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
时间：2021-04-06 12:05: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世人皆知许崇德先生致力于宪法学术，殊不知他于书画诗词亦有雅好，其诗文隽秀华丽，才气横溢。后来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时，许先生还与当时同在起草委员会的武侠小说名家金庸先生诗词唱和，共奏雅音，一时传为美谈。
许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更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亲历者，先后参与了“五四宪法”“八二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的制定工作，堪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道路上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此外，他在人民大学从教逾半个世纪，是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我眼中，许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江南才子。他于1929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现上海市青浦区）的金泽镇，距江南六大古镇之一浙江嘉善的西塘只有七里路。许先生的家乡风景秀丽，人杰地灵，他曾在诗中描述家乡的风光：“浓荫结翠天光蔽，绿柳挂如丝。”
1947年，许先生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遇名师张志让教授。张先生是留美归来的法学大家，当时开设有比较宪法课。不同于其他教师，张先生除了传道授业，更在教学中切中时弊，联系实际批判国民党的民国宪法，深受青年学子欢迎。受张先生的言传身教，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失望，促成许先生对宪法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求知欲。
1951年，许先生从复旦大学毕业，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研究生，专攻宪法学。从此，宪法成为他奋斗终身的事业。
作为宪法学者，许先生可谓生逢其时，他于1954年就参与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八二宪法”制订时，更作为最初的四位法学专家之一，全程参与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达两年三个月之久。许先生还参与了现行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四次修改以及其他众多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工作。后来，他先后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两部基本法的制定。
因为这样的经历与贡献，当他在参观《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的纪念馆时，写下诗句“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这两句诗是诗翁自况，也颇有打趣玩笑的趣味，为人乐道。但也有人觉得有点狂妄。在我看来，这正体现出先生温和儒雅的外表下隐藏的士人气质——顽强不屈、志气昂扬。先生能在复杂甚至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宪法学术60载，并得享85岁遐龄，靠的或许正是这种精神力量。
先生的学术信念之一，在于宪法学的中国化。他对于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之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等煌煌巨著在，不可否认。尽管学界有一种认识，认为许先生那一代的学者都深受苏联影响，以至于无法脱其窠臼，但坐下来认真研读许先生的著作，才会感受到他坚持中国问题视野的理性态度。
遇到必须发声之际，许先生绝不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他曾一再顶住压力，坚持宪法应设立国家主席的观点。
1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后来在“两个凡是”思想影响下，1978年宪法也未设国家主席。许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复申说，并撰写多篇论文和专著《国家元首》。在1982年宪法中，最终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完善了中国的宪政制度，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许先生的贡献。
许先生较早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点。他认为，治国若不以宪法为基础，不啻丢掉了立国之根本。但要做到依宪治国，须使宪法充分实施，发挥其衡量和裁判重大是非的标尺作用。否则，法治将难实现。
2013年5月，一直存在争议的宪政概念问题又起波澜，一些媒体文章把宪政与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对立，引起轩然大波。对这一问题，许先生的观点是一贯的，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与宪政相容，中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宪政，“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
当时许先生刚出院不久，身体状况已不如前，没有写新的文章去讨论。但他以前写的关于宪政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许先生不上网，但他非常关心这场争论。那段时间，他经常打很长时间的电话给我，了解争论情况，我也把相关文章下载打印后让学生送给他。在电话里，许老师变得沉默，不再打趣，言语间透出深深的忧虑。
从教以来，许先生始终坚守教育第一线，辛勤耕耘，教书育人。他致力于中国宪法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工作，成就斐然。他所编写的多部教材和宪法学教学大纲，对中国宪法学教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一生培养博士生、硕士生近百人，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
但许先生不喜将成就与头衔挂在嘴边，在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也最喜爱的反而是“人民教师”，有时需要自我介绍，总不忘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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