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时间：2021-05-25 04:01: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恩来军事思想有继承有创新，可谓独树一帜。周恩来在中央苏区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首创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典范，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敌进我进，制敌机先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亲自挂帅，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在总结吸取毛泽东领导的前3次反“围剿”战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1932年10月，国民党“围剿”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得手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指挥，调集40万重兵转向中央苏区，对中央苏区形成左、中、右三路包围态势。并以主力扼守支点，以小部進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阵势配合经济封锁，达到其“围剿”苏区的目的。周恩来对这一实情作出准确判断后立即决定，乘敌部署尚未完成，仍取守势之际，集中我军兵力向敌较为空虚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起进攻。
10月16日，周恩来随红军总部从广昌出发，果断发起建黎泰战役。10月18日至24日，连续攻克闽赣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5座县城。拓宽了赣东、闽北的局面，初步打通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此役后，又发起金溪、资溪战役。11月16日至19日，再克资溪和金溪。使苏区扩大了数百里地域，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全面粉碎敌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周恩来选择的进攻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正与毛泽东的设想暗合。早在8个月前的“江口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周恩来在签发这次战役计划时还特别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根据战局确定“制敌机先”的作战原则和突破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的军事部署，与前3次反“围剿”战争相比，确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建黎泰、金资战役使得国民党当局惊恐难安。南昌53个国民党团体连电蒋介石，谓“近日赤匪乘隙倾巢进犯，陷金溪，掠东乡，占崇仁，围临川，逼近南昌，人心震动，岌岌可危，设有疏虞，赤匪且沿江顺流而下，径薄安庆，旁溃湘鄂，漫延闽浙，东南半壁，从此休矣”。可见主动出击建黎泰、金资溪对敌军战略部署破坏之重、威胁之大。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被迫亲抵南昌，自任“剿匪”总司令，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他以陈诚的中路军10个师为主攻部队，分成3个纵队同时推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大战已迫在眉睫，然而后方中央局成员仍然掣肘红军前线的统帅，要求周恩来、朱德强攻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南城和南丰城。
金资战役后，周恩来本拟指挥红军主力乘胜北上贵溪，与闽浙赣红十军配合，在运动中歼灭抚、赣流域敌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可是，与其建议相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再进攻和取得南丰”。
南丰城位于盱河西岸，敌视其为进攻中央苏区的中心基地，驻有5个主力团，兵力达两万余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强攻，势必暴露目标，易处夹击之不利，而且容易相持耗时、加大损伤。正中敌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的企图。
然而，在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下，后方“左”倾领导无视前线战局的变化，仍坚持要求主力红军强攻南丰城，还警告说：“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指示。”周恩来连续几次回电中央局陈述强攻南丰城的不利因素：“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在战争实践中，重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歼敌为主，略地次之”，成为了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这与毛泽东“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完全一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这一军事思想，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使我军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在运动中以较小代价、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机断“权变”，撤围南丰
前方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充分讨论了。然而，后方中央局的“左”倾领导对强攻南丰城仍然不作让步，尤其是博古到瑞金后声色俱厉地指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电文咄咄逼人，不容周恩来等再作变更。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打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再次致电：“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对这些意见拒不理睬。无奈，周恩来、朱德鉴于“在军事上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约束，只好在9日率红军主力于黎川附近集结、向南丰开进，12日傍晚发起全线进攻。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激战一昼夜，我军伤亡400多人，更为危险的是，敌军增援部队纷纷出动，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等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命令部队撤围南丰城，改强攻为佯攻，将主力四五万人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一线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次南丰撤围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它使我军从被动转为主动，掌握了战争主导权；同时也牵动了敌情，有利于制造战机，便于我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军。南丰撤围的经历，让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前线指挥员机断“权变”的重要性。因为战局时刻在变，只有赋予前线指挥员以机动专行之权，充分发挥其指挥战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不至于贻误战机。这一作战经验，对我军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如何合理地处理统帅的集中指挥与前线指挥员机断专行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并形成了统一的思想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