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时间：2021-03-24 20:14: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经济战线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各条战线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井冈山军民通过有节制地打土豪分田地，铲除了封建的经济剥削制度基础，又通过各种措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革命战争供给之需，还适当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井冈山 根据地 经济建设
一、恶劣残酷环境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属小农经济区域。当时，井冈山自耕农甚多，生活水平颇低。一块银元可买四五十斤大米，也可买八九斤茶油或七斤盐。普通平民的生活，有一块多银元就可过一个月。又因为它地处边陲，受近代经济的影响较迟，洋货业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为市”的逢圩办法，如宁冈的茅坪，遂川之黄坳、水井等都是如此。这就是说，边界的经济基本上是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固定的商业网点［1］。
边界的生产力也十分低下。“有些地方更还是杵臼时代。如山上的农民都还是用手臼打米的，只有到山下如宁冈之龙头、古城，永新等才有碓臼。经济状态，因地域的关系（较偏僻，与交通较便利之处）与此微有不同，茶陵、酃县、永新各县要较进步，宁冈、遂川要落后；平地与山上又不同，平地的进步些，山上的落后些，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较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就是在上述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的措施有：
（一）砸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制定和实行《井冈山土地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叫土地革命。共产党人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对于以农为主、耕地面积又比较窄小的区域来说，变更土地所有制便成为极大地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务实派极为重视土地的分配改革。毛泽东及湘赣边界党组织，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有关政策，并在1928年10月14日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了《井冈山土地法》，是年12月以政府的名义正式颁布施行。《井冈山土地法》条文不多，内容也不繁杂，但却具体、实用，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例如，在土地的分配、分配的标准、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土地税的征收等几个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区分了几种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措施。《井冈山土地法》是我党制定的第一部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土地法，是我党进行土地革命运动经验的初步总结和初步成果。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1927年冬天至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3］
（二）实行新的财税制度，广辟财源。
井冈山时期，红军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取之于敌。如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二是取之于民。如征收土地税。三是取之于己。如办工厂、开商店等。其中土地税的征收为日后中国新型的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也为国家政权的财政运转进行了初步尝试。《井冈山土地法》第七条规定：“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15%；二、10%；三、5%。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当时，边界党和政府根据中央六月来信的指示精神，结合湘赣边界的经济状况，考虑到革命战争的需要以及农民群众的生产水平和实际负担能力，原则上规定土地税的最高额度为15%，并且实行因地而异、因时而动的较为灵活的征收政策，“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最高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这些规定，虽不是专门的土地税法，但它实际上是根据地第一个成文的土地税法。它的出现，是新中国新型税法的萌芽。
（三）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
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大力发展经济，我党采取了如下的重要举措：一是废除了剥削阶级森严的等级制，军民不分官职大小，一律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二是破旧立新，让妇女也参加种田，帮助解决劳动力缺乏的困境；三是创建了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劳动组织形式。各级都组织了耕田队（如宁冈县东源乡邱祖德领导的耕田队），并对军烈属的土地包耕代种；四是广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提倡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由于措施得力，行之有效，井冈山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普遍获得了丰收，据统计，1928年“宁冈县城的粮食总产量比1927年增长了20%。油茶的丰收，更是十几年前所没有的”。
（四）推行农田基本建设，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谋求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边界政府进行了大力兴修水利、修牛路，保护庄稼，植树造林，保护水土等农田基本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发动农民广泛地开展了修复陂、圳、坝的活动。如当时永新一心乡，修复了一座能灌溉三百亩面积的海内塘以及许多大小水渠。莲花也修复了许多大小水陂、水坝和水渠；修牛路，保护庄稼。1928年夏，毛泽东来到永新塘边村，看到塘边、大屋两村农民上山放牛时，都要经过“泉水窝”，那个地方因为路太窄，牛在田里乱跑，一路上要吃掉、踩坏不少禾苗。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召集了党支部干部会，经过研究，然后发动干群在村后沿山修了几条“牛路”（因所修路比马路窄比田埂路宽，农民称为牛路），避免了放牛损坏禾苗的现象；植树造林，保护水土。林业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树造林，不仅能增加大量的竹木、油茶，直接增加农民的收益，而且能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促进农作物增产。为了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根据地党和政府一方面制定有关保护森林的规定，如遂川县政府曾颁发布告：“禁止烧山”，“不准运木做炭”，“不得损坏树皮”，“不得砍伐茶树”，等等，另一方面，还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据永新县塘边的老人回忆：1928年毛泽东在塘边时，曾带领干部群众在土岭上、麻土岭等荒山上进行现场勘察，根据各个山岭的阳光、土质不同情况，制定了植树造林规划。塘边人按照规划，从麻土岭到山岭背，从枫面里到新岭坳，在横二十多里的山岭上，都栽上了松树、茶子树，开展起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4］。
（五）设立红色圩场，试办“经济特区”。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红区和白区之间的贸易几乎完全断绝。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出产的木材、茶叶、茶油等农副产品不能输出，而根据地军民的日用必需品又难以输入。尤其是食盐、布匹和药品，更是匮乏，甚至出现过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的情况。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党改造和恢复了“草林圩场”，开辟出“大陇圩场”，采取各种灵活的鼓励中小商人进行贸易的措施，进行红色贸易，一时商贾如潮，趋之若鹜。
草林圩，东临遂川县城，南通南康、上犹，西达桂东沙田，北靠五斗江、黄坳、井冈山，是遂川西北地区土特产的主要集散地和日用品中转站。圩中有下街、正街、阎王街、糯米巷、河边街、潭前街等主要街道，街上集中了200多家店铺，住着600多户人家。方圆近百里的老表，每逢一、四、七日，便挑着农副产品前去赶圩。一月九次，日中为市。这在相对闭塞和落后的湘赣边界，可以说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圩场［5］。但是，长期以来，官府在通往草林圩的路上设立层层税卡，进行敲诈勒索。仅从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遂川靖卫团就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副产品都不能幸免。四乡农民好不容易过关挑到了圩上的农副产品，不定期要受到豪绅地主克扣斤两、任意压价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所以，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说：“逢圩莫逢草林圩，沿路关税数不清。草林圩上走一圈，流尽穷人血和汗。”［6］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之后，毛泽东就下令清除了官府和靖卫团沿路所设的所有税卡，及时制定了“保护工商业”政策，规定：反对封建剥削，只没收地主的财产，必须保持工商业利益。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只没收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在必须没收他的商店时，一定要出告示宣布他的罪状。没收地主的财产也要出告示，宣布他的剥削罪行。对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尽量发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确定了正确的政策后，工农革命军的宣传队就在圩场和附近的农村大造宣传声势，还挨个店铺地上门去做中小商人的工作。不久，草林圩的商业便活跃起来了［7］。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这事时说：“草林圩上逢圩日（日中为市，三日一次），到圩二万人，为从来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