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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长沙十三问

    时间:2021-05-25 00:01: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hush/hush201515/hush20151505-1-l.jpg
      1941年12月25日,对于在香港的英军和英国公民来说,是个令人沮丧的圣诞节。这天晚上,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
      1942年3月5日,日军攻占雅加达,9日,攻占万隆,荷兰守军司令戴帕尔登中将,向日军投降。
      1942年5月6日,美菲联军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
      珍珠港事变之后,半年不到,日军步步进犯,侵占了盟国在远东的绝大部分据点和要塞。
      而就在血雨腥风欲催城,亚洲战场摇摇欲坠的时候,“长沙大捷”,恰如平地响惊雷,给了不可一世的日军一记响亮耳光!
      《泰晤士报》就此发表社论:“1941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长沙大捷”,粉碎了日军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动摇了“日军必胜”的信念。英勇的长沙人、湖南人、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河山;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筑铜墙铁壁,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抗击倭寇的决心与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迅速跻身为抗击法西斯的主要盟国之一。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是薛岳将军指挥下的国民党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密切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既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更与湘人血脉里流淌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湖湘精神须臾不分。
      为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70多年前在这座英雄城市铸就的血与火、苦难与辉煌,本刊特推出32个版的恢弘巨制——《战长沙》专题,以答疑的形式,为您介绍气壮山河的长沙保卫战……

    请简要介绍四次长沙会战的始末,譬如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最后是如何悲壮落幕的?


      本刊记者 刘念国 / 整理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集中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分别发动赣北作战、鄂南作战和湘北作战,大军直指长沙。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主战场打响的时间,是1939年9月18日。
      日军投入进攻的部队是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向新墙河(新墙河流经平江、临湘、岳阳,全长108公里,是湘北地域的母亲河)以北的关麟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
      而为了争取蒋介石的“对日寇迎头痛击”的军令,薛岳(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这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直接与蒋介石打电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
      蒋介石开始还耐心地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后来看到说服不了薛岳,就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了。
      一心想抗击日寇的薛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直接打电话去找蒋夫人宋美龄。
      薛岳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此话经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后,蒋又急得连续向薛岳打电话,但薛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死活不接电话,只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让白崇禧(时任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均由其指挥)、陈诚(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
      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一定要誓死保卫她。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城在人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
      最后,老蒋只得同意薛岳提出的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
      长话短说。
      1939年9月30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2010年更名为永安街道,隶属于长沙市浏阳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湖北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
      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中国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国军两道防线后,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为恼火,亦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此前认为,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竟然是以1个大队(编制1100人,人数相当于中国军队1个团)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编制7000人)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中国军队的1个师,确实很少能完败日军的1个大队。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他自诩对中国军队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武汉会战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
      所以,对于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信心的。不幸的是,他不但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湖南民众的力量。
      会战开始前,湖南老百姓积极和中国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更松软),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减弱,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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