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是怎样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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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9月，公安部编印了“党内干部教材”《毛泽东同志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黄皮书。笔者喜得一本，很开心。50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作为案头书之一，不知阅读过多少遍，有些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可以信手拈来。不过不同时期阅读这本书，有不同的感受。初读时，对领袖指示在对敌斗争中一定要防止冤假错案的谆谆教导，感到特别亲切，言犹在耳，毫不怀疑其真情实意。例如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镇反工作的一个批语》中说：“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肃反工作的方针”中，用对仗、排比的句子，简明、扼要、精粹、易记的语言说道：“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据公安部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老领导（负责会议安全保卫工作）告诉我，当年毛主席讲到这句话时，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员都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是真诚的，得到了真诚的响应与拥护。1962年我读到这句话时，也是热血沸腾，感到领袖真的是英明伟大。可是放下书本，我又发现毛泽东讲的和当时的现实情况对比，差距实在太大，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从1958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公安、政法机关逮捕、拘留、判刑几百万人，很多人是被冤枉而投入监狱的。全国的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在大西北广建劳改农场（工厂），其中在青海就新建15座大型劳改农场（工厂），先后有28万多名犯人从内地送到青海劳改。在大跃进运动中，公检法机关干部、党政干部，公社、生产大队甚至生产队干部都有捕人、拘留人和劳教、集训别人的权力。安徽、山东、河南、甘肃、青海等省的情况特别严重，以致1961年以后，中央不得不对这几个省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对这几个省的公检法机关大力进行整顿，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公安部调到青海省公安厅，从事接待来信来访、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冤假错案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在《公安工作大跃进》（见2010年《炎黄春秋》杂志第1期）及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人民群众在大跃进年代所受到的苦难，和领袖信誓旦旦的言论比较，有天壤之别。当时我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政法机关没有认真执行领袖的教导，违法乱纪产生的。可是以后的公安工作实践告诉我，情況没有那么简单。1962年以后，冤假错案并没有减少多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大悲剧，酿成了占中国人口1/9、近1亿人的大冤案。
　　50多年来，我经常翻阅这本黄皮书，思考为什么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要求完全相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呢？当年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毛泽东讲话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国务委员们，发自内心拥护毛泽东的讲话，热烈掌声就是证明。可是两年以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有的被抓进监狱；到1976年除个别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受到冲击，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被整死。党内的国务委员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党内历次政治斗争中，不少人先后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内元老。至于普通老百姓更是惨不忍睹，死伤无数，冤狱遍中华。让我们来看看党史、国史是怎样记载的：
　　1986年新华社播发的《党史纪实：平反冤假错案》一文中这样说道：“文化革命的十年，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据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800万人中，被立案审查的竟占17%。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竟高达这类干部总数75%。此外，解放军系统有8万多人受诬陷，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教育部仅在17个省所属单位，就有142万余人受诬陷。中国科学院仅在17个省所属单位有5万多人受诬陷，等等。再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和他们亲属中受波及者，大约有近一亿人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以求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解放……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系指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5年时间——笔者），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和无辜受牵连的群众得到解脱。”
　　上述引用的《党史纪实：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完全印证了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内容。叶帅说：“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人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见《叶剑英文集》）
　　文革十年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么文革前呢？同样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镇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无不以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收场。仅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就平反纠正了42万余起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辽宁省平反了50余万起文革前冤假错案。胡风一案2100多人被冤枉，几万人受牵连。反右派斗争中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几百万人受牵连。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了30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人民群众。大跃进运动中从县到公社、生产大队办的劳教队、集训队、收容所遍布全国城乡，被处罚的人无法统计，有很多人死在这些场所，而他们还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1949年后，全国先后被划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人数有2000多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家庭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有破坏活动的在土改、镇反中被镇压或判刑），可是一直作为专政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反面教员、打击处理对象，被饿死、整死无数，到文革结束时，只剩下517万余人，1984年才全部摘掉帽子。在长达35年中，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亲属、子女受到株连，是另类人口，正常的权利被剥夺，却要尽不应该尽的无穷的义务。他们及其亲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贱民”。同样，他们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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