有不够精细、准确的描绘，在有的地方甚至远离了事实真相，如果追根究底，恐怕还是与研究的方法论有关。
政治精英分析
康文认为，中国政治可以概括为有中国大陆"特色"的精英政治，其"特色"在于：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这一分析依据了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大体上符合斯大林-铁托-毛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正如康文所说，"在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就完成了从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到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的转变"。Totalitarian state也译为全能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也译为威权主义国家。随着全能主义体制的转型，一元化的统治精英分化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代表性和"代理人"性质开始突显出来，至少他们要代表自己的同盟军--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这正是"三个代表"的真谛所在。
除了统治精英的分化与政治精英的代表性外，中国大陆政治精英的其他一些重要特征与演化趋势，康文中也没有谈到，例如数量特征、品质特征和结构特征等。
在毛时代，统治精英阶层是非常不稳定的，上至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元帅和大将，下至七品芝麻官，随时都有被政治运动扫地出门的危险，而且其基本队伍日渐萎缩。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党政军三个领导系统只保留了军队一个系统；林彪"折戟沉沙"后，军队也不被信任，统治阶层缩小到一个"家人-内臣"集团，由于统治根基过于狭隘，导致了"四五运动"、"十月政变"和"文革"体制的坍塌。邓时代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虽然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变动频繁，但是在整体上保持了统治精英阶层的稳定，而且其人数不断膨胀。"文革"结束后，毛遗留下来的领导干部队伍只做了小规模的调整，同时大批老干部要官复原职，还要照顾受过委屈的干部子女，安排第三梯队，整个干部队伍翻了几番。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仅仅成为领导干部，还不能算作统治精英阶层的一员。根据对前苏联的研究，列入特供名单的几千名高级领导干部才是所谓的"新阶级"。在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情况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可以称为政治精英。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相对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而且可以得到比过去"特供"高出多少倍的待遇。现在乡镇长的轿车和住宅比过去的部长还要好，县级领导干部一出事，来源不明的收入就有几百上千万元。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随着从"第二代领导核心"过渡到"第三代领导核心"，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技术官僚取代"打江山、坐江山"的赳赳武夫，成为政治精英阶层的主体。不像开国君主那样自负固执，不像"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方面大员那样敢作敢当，技术官僚从本性上就偏于谨慎，求稳怕乱，长于操作，安于守成。根据前苏联的情况，技术官僚掌权的时代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大致维持一代人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下一代领导人则是以法律、经济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出身者为主体，他们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有望超越自己的前辈。
康文指出：在80年代，尽管当时的最高领导者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但是他并不能保证党内的思想统一。整个80年代，政治精英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权力的集中也加强了政治精英的团结，再没有出现高层的公开分裂，而且政府内部的冲突也没有外部化。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康文强调了"看法"和"态度"：随着老一代政治家纷纷离世，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实力不断削弱。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对党的历史和西方世界的看法都与老一代大为不同。他们更加务实，更少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经过80年代的历练，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但是康文没有提到政治精英内部结构变化这个深层原因。所谓政治精英，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类别：政务官或政治家，事务官(文官)或行政官僚。在1980年代，推动整个政治精英阶层和决定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胡乔木、万里、邓力群这样的政治家；到了1990年代，由于政务官偏于谨慎和稳健，决定政策的实权逐渐落入高级事务官手中。他们在基本看法和态度上具有高度同一性，康文一再夸奖"在学习曲线上升得非常快"并帮助中国经济"软着陆"和避开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也正是这些人。十几年前，像农村组、体改所这样的"智囊团"尚被政府正规部门视为异类；而现在，这种政策设计机构一部分已经"内化"，眼下国家各部委的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与当年"智囊团"的成员在观点上和人脉上大多是相通的。
经济精英分析
康文自始至终把经济精英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总是不加区别地说经济精英如何如何，在这一点上分析之粗糙令人难以索解。1949年以前，中共实行统战政策的立足点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作出类似的区分应当说比半个世纪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旧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经济精英划分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和"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
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他们或者是行政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掌门人，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方认可的垄断性经营特权的资本家。第二，他们大多出身于过去的一元化统治精英，或者是本人从政治精英摇身一变，或者是"一家两制"、名门之后。虽然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中的个别人有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联姻等方式成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跨越这条鸿沟。
康文所说的经济精英不爱民主，选择集权，心甘情愿接受现行体制，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安在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头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则颇有疑问。对于官场腐败分子来说，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是欺压榨取的最佳对象。底层民众压榨起来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来头大，靠山硬，轻易不敢从虎嘴里拔牙；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就成了贪官案板上的鱼肉。贪官污吏和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构成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的两座大山，认为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现状，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从人的天性上讲不过去。至于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资本家都不要求民主"，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支持的情况下，只能认为是作者的一种主观"猜测"。笔者以为，资本家有大小之别，大陆、台湾、香港的资本家也不可能一个鼻孔出气，康文上述论断说的太大、太满、太绝对，尤其是放在"例如"二字后面，似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是不够谨慎的。
知识精英分析
有关知识精英的分析，是康文中最有失水准的一个部分。其要点如下：⑴"新左派"是大陆知识精英的主流思潮；⑵"新左派"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⑶"新左派"的核心思想是"新权威主义"。笔者认为，上述各点概念混乱、逻辑不通，既自相矛盾，又违背事实，因此无一能够成立。
康文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其标志就是‘新左派‘的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知识分子转变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的‘压力‘和‘利诱‘"以及他们自身的"犬儒主义"，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果真发生急剧变化了吗?
如果说大陆思想界的主流确实发生了某种转变，其标志是"新左派"的兴起吗?"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是，1989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在用学术语言表达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盟得以成立"。康文前面是一个全称判断，后面是一个反例，应当相信谁呢?难道1989年以后思想转变的深度能够达到否定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天职的程度?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发生思想转变是家常便饭。1919年前后和1949年前后的转变是最急剧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改变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本性，即使在集权制度下知识分子一次次受到残酷打击，仍然"上下求索而不悔"。"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这些只能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世界的进程中发生一些小的起伏，并不足以扭转他们对于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而且，前苏联和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受官方宣传的左右，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那里的经验教训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198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它的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者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鲜内容。1989年以后，大陆思想界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反戈一击，从或左或右两方面夹攻新启蒙主义；一部分人仍然坚持新启蒙主义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发生了相当深刻的话语转型，丢掉了更多的理论包装，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人权、宪政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两种人谁能代表当前大陆思想界的主流，其实许多"新左派"人士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是有结论的。康文却不认同这种结论，而坚持说"自由派"(虽然文中在此处说的是"激进自由派"，但在别处提到"自由派"时并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别，恐怕在康文认定社会各群体都不关心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就可以算作激进分子)在90年代已经"边缘化"，和"马列原教旨主义派""都已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如今几乎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了"。那么请问，80年代的思想"英雄"是什么人?现在"自由派"阵营中的李慎之、吴敬琏、秦晖、朱学勤等人果真已经丧失了对精英和民众的号召力?"新左派"又有哪些人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康文说："90年代，新左派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渐进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民粹主义‘、‘批判理论‘、‘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相继兴起。""它们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的学术垃圾。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勾勒过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光谱：左派包括"老左"派(斯大林主义)、"中左"派(毛主义)、"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中派包括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强调二者"共同的底线"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右派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2]笔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分类就是最正确、最完善的，但是康文把从左到右的各种思想统统记在"新左派"的功劳簿上，比汪晖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把中派和右派一锅烩，还要显得荒唐。[3]笔者猜测，康文在使用"新左派"这个概念时，已经抛开了通常的语义，而把它作为"90年代新思潮"的代用语。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说："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相信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吴稼祥、萧功秦和1990年代"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汪晖、崔之元都不会认可这一论断。笔者在《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曾提醒人们警惕"非神圣同盟"，"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德国的魏玛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康文就表现出一种"中国斯宾格勒"的倾向，把"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拉到一起，让它们占据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为中国大陆的权威主义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说"。这样一来，自由派就被排挤到"边缘"和"极端"。然而，左中右思想的划分有其内在的逻辑，硬要把左和右拴在一起，让中间的变成边缘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笔者曾说："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因为从本质上说，前者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牛头不对马嘴，硬拴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康文也不能不承认，现实中的一切发展"蕴含着‘新左派‘分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