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对手在路上:我们在路上
时间：2020-07-15 07:28: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二十多年前，初入“外宣”这行时， 一头雾水，不得其门而入。前辈们点拨说，“外宣”文章要有人，有细节，有故事。当时国内媒体的文风还保留着“文革”遗风，这番教诲令我茅塞顿开。
事实上，当时《今日中国》的焦点正是在“人”和“故事”上。那是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以及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1952年，《今日中国》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特别强调：这本杂志将“着力报道中国的新建设以及给她的人民带来的变化”，其文章将是“对中国人民生活的记录，介绍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从那个时候起，“关注人，发现故事”成为这本杂志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曾经策划过两个系列报道：《北京人的一天》和《人生之旅》。前者报道了北京不同行业的人们在一天早、中、晚三个时段的工作情形，后者记录的是各色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的生命过程，涉及上学、恋爱、结婚、退休等人生阶段。
我们一帮年轻人加入了《北京人的一天》的采写工作。那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每一位老记者带一位年轻人，在城市里寻找采访对象。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强烈要求采访医院产科的夜班工作。结果是，看到小生命刚刚来到人世间的那一瞬，这位年轻的女记者就晕了过去。另一位年轻记者被分配采访北京的夜班车，他第一次在只有司售人员的车上绕着北京的大半边转了个够，那是他从不曾见识过的生活，从而写出了生动有趣的文章。我随杂志的副总编采访电台的早班编辑，第一次见识了通过聊天式的谈话，引导采访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发掘他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
这个系列有趣极了，不要说外国读者，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也会通过这个系列对这些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不同职业的特点，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人生之旅》也如此。这两个系列报道反响甚好。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人民中国》记者骑自行车沿运河采访，发表了至今令人难忘的《大运河》系列报道。此外，《今日中国》还策划了走长征路的报道，《人民中国》也做了走长江三峡的报道。
当我津津乐道于彼时的“外宣”时，也意识到了一些变化：我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关注大人物、官员以及专家学者，而不是普通人；我们似乎越来越热心于重大事件和宏大叙事，而不是平凡生活中的寻常之事；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寻找报道线索、选题和素材，而不是走出去，在路上和现实生活中发现活生生的人和故事；我们似乎偏好生硬地配合某种宣传任务，而不是找到贴合读者兴趣的角度和素材。总之，我们的态度和方式越来越像“外宣品”的制作者，而不是对外传播的从事者。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制作“外宣品”的感觉，使我们被动甚至懒惰地工作，忽略对象的趣味和情感，无视媒体竞争，因其仅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作为对外传播媒体，起码要按照传播学的规律做事，为了读者，必须走出去，发现人，寻找故事，直面竞争带来的挑战。
曾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的豪厄尔・雷恩斯说：“我们一直在新闻的竞争中，在这里我们面对着真正可怕的对手。在枪战中，我不想死在自己的子弹中。”今天，作为对外传播媒体，我们遇到了敌手，他们不是别
人，正是那些外国记者。
“鬼子”来了
“我们驱车7436英里，发现了一个好坏参半的真实的中国。”
写这话的人是彼德・赫斯勒。几年前，他与著名的摄影师迈克尔・山下一道开车沿长城采访，写出了题为《追寻长城》的报道。看看这两位外国人的报道，也许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对外传播面临着怎样的竞争对手――
所到颇广：7436英里的路程，分春秋两季走完，赫斯勒经过了河北、陕西、内蒙、山西、甘肃和宁夏。
捕捉到的细节生动而富有深意：
“老陈踱着中国农民特有的谨慎而迟缓的步子，手紧握着背在身后，头沉思般地向前倾。”这种姿态对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却被这个洋人写了出来。
“在中国，自然特征，诸如树木、土地消失了，标语却占据了它们的位置，有的是直接凿在地上。有时候，标语所号召的内容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开车经过贫瘠的荒山旁，山上有一幅五百英尺高的标语：‘使青山更绿。’经过另一座山时，有些标语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晚婚晚育。’
对于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他们有着特别的敏感。
各色人等：在这次旅程中，赫斯勒遇到了一些鲜活有趣的普通中国人。这些人，我们不但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
张宝龙：这是赫斯勒在陕西一个小镇的葬礼上偶遇的一位风水大师。“我驶离主路去看一个古老的宝塔，然后听到了附近葬礼上传来的哭声。当我走近时，一个矮胖的男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用中文写着：张宝龙/风水大师/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
“27项不同的服务列在名片的背面。有些很容易定义为‘红事’（喜事），有些则很明显是‘白事’（丧事）。但也有色彩不明显的服务项目，比如‘盖房’，‘为开矿确定方位’，还有‘拖车’。‘我非常忙。’张说。他今天被请来，是为死亡者选择墓地。
“风水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概念，决定人的命运。曾经，中共把风水作为一种古老的迷信来禁止。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已经开放，古老的信仰已经复活――这一切都被重新包装，印在了名片上。”
搭便车的人：行走在人烟稀少的边远之地，赫斯勒常常遇到要求搭便车的人。“我的许多搭乘者是小镇的老住户――原来的农村妇女，她们跑到城里做餐厅服务员，或者在美发厅打工。她们的头发染得极红，身上带着一种廉价香水的味道。一上车，她们就紧张地坐着，后背几乎没有靠在靠背上，好像坐汽车是一种很正式的经历。非常典型，她们差不多都是十多分钟之后才客气地问：‘你不是中国人吧？’”
在这里，赫斯勒特别写到了祖孙二人的搭乘者，他们在城里做民工。老人喊着问我问题：北京什么样，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会要他们多少车钱。王燕（老人的孙女）直直地盯着前方，很少说话。但她提到一件事：“所有年轻人都离开村子了，我也不打算回去。”
杨永福：在甘肃省的嘉峪关重建长城开发旅游的人。他告诉赫斯勒：“过去都是政府修复长城和保护长城，但是现在我是唯一在这里投资修长城的人。”杨永福将修建好的一段长城作为旅游景点开放。赫斯勒写道：“这段长城的门票是75美分，路前方由政府出资建造的长城门票是1元美金�杨说：‘单纯保护是不够的，你要利用它。如果它没有使用价值，很快就会完蛋。’”
正是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使读者观看到一幅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图景。
借用长城的深意：赫斯勒解释自己为什么开始这次长途旅行：“我一直在追踪一个神话。在路上，我一直希望遇见一个能帮我了解真相的人。我对专家、学者不是特别有兴趣。相反，我希望遇到普通的中国人，他们住在古老的城堡附近，有他们自己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
赫斯勒巧妙地借用了长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和象征意义的古老遗存，将它作为探究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和线索，追寻着过去与今天的隐秘关联。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长城更有助于引发他们对于今日中国的兴趣。
赫斯勒是一直在路上的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小城，受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旅行和写作。1996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中国工作后，他把这两种爱好结合起来，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见识中国，发现中国，报道中国。他的身份是《纽约客》驻京记者，实际上，他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南华早报》，以及《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稿件。2006年5月，哈泼・柯林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甲骨文：在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游走》一书，引人关注。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使赫斯勒对中国的了解不完全，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但是，因为他不停地在这个国家的边边角角上行走，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使得诸多外国媒体，将他视为一位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主题报道者。
前些年，尽管他身处中国偏远之地，没有办法上网，只有到城里通过传真给《纽约时报》发稿，但是报社却十分耐心地克服困难，一次又一次采用了他的稿件。我想，这一切大概是因为他一直在路上，深入到了甚至中国记者也陌生的边缘地区。他做着本应是我们这些人所做的工作，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但是我们在这场竞争中，显然没有占到优势。
其实，不止一个外国记者做着赫斯勒这样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有保罗・西罗克斯的《乘铁公鸡行走中国》一书；在中国住了20年的记者杰斯帕・贝克以《中国的增长之痛》为题，采访了江西、云南、山西、湖南、河北等地，报道环境问题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困扰，他也出版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纽约时报》记者因报道中国司法体制的变革而获得普利策奖�近些年来，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由于中国的日益开放，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也日益深入，尽管不乏偏见和误解，但其对外国受众的影响不可小视。
我们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师“夷”长技
去年，我随团采访新农村建设。每进到一个村子，见到一位被访者，记者们便蜂拥上去，各种款式的录音笔直伸到农民们的眼前，操着电视台主持人般的腔调提出问题。这场景让我很窘迫，任何人休想在录音笔下挖掘到真实而鲜活的素材。
这也让我想起一位美国记者查理・杜勒夫他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也是豪厄尔・雷恩斯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时的明星记者。在曾获得2001年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少数族在美国的生活”中，他采写了其中美国屠宰场中少数族裔工作和生活的部分。
查理・杜勒夫擅长报道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小人物生活的微小瞬间，这些是许多报纸不屑报道的。但有评论者认为，他描述了真正的纽约，而不是电影或广告中那个霓虹闪烁的浮浅的纽约。他的报道使读者感受到了偷乐、惊奇、惶恐、不安等诸般情感。著名评论家Luc Sante评论说：“这些报道对未来的我们比现在更有价值。”
我常常惊异，查理・杜勒夫笔下的理发师、建筑工人、挖掘墓穴的人、出走少女、泡酒吧的人等，是如何被他发现的，又是如何被他挖掘出隐秘的内心世界的。
在报道纽约犹太人墓地的墓穴挖掘者生活的文章中，查理・杜勒夫以平和的笔触记录了这些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闲聊着准备下班。结尾处是几个人的一些对话――35岁的阿西瓦多,有3个孩子，他说：“给孩子下葬是最痛苦的事，你把那个小小的棺材放到墓穴中，它是那么小，让你感受到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埋葬。所以我回到家里，会给每个孩子一个吻。”
28岁的马拉维说：“同样令人心碎的是那些用刨花板做成棺材装裹的老人，他们大多是直接从老人院送来的。没有主持仪式的拉比，没有家人。你会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要活下来。”
报道用马拉维的话结束：“纽约大概是世界上最悲哀的城市。”
查理・杜勒夫是如何得到这些直接引语的呢？他谈到采访这群挖掘墓穴者的经历：“作为一个记者的好处是，你可以把记者证拿给掘墓穴者看，并且问他：‘你介意让我看一下吗？’他会让你看一会儿。他还会让你试试他的铁锹，一直到你的手起泡，后背酸痛。你把铁锹还给他，观察到了更多的东西使你能够继续你的问题：‘这活不会伤到你的手和后背吗？’通常人们总是会把他们的生活讲述得比现实更好些。但是经过了这么一个接触的过程后，你离远一些在附近观察，他们就不再意识到你的存在，最终，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原来，那些生动的直接引语是偷听来的，而不是用录音机录下来的。
查理・杜勒夫称他这类在日常生活挖掘到的中小人物生活景况的报道是“街头新闻”（hang-out journa-lism）。事实上，这种新闻的本质，还是在路上。
回到开篇时提出的《今日中国》写人、讲故事的传统，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新闻报道中的人和故事不是凭空或凭网络上的素材编出来的，而是记者进入到生活中挖掘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走进生活能有所收获，而有的人则没有，看看彼德・赫斯勒和查理・杜勒夫就明白了。
对外传播不仅仅需要技术，它更需要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的缺失，在我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外国记者们走访在中国的路上时，我们的对外传播遇到了挑战，除了转变态度，迎接挑战，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本文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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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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