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形成及其波动特征
时间：2021-02-24 08: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促使各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的实践和研究，运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价格数据，分析能源价格、宏观经济、气候和国外碳排放权价格对国内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受煤炭价格的影响最为显著，空气质量指数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工业指数和EU ETS市场CER期货的价格也存在着正向引导的作用，但系数较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国内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存在“反向修正”机制，但其修正速度较慢。此外，本文通过ARMA-GARCH模型对国内碳排放权价格收益率的波动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收益率存在明显自相关过程和条件异方差效应，并且与其二阶滞后项的联系最为密切。
关键词：碳排放权； 交易价格； 收益率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1-0016-10
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迅猛，对化石燃料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进而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称碳排放量）与日俱增，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为了抑制气候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保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国家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减排计划，《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正式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的约束下，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减排的政策和法案，并建立能提供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保障减排计划的顺利进行。
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建立以来，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强制性碳减排的最有力制度标准，规定了附录Ⅰ的37个工业化发达国家所承担的减排责任。为了履行减排承诺，各国陆续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①，其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②）从2005年正式运营，无论是市场价值还是成交量，都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的交易体系，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领跑者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未包含在附录Ⅰ内的国家，虽然暂时不必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任务，但很多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参与到全球减排计划中去（《京都议定书》一共引进了三种履约机制来帮助各国降低减排的成本，其中CDM是附录Ⅰ国家和非附录Ⅰ国家能够联合开展碳减排项目的唯一机制）。
我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同时也是最具减排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推进CDM项目的实施，成为CER④（碳排放核证减排量）市场最大的卖家。实际上，碳排放的买方（《京都议定书》附录Ⅰ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借助自身先进成熟的交易机制和市场，在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掌握定价权，而以我国为代表的卖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缺乏定价权。特别是2012年后，CER价格多在低位徘徊，卖方被迫低价出售CER的情况时有出现，以致无法获得合理的收益（邹亚生和魏薇，2013）。
为了争取碳排放的定价权，并且为了应对日后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性减排责任，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自2013年6月份以来，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五个城市陆续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所，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本文对国内碳排放的交易价格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发现其市场规律和运行特征，认识并规避有关的投资风险，对于我国掌握合理的定价机制，在国际碳排放权市场占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碳排放的研究相对较早，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决定的理论、碳排放权价格决定的实证、碳排放权价格收益率的波动和溢出效应等三个方面。
碳排放权价格的理论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在《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在碳排放权市场正式投入运营之前，国外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的理论交易体系对于国际减排目标的达成及其减排成本的影响。这类文献大多先研究国际碳排放交易对于实现国际减排的作用，然后通过模型分析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否应该存在、在碳减排交易体系下的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对宏观经济和相关行业的影响。研究认为，存在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减排成本会低于不存在时的交易成本，且交易主体从碳排放交易体系中获利的潜力巨大。克里斯琴森等（Christiansen等，2005）根据需求和供给基础进行理论分析，并筛选出以下因素作为EU ETS的碳排放权价格：政策和监管、市场基础（包括排放—配额比例，电力厂商在不同化石能源间的转换行为、天气和产量）。
随着碳排放权市场开始运营，特别是EU ETS正式运作以来，国外学者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研究EUA价格的影响因素，包括能源、天气、制度、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巴塔列尔（Bataller，2007）和阿尔贝罗拉（Alberola等，2008）是最早对能源市场和碳排放权价格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国外学者之一。在阶段一EUA现货和期货数据的基础上，前者发现EUA价格和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使用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后者使用阶段二拓展后的数据，强调能源和碳排放权价格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不同的阶段，且最主要的影响是制度性事件。邦恩和费齐（Bunn和Fezzi，2009）使用英国电力、天然气和碳排放权价格，通过构造一个结构性的VEC模型，推导碳排放权价格传导电力价格的动态途径，进一步证明三者的相互作用。德拉鲁等（Delarue等，2008）对电力厂商在不同化石能源间的转换行为对碳排放权价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此外，在天气与碳排放权价格的研究上，巴塔列尔（2007）、阿尔贝罗拉等（2008）和欣特曼（Hintermann，2010）的研究都表明，碳排放权价格受到未预期的气候波动的影响，包括气温、降水量和风速。阿尔贝罗拉等（2008）发现，剔除季节因素后极端（特别是未预期到的）气温变化对碳排放权价格有显著的影响。
其次，由于EU ETS是一个人为建立的强制性市场，其制度受到各方谈判势力和政治事件的影响。阿尔贝罗拉等（2008）的研究表明，EUA现货价格不仅和能源价格有关，与未预期到的温度变化有关，并且受到政治和市场事件的影响。达斯卡拉基斯等（Daskalakis等，2009）发现，在EU ETS禁止配额存储和借入的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储存和借贷对于EUA期货价格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为阶段内和跨阶段的EUA期货和期权提出定价和套期保值的理论框架。阿尔贝罗拉和谢瓦利尔（Alberola和Chevallier，2009）认为，欧盟委员会禁止配额存储和借入的原因在于不想把“试验期”阶段不完善的市场交易体系延续到下一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