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_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摘要：《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键词：周颂；时代特征；文德；理性；原始性
　　中图分类号：I222.2文献标识码：A
　　一、继承文德，保守天命──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
　　（一）周初《颂》诗对继承文德、保守天命的强调和重视
　　周初统治者具有突出的敬业意识，强烈希望能继承文德，保守天命，这在《周颂》可确定为西周前期的诗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我将》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其他如“子孙保之”（《烈文》、《天作》）、“允王保之”（《时迈》）、“天命匪解”（《桓》）等，此类言辞在周初《颂》诗中成了一种主题。《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一组诗，真实地反映了周初统治者决心恪敬职守，承续王业，惩前毖后的愿望。这是周初统治者在刚推翻殷王朝后特殊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是特定时代心理特征的反映。
　　周初统治者的敬业意识突出体现在对文德的强调上。文王是周王朝之天命始受者，被周人视为德的楷模，故后世有“文德”之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清庙》）。大祀文王的目的之一即是使参与祭祀者受到文德的感化。“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维天之命》）。文王之德是光明、纯洁的，后世子孙愿意接受文王之美德，并决心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敬之》）。年幼的君主自求显德。“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烈文》），告诫“百辟”们要效法前王之德。显然，对德的颂扬和强调是周初颂诗的主题之一。
　　周初统治者的这种敬德意识可从《尚书》周初文诰中找到相应的印证。如《梓材》“王其德用”，《召诰》“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等等皆是，都把君德作为为君之道的要义加以强调。通过诗、史的这种印证，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认识周初敬德意识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可证明，《周颂》中这些表达敬德意识的诗篇无疑是周初之作。郭沫若说：“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周人颂德、求德，以德自勉自励，以德戒己戒人，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宣扬德的理念呢？首先，周人认为，殷末统治者失德，皇天上帝不再保佑他，重新选择了有德的周文王，故周人能承殷商而享有天命。《大雅•文王》说：“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尚书•召诰》也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康诰》：“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此类言辞在《诗》、《书》中不胜枚举。有了“德”这个口号，周人才能在天命之授受上自圆其说，以便在意识形态上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借口。所以“德”首先是一面旗帜，是周人团结宗族、巩固统治的工具。其次，强大的殷帝国统治者肆意淫乐，大失民心，因而毁于一旦，这确实也给周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在殷商走向衰亡的同时，周民族却由于统治者勤于政事、精心治理而逐渐强大。正反两面的历史教训使周初统治者认识到自身的德与行对王朝兴衰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们申言要在思想行为上效法祖先的美德，并时时以之自励。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时迈》），“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赉》），这种誓言和决心并非完全是政治口号，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周初统治者真实的心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至少在克殷之后的周初一段时间内，这种敬德意识是真实的，郑重其事的。
　　周初统治者的敬德意识是其敬业意识的突出表现，这是殷周之际思想文化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故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1]周初统治者常把德作为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大雅•卷阿》说：“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那德、孝双全的君子，才是众人的表率、四方的楷模。《尚书•君陈》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治理成周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之所以委君陈以重任，就是因为他有令德，能孝敬。可见周初统治者确实把德的思想落实到了行动上。
　　（二）从周初《颂》诗只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到西周中后期《颂》诗只知向上天、祖先祈求福寿的转变
　　《周颂》中凡言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之类言辞者，均为周初颂诗。这是周初统治者继克商后而有的一种保有天下，亦即保有、固守文王所受天命的强烈愿望和决心的表现。至西周较晚时期的颂诗已基本不见这些言辞，只知向上天、祖先祈求福寿，而不言“保之”了。这是《周颂》诗篇的一个通例，也是判断其创作时间的一个依据。只知求福者如：“即醉即饱，福禄来反”（《执竞》），“降福孔皆”（《丰年》），“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潜》），“假哉皇考，绥予孝子。……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雍》）。“降福孔夷”（《有客》）。这些都是西周中后期的诗篇。我们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西周统治者思想状态、精神境界的变化，即：西周初期那种继承文德、保守天命的思想意识的淡化，那种兢兢业业的敬业意识的淡化。它们反映了西周不同时期的两种思想状态：前者反映了周初统治者兢兢业业的思想状态，后者则反映了西周后期统治者希望借祖先洪福而祈求眉寿的思想状态。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之类言辞不仅不见于西周晚期颂诗，也不见于《鲁颂》和《商颂》，这绝非偶然，因为它们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思想意识的产物。
　　总之，《周颂》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周初统治者思想行为的历史独特性。总体上看，《周颂》以表达敬业思想为主导，从《周颂》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初统治者对自身严格要求，对百官循循诱导，对历史深刻反省，对农事精心布置。他们所表达的敬业意识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这种敬业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有益因素，这正是后人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的源头。
　　二、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
　　（一）对天命的理性认识
　　《周颂》是宗教活动的产物，它本应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周颂》的抒情、描写却多针对现实，显示出突出的理性特征，其宗教气氛显得相当淡薄。
　　周人固然具有天命意识，但他们的天命观并非狂热崇拜，而是在强调天命的同时，又认为“天命靡常”（《大雅•文王》）、“天命不易”（《尚书•大诰、君�》），并因此强调、重视人的品行，进而保守天命。他们在告神的颂诗中不可能把这些思想表达得很细致，但在与《周颂》同时的《尚书》部分篇章中，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周人对天命的认识是相当理性的。在《君�》中，周公与召公就天命问题展开过讨论，召公说：“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敢安享上帝之命，不去常念及天威与民众；要没有过失，只在人。）应当说，对天命的这种理性的认识，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正是用诗的形式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怎样认识天，也就怎样认识人；虚幻的意志之天不断被否定的过程，也就是现实的人不断自我肯定的过程。而在这一方面，周人可算是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人在天命观上的理性意识比之于前人无疑是进步的。
　　（二）《周颂》以关注现实为描写、颂美的主题，宗教活动具有突出的现实功利性
　　《周颂》所颂多针对现实，描写、颂美人的行为活动是《周颂》绝大部分诗篇的主题。考查《周颂》的内容及其思想倾向，不难看出，在周代，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带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与之相应，这些本用于祭祀的诗篇，有些已经由人与神的对话完全变成了神坛前人与人的对话。如《烈文》是成王、周公大诰诸侯之辞，《臣工》、《噫嘻》是行“敬授民时”仪式的戒农诰辞，《闵予小子》、《访落》、《敬之》是庙祭时君臣间的对话。这说明，周人即使在宗教活动中，其思想也是理性的，其关注的重点在现实。“昭明德以格于家邦，人神之通，以奉神而治人者也，非仅以事神者也。”（《诗广传》卷五）王夫之对这一点看得相当清晰而准确。崔述《丰镐考信录》：“大抵三代以上贤臣哲辅于守成之世犹致慎焉，不但《召诰》、《无逸》圣贤之儆戒然也，即诗人亦多于颂祷中默寓劝勉之意。”可见《周颂》的理性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
　　（三）《周颂》诗篇抒情的理智性
　　《周颂》的理性特征还表现在它抒情的理智性上。从总体上看，《周颂》诗篇抒发的情感不是狂热的，而是具有相当理智性的情感，这是周人的思想、文化特征在颂诗中的反映。周人崇德尚礼，他们对神灵的崇拜保持着相当的理智性，人与神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此即《论语》所言“敬鬼神而远之”，《礼记》中作“事鬼敬神而远之”。因此周人祭祀中的情感不是狂热的，而是一种庄重理智的情感状态。这些告神之诗抒情的终极指向不是神灵，而是现实。明德保民才是他们神灵崇拜的终极指向。考查《周颂》诗篇的抒情特征和方式，虽然周人也时有象“於皇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这种颂神时热烈奔放的激情，但更多的却是象“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这种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的庄重理智的亲情，其中也不乏象“维予小子，不聪敬止”、“将予就之，继犹判涣”这样虚心求助的真情，还有象“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薄言追之，左右绥之”这样温暖亲和的友情。《载芟》、《良耜》等农事诗通篇洋溢着一种乐观、喜悦之情，这种情感不是指向神灵，而主要指向现实。他们把丰收称作是“邦家之光”，眼前“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的景象让他们内心里充溢着喜悦和满足，因而他们真诚的祝愿这种景象“振古如兹”。《大武》乐章处处洋溢着一种豪迈的情感，有一种“俨然坐明堂、朝万国气象”（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矿语）。他们在为武王“胜殷遏刘”而欢呼的同时，也不忘文王“克开厥后”之功德，更为能迎来“载戢干戈，载橐弓矢”的新时代而歌唱，对于自身，他们则表示了“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的决心。扬之水说：“正是这种自信与敬畏的交织，使颂祷声中始终有着内省的觉悟。要说《周颂》的令人喜欢，便正在这些地方。”[2]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周人具有理智型情感的鲜明体现。作为用于宗教祭祀的颂诗，《周颂》中所体现的理性化情感，是其区别于《鲁颂》、《商颂》的特征之一。
　　三、艺术形式上显示出诗歌的原始性特征
　　（一）抒情模式的雷同，艺术形式的粗糙
　　《周颂》是三百篇中的古老诗歌，它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例如《周颂》有半数诗篇的诗句是奇数句，它们与对偶工整的偶数句在形式和风格上显示出一定的差异，如：“命我众人，�乃钱�，奄观�艾”（《臣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般》），这样的奇数句诗篇共有15首，占了《周颂》半数。虽然风、雅中也有一些奇数句，但比例远没有这么高。《周颂》多数诗篇在押韵上也不规则，少数诗篇则根本不押韵。它也偶有一些堆砌词藻的现象，如“仪式刑文王之典”（《我将》），仪、式、刑三字意义相同，都是“效法”的意思。因此从总体上看，《周颂》在艺术形式上相对粗糙，原始性特征较为突出。
　　《周颂》的周初诗篇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诗篇所反复咏颂的无非是天帝、祖先、“我”这三个要素：先是歌颂高高在上、威力无比的天帝，然后转而歌颂因功德卓著而承天命的祖先，最后表达“我”保守天命的决心和愿望。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这种一诗之中三个要素的抒情模式在周初颂诗中多次重复，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类似和重复，降低了诗篇的艺术魅力，使其在艺术性上远逊于《风》、《雅》。
　　《周颂》的艺术价值不高，但并非31首诗全无艺术性可言，少数诗篇在抒情、叙述上也颇见章法，语言运用也较有特色。如《有客》，以“有客有客”的连声呼唤开头，突出了诗的主角和主题，然后以马的洁白和随从的众多显示客人身份的高贵，中间着重铺叙对客人的深情挽留，最后以对客人的祝愿和安慰结束，给人留下温馨的回味。全诗章法严整，叙述、抒情次序井然，格调几乎与风诗无别。其它如：“振鹭于飞，于彼西�”的开头颇似比兴，《小毖》中的飞鸟桃虫之喻与《豳风•鸱�》酷似姊妹篇，至于《载芟》、《良耜》中的铺叙、描绘更是生动而有条理，灵活而不板滞。这是《周颂》诗篇初具艺术性的另一面。
　　（二）崇尚理性的思维和文化背景、崇尚质朴的宗教祭祀理念，决定了《周颂》诗篇篇幅短小，不分章节
　　同《诗经》中其他诗篇相比较，《周颂》最显著的形式特征就是不分章节，全部诗篇一气呵成，没有反复咏唱的韵律和节奏。重章叠唱一般说来是民歌所具有的特征，而《周颂》是统治阶级创作的庙堂乐章，与《风》诗具有不同的创作根源。而且《周颂》与《风》诗在创作时间上也有一定的距离，从单一的抒情歌唱到重章叠唱尚需一定时间的发展过程。另外，宗庙祭祀的气氛是庄重严肃的，因而《周颂》诗篇在配乐演唱时大都音调舒缓，绵延悠长，无需用重章叠唱延长演奏时间。
　　《周颂》诗篇的抒情、描写大都言到即止，一般并不尽情铺开，因此《周颂》大多篇幅短小，这也显示了其原始性的一面。如：“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迄用有成，维周之祯。”先用“维清缉熙”形容“文王之典”，然后用高度概括性的诗句赞颂“文王之典”在后世的作用，内容和结构都十分简单，这是《周颂》多数诗篇的共同特征。象《载芟》、《良耜》这样相对较长的篇幅的出现，可能因为它们是旷野农田边的祭歌，开阔的环境更能激发诗情，而且那隆重的农耕大典和壮观的劳动场面也需要这样的长诗相配合。
　　《周颂》大多篇幅短小的体制，不仅与雅诗形成了鲜明对比，与《鲁颂》、《商颂》也迥异。同为颂诗，为何会有这种形式上的不同呢？惠周惕《诗说》认为：“《周颂》之文简，《鲁颂》之文繁；《周颂》之文质，《鲁颂》之文夸；《周颂》因烈考而及文母，《鲁颂》则寿母而先令妻；《周颂》于武王之克殷，仅一二言，《鲁颂》于僖公之克淮夷，则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诗体之升降也。”他把这种诗歌形式及内容特征的变化与“世道之升降”联系起来，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崇尚的风气，而周人崇尚质朴，理性思维特征显著，这正与处于繁华升平之世的鲁人以铺陈、夸饰为美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周颂》与《鲁颂》质朴与夸饰的对比，恰是两种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在文学上的反映。
　　王晖认为，周代礼仪具有一种返璞归真、以质素为贵的特征：
　　周礼中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周礼强调“反其所自生”、“反本修古”、“反古复始”，就是对原始生活方式的怀念和追忆：“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祭义》）这种返本归朴的复古现象形成了周礼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3]
　　《周颂》质朴的抒情描写、短小的篇幅，正与周人在礼仪中崇尚质朴的理念密不可分，它是周人以质素为贵的文化理念的产物。如《潜》是以鱼类献祭祖先之诗，只6句24字，如此简单的结构和短小的篇幅，初读似是远古时代流传至西周而得以保存的歌谣，实则不然，它也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产物，带有深深的周代文化特征的烙印。诗乐的质朴折射出礼仪的质朴，而其根源则是由于“礼仪的保守性把原始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保留在礼仪之中”[3]的缘故。《礼记•乐记》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周颂》都是周人的礼乐用诗，其简短的篇幅与周礼以质朴为贵的文化特征是相应的。
　　（三）言词古奥，风格凝重典雅
　　言辞古奥也是《周颂》诗篇的原始性特征之一。《周颂》有些诗句言词古奥，晦涩难懂，不仅使《周颂》显得凝重典雅，也给古老的《诗经》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如思想上的犹豫不说“彷徨”，而说“判涣”（《访落》）；敬天命不说“敬命”或“恭命”，而说“基命”（《昊天有成命》）；把大恶说成“封靡”（《烈文》）；把光明说成“缉熙”（《载见》）；把不大声说话、不众口喧嚣说成“不吴不敖”（《丝衣》）等等。甚至有些词义至今还不甚了然，如：“（胜殷）遏刘”究竟是制止残杀还是大肆杀伐（《武》）？“（振）鹭（于飞）”究竟是鹭鸟还是鹭羽（《振鹭》）？这些都说明，《周颂》作为古老的庙堂乐章，它的文辞与今天的读者有相当的距离，用今人的眼光看，它是古奥有余而明畅不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周人在刻意追求深奥，而是因为语言的发展变迁需要一个过程，而西周初期还大致处于汉语的形成阶段。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 扬之水. 诗经别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 王晖.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推荐访问:诗经 时代特征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诗经中最唯美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