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攫取、金融海啸与理性发展模式的构建

时间：2021-03-09 00:05:5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芙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美国的“价值攫取”文化导致价值攫取机制从国内传递到国外，从经济领域传递到金融领域。内部价值攫取机制为次贷危机准备了条件，美国金融霸权的累积影响则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导火索。应对次贷危机，既要有资产多元化、增加内需和投资等应急性措施，还要有优化贸易结构、刺激国内消费等中期措施。但根本性措施是优化全球性金融组织、完善全球金融法律、回归理性的人类发展模式。
　　[关键词]次贷危机；价值攫取；理性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窦尔翔，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系副教授，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何小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2-0001-06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金融海啸，并衍生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危机尚未过去，一方面各国当局都在忙于应对危机，另一方面全球各层都在反思危机的根源。过度消费、过松信贷、监管缺失以及华尔街的贪婪等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原因，这些无可争议。但若进一步思考，还可以找到问题的源头。此次金融经济危机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全球各国、各个经济主体几乎都或多或少地陷于“价值攫取机制”的泥潭之中，使经济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平衡性。
　　
　　一、价值增值的两种途径
　　
　　“经济人”假设表明，对个体而言，价值增值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价值创造，表现为个体与人类整体价值的同时增值。比如，实体经济的有效生产，以及价值实现过程。二是价值转移，表现为个体之间价值的重新分配。比如，经济中的低买高卖。价值创造当之无愧地应当受到精神上的褒扬和经济上的补偿。然而价值转移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能笼统评价，应当具体分析。比如，在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在主观上希望通过商品的低买高卖赚钱，事实上这一“投机”行为成为批发或零售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物流和价值实现，可以归为价值创造。流通环节可以看作是生产环节的衍生。资金融通环节可以看作是广义流通的货币资本要素的准备环节。所以，狭义生产环节、实体经济流通环节、金融经济流通环节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价值形成链条。我们假定，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不存在流通环节和金融环节的过度发展。三者均衡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机构数量、人、财、物)比例为：a、b、c，约束条件为a+b+c=1。那么，其生产总函数为Y=aX1+bX2+X3c。这时，对于价值创造x1来说，函数X2、X3都是有效函数。即X2只是通过“必要”流通实现价值，而并非通过“过度”流通转移价值。X3只是通过“必要”的金融资源的流转为生产准备货币资本，而并非通过金融的投机性交换套取他人金融资产。
　　以上假设只是理想状态，事实上，一方面是否“过度流通”不易区分，另一方面适当的投机会增加资产交易的流动性。我们假定这样的理性状态是存在的，不存在过度流通的事实。那么，货币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只是生产过程的部分功能的专业化，两种流通环节通过价值准备和价值实现与价值生产一起共同创造价值，但在分工形态上表现为价值的转移过程。我们将此时的价值转移定义为适度的价值转移。但是，现实中必然出现价值准备环节和价值实现环节中资源的过度配置问题和价值的过度转移问题。价值实现环节表现为环节的横向膨胀和纵向上环节过多的问题。价值准备环节表现为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金融产品的品质虚假，以及金融链条环节过长问题。
　　价值准备环节和价值实现环节的膨胀度的衡量和风险控制存在巨大差异。后者的信用形态表现为商业票据，尽管商业票据也可以通过不断背书和资产证券化进行衍生，但由于商业票据的支付期限是比较短的，其风险一方面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分别分期暴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应收款项的管理控制风险。然而，前者的风险管理难度较大，表现为：其一，衍生品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述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衍生的识别需要专业知识，衍生品的品质表述需要专业机构，而在这个专业机构与衍生品生产者之间存在委托一代理问题；另一方面，衍生品的品质对市场环境具有强依赖性，衍生品品质会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恶化。其二，人们对衍生品品质的评价具有很强的“行为效应”，即在特定环境下具有由非同质性向同质性迅速转变的特征。其三，有的衍生品期限很短，过短期限的衍生品存在巨大的流动性难题。其四，衍生品和原生品之间风险传递速度快。一方面这些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信用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说的品质的不稳定性、认定的不稳定性和同质性，价值风险和信用风险具有隐藏性、突发性和“齐”发性。其五，金融衍生品的生产和交换意图具有混沌性，无法识别，难以管理。上文表明，金融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衍生品也应当为资金的融通服务。然而。金融产品价格的强不稳定性，为利用价格波动获利提供了条件。不管是在主观目的或客观效应上，都很难分清资金融通、风险规避和投机套利。因而。金融过度发展具有必然趋势。
　　总之，对于流通环节，如果流通主体依据信息优势、垄断优势，或者通过欺行霸市，制定利己的不公平价格，则属于流通主体间的零和博弈行为，不能增加全球价值，只能算做“价值攫取”。对于价值准备环节，如果金融产品生产主体利用知识优势和信息不对称优势，为购买主体提供风险隐藏型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认定机构发生道德风险，金融产品衍生性过强，那么，金融产品的传递和价值再分配也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行为。如果金融主体的价值再分配目标明确，那么这种价值再分配必然具有“价值攫取”的性质。
　　
　　二、美国国内的价值攫取机制为金融危机准备了条件
　　
　　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是由美国主导的“价值攫取文化”演化而来的“价值攫取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某位评论家说道：美国文化是一种“激进、冒险、贪婪、用复杂掩饰简单、让结构主导本质的文化”。当然，这句话不是针对所有的美国人民，而是某些有影响力的集团所主导的、用以覆盖美国人民优秀文化内核的霸道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下，利益集团首先在内部启动了“价值攫取机制”，进而将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攫取弱势国家的价值。其价值攫取的函数关系可以近似地表述为：Y=(a-m-n)X1+(b+m)x2+(c+n)X3，m、n分别表示商品流通环节和货币资本融通的权重高于理性水平。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战争》《金融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资本战争》等充满火药味的书籍，是对以美国为最的全球价值转移机制的描述和写照。
　　我们以次贷危机形成机制为例来观察美国内部“价值攫取”机制的运行过程。首先，从业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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