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于谦祠有感
时间：2020-08-12 07:21: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于谦是明朝名臣，一生与国家治乱紧密相连，亲民勤政，并数度使社稷转危为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佼佼者，最后却惨死于党争。本文以时间为经线，选取其一生之中的重要事件，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现其磊落的一生。
【关键词】于谦 党争 北京保卫战
初中时，常读明代名臣于谦的《石灰吟》一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每次阅读心中无不感到震撼：作者是怎样的一种人，具备如何的品质，才能写出这般动人心魄的辞句！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据说其小的时候已是颇不平凡，七岁时，有僧奇之曰“他时救时宰相也”①。当然，此说的真伪，现在无从可考，也可能是日后于谦名扬天下时人们的穿凿附会。不过，于谦少时，的确胸怀大志，有经济天下的理想，是一个慷慨社稷下为己任的奇男子。他自小苦读，效法文天祥，立志成为“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流的人物。十六岁时入府学为诸生，公元1421年（永乐九年）中进士，年仅二十三岁，可谓少年得志，说其是“团花簇锦胸前挂，一朝看尽长安花”并不过分。而幸运之中，亦有不幸，于谦会试高中，本来是会试第一，然而当权者却认为其观点尖锐，措辞有失中道，以于谦策语伤时，将其后置为三甲第九十二名。明制，一甲名次靠前者，方有资格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系统学习国朝典制，探究古今治乱之道，以备将来大用。纵观有明一代，内阁宰辅，十有六七是庶吉士出身，当时朝野阖将庶吉士视为储相，可见地位之清贵。因此，进翰林、为庶吉就成为读书人梦想中的梦想，而于谦，自是失去了位列清华的机会。中考不久，于谦进入都察院，外放江西道监察御史，派赴湖广，巡按政务。御史是风宪之官，为朝廷耳目，失选庶吉，却拜授御史，也不失为一种荣耀。史载于谦不仅经纶满腹，而且才干卓绝，“奏对，音吐洪畅，帝为倾听”②，当时他的长官，都察院都御使，人称冷面寒铁顾独坐的顾佐，驭下甚严，而独器重于谦，以友待之，多方历练，甚至宣称于谦才干远胜于己。初入仕途，得遇伯乐，实是人生之幸。
于谦首次展露头角，是在公元1426年（宣德元年）。当时宣宗的叔叔，汉王朱高煦，效法其父成祖朱棣，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亲征，汉王兵败，跪赴军前请罪，宣宗命于谦历数其罪，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③，以致汉王伏地震颤，连称死罪。宣宗高兴异常，重赏于谦。当是时，于谦亦很幸运地为内阁三杨所垂青，并受到其三人的倍加锤炼，由此进入了最高层的视野。
公元1430年（宣德五年），明廷首设巡抚，宣宗发下手谕，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按山西、河南两省，于谦从七品御史，五岁之间超擢三品大员，开衙建府，位列封疆，可见朝廷对其期望之深，其本人也迎来仕途的第一个高峰。于谦果然不负众望，上任之初，就显出不同于俗吏之处，“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疏言之”④，而其所上奏本，也为朝廷支持，朝上而夕报可。巡抚任上，创设《平舂条例》，兴平准仓、义仓，立药局，无偿向百姓发放粮食，深入乡里街坊体察微情，并加筑河堤，治绩为天下最。巡抚两省九年，境内大治，恩威行于所在，百姓依之如泰山，望之似父母，呼之为于龙图。直可与包拯比肩。据说当时，两省流传的关于于谦的歌谣，多达一百五十多字，甚至有“天遣恩官拯二方”⑤的词句，足见于谦民望之高。
于谦为人耿介，行事孤直。公元1435年，宣宗崩逝，英宗即位。公元1444年（正统九年）前后，内阁三杨相继谢世，于谦顿失奥援。彼时皇帝冲龄，王振窃权，朝廷枢府，布列私人；地方衙署，党徒林立；阉党故旧，把持要津。王振本人又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可谓重权在握，诸多官员，趋之若鹜，呼为翁父。地方大员进京，必重贿之，以求长保富贵。而于谦每次进京，决不拜见王振，更谈不上馈赠，有属吏好心劝告，说哪怕是蘑菇、手帕之类，送些与王振也可，于谦听罢，仰天大笑，举起大袖，说“带有清风”⑥，时人骇然。为此，于谦写有一诗，用明其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遭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⑦一时京城广为传颂。彼时的朝堂之中腐糜风气盛行，如果只是才干优渥、为民拥戴，恐怕也是难伸己志。因为不去巴结诸权贵，贵人们心中自是愤懑，而乌纱也就戴得不安稳。公元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入京奏对，举荐王来、孙厚贞出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借机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⑧为由，将于谦下狱，意图论斩，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豫晋两省，数万人进京请愿，恳请释放于谦。由于于谦声望太高，且逮捕本就唐突莫名，故囚系三月，予以释放，但由三品巡抚降为四品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闻之，深怕其继任者是阉党私人，鱼肉桑梓，因此伏厥叩请，要求仍然用于谦为两省巡抚，以至宗室周王、晋王也上疏朝廷，为其求情。王振无奈之下，只好将于谦官复原职。于谦再任巡抚之后，丝毫未因此次打击而改变初衷，反而为政愈亲民，行事愈廉洁，治下百姓，则依之弥笃。
公元1448年（正统十三年），边情日甚，警报飞驰，于谦奉命调入兵部佐理部务。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入寇，王振请英宗亲征，众臣苦谏无果。英宗遂下诏，调集六军出御也先，事发仓促，大军慌乱，粮饷不济，器械未整。加之连天雨注，道路泥泞，开拔不久，便有数千人溃逃，士气低落，尚未接敌，便被夺气。其后兵败土木堡，大军倾覆，皇帝被俘，开有明建国以来天子身陷虏廷的先例。败报传来，京师震怖，人情汹汹，大明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其后，太后命英宗弟�王朱祁钰监国，�王与诸文武廷议对策，翰林侍讲徐郢首倡南迁，当即竟有人附和，其余群臣面面相觑，无人言声，平日里被高官厚禄养起来的大员们，此时呆若木鸡，一时大殿静得出奇，于谦当即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⑨，道理显而易见，“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⑩，朝廷遂决意固守京城。在得到了孙太后、�王的支持后，于谦担当起抗击也先守卫京城的重任，此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展现无遗。于谦立奏调动南北两京、河南的军队入卫，又聚山东、江南的卫所军队入京，以充实武装力量，同时征收大批粮食以加强储备，修筑城池、经划布置、分区防卫、专人负责，并传檄天下令各地军队进京勤王。
十月，也先内犯，于谦指挥军民，与敌激战五昼夜，大败也先，迫使其退回关外，京城转危为安。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力促�王登基。也先自掠去了英宗之后，深知手里这张牌的价值，因此，在攻城略地时，每每带着英宗，以此为筹码，要挟明廷，要地要钱，令各地镇守官员棘手异常。在此情况下，于谦一面严命守城诸将，认识到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对也先要求痛加拒绝，一面力促�王即位，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王登基，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消息传到也先处，也先怅恨久之。英宗顿失奇货的价值，对也先来说，可谓釜底抽薪，此处也体现了于谦谋国不谋身的一腔孤忠，却由此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被加封少保、兵部尚书、总督军务，而其坚辞不受，并上奏朝廷：“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⑾。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于谦社稷之臣，在满朝庆贺之时，已经开始思考筹划如何加强北方边务了。
首先，加强京城防卫。在前述措施之上，增调辽东、宣府部分兵马入卫，令杨洪、罗通入京，操练京军。并从全局考虑，又采取了派萧启等人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耿九畴整顿加强江南江北卫所力量，广招流民屯垦开荒等措施。
其次，从容部署战守诸事，一一化解也先的议和、诱降和进攻手段，并设计诱斩叛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使大明壁垒森严。也先无从占得便宜，且因为不断失利死伤重重，引起内讧，故求和之心日增。
公元1450年（景泰元年），也先遣使求和，并提出英宗南返的建议。眼看国耻即雪，而景帝却陷入深深的忧虑中，害怕英宗回朝后，自己失去帝位，于谦一眼看出，从容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⑿。可能是出于对“天位已定，宁复有他”的承诺，景帝听后，直说“从汝，从汝”。一言以定之，1450年英宗南返回朝。因此，正史评价：“奉上皇已归，谦力也”⒀。当然，迎是迎回来了，而景帝对此深怀戒备，不但在迎奉礼仪上有意杀减，而且还将英宗实际上软禁了起来。
忧患意识是否存在是衡量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当时的明王朝，可以用“形势稍好，尤需兢慎”这句话来表述。正当景帝切切于自己皇位、满朝文武庆贺之时，于谦已经开始谋划军制改革了。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等处防卫力量，并一举收复独石等八城；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深远意义之处，就是对当时明军主力――京军，进行了重大改革。祖制，京军分隶五军都督府、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分别设有总兵，各自镇抚统带，然而彼此不发生联系，互不统一，事权繁杂，政出多门，一旦京师有警，则不利守备。鉴于此，于谦从宏观上，抽调各处京军精锐十五万，分十营操练，每营一万五千人，设都督一人统领，其下设都指挥一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团营十处，专设总兵官一人，由武清侯石亨担任，直接对兵部尚书于谦本人负责。此后，景帝又派心腹太监一名为监军，以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于谦同时规定，自他本人而下，每日都要亲到校场操演兵器、阵法，上下级必须彼此相互熟悉。遇有战事，各级将领随队出征，不再另派大员统带，这样就改变了将不识兵、互不统属的弊端，提高了战斗力，自此，传统的京军制度发生嬗变，并在日后的作战中显示了积极的一面。
臣子竭股肱之力，成安危之伐，是难能的，而居功不傲，则尤为可贵。面对自己的社稷之功，于谦从不自傲，以致忧国忘身。当时景帝更易东宫，赏赐其双俸，于谦固辞，至再至三。景帝见其住处狭小，仅可蔽风雨，便要赐第西华门，于谦又不受。而对于皇帝所赐的诏书、银币、袍服、宝剑等物则封藏起来，岁加省阅而已。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于谦不治产业，不结交文武，不参与派系，有孤臣的清誉。然而却引起了朝中一批人的忌恨，从而在景帝面前大加诋毁。清誉的背后，是对立面的群起峰议，弹章纷至，直指于谦。好在君臣相知甚深，诋毁也就无疾而终。一次，景帝得知于谦痰疾发作，亲上万岁山，为其伐竹取沥，用来医治调理。于谦性格清介，对朝中尸位诸臣颇不以为然，在行事时常被掣肘，每遇此时，于谦都扼腕叹息道：“一腔热血，竟洒何地？”⒁。
公元1457年（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发动政变，拥立太上皇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一夜之间，江山易旧主。当日在朝班之中，于谦、王文等即遭逮捕，以其图谋迎立藩王之罪交付锦衣卫，妄图屈打成招、锻炼成狱，王文大声辩解，于谦谈笑自若，毫不辩解，并对王文说：“亨等意耳，辩何益。”⒂一语道破玄机。据说案件上报英宗时，这位皇帝踌躇反复，不忍杀之，认为于谦实在有功社稷，而徐有贞脱口而出：“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⒃，于谦命运就此注定。其后，于谦、王文同日被杀，据说，行刑之日，飞沙走石，天光阴霾，天下冤之。人们对忠臣的死愤愤不平，就连曹吉祥的部下指挥朵儿都前往被杀之处，哭奠致祭，曹吉祥怒而笞之，但次日其行为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敛于谦遗体，将其葬于杭州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主兵部的是石亨的党羽陈汝言，其人品芜劣，招权纳贿，使经过于谦整顿而大有起色的防务又衰败下去，日后，西北战事又起，朝廷举措乖张，恭顺侯吴瑾不无忧虑地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⒄，英宗默然。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靠夺门之变发迹的诸臣，其后由于争权夺势而内讧，先是石亨挤走徐有贞，其后石亨亦被下狱论死，而曹吉祥也因谋反之罪被族灭，历史以这种方式告慰了于谦的在天之灵。
公元1466年（成化二年），于谦之子于冕遇赦回乡，上书为父伸冤，宪宗为其平反，将于谦的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并亲撰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⒅圣旨一出，天下传颂。
公元1489年（弘治二年），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而河南、山西等处，百姓也为其建祠，四时祭祀。无独有偶的是，于谦与岳飞悉葬于杭州，真是双忠并卧，灵护西子，当地百姓将其视为莫大荣耀，这才有了“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⒆的诗句。■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⑥⑧⑨⑩⑾⑿⒀⒁⒂⒃⒄⒅《明史・于谦传》
⑤《于太保忠萃全集》
⑦《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⒆[清]袁权，《谒岳王墓》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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