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自由之子”雷震的最后十年】
时间：2020-03-31 07:23: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青年时赴日本留学，并由张继、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抗日战争时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6年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执行政党协商，并获选为制宪国大代表，目睹制宪经过。
1949年去台后，雷震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他积极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批评国民党威权体制；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并于1960年发起“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以实际行动贯彻其政治理念。同年9月4日，被台湾当局逮捕，并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雷震也因为民主自由所做出的百般艰苦的伟大努力而被称为“自由之子”。
出狱风波
雷震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从监狱开始的。从1960年9月4日始，抱着“欣赏坐牢”的态度，雷震在狱中度过了漫漫10年。1970年9月即将结束牢狱生涯的前夕，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牢门前：“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消磨”，横批是“所幸健存”。已经73岁的雷震渴望出狱，重获自由。而他的家人、朋友也急切盼望他早日回来。可就在此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使雷震出狱陡生变数，他一度拒绝出狱。
事情之一是他在狱中费时10年写就的400万字的《回忆录》，在出狱前两个月被狱方强行没收。国民党担心回忆录流传出去将有不利影响，由狱方私自取得，并送交警备总部审议后，认定有“为匪宣传和诋毁政府之虞”，遂予查扣，后被全部焚毁。这部回忆录包括雷震亲身参与的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制宪国大等，史料价值极高。更重要的是，这是雷震10年的心血。雷震因此绝食抗议，并上书蒋介石、蒋经国要求发还，同时坚持“不发还文稿，就不出狱”。
第二件事情更为复杂。国民党为求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无理提出要有双重保人，并须签署一份“誓书”，即保证出狱后“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如违此言愿受国家裁判”。对此附加条件，雷震表示宁愿不出狱，也决不签署所谓的“誓书”。他说：“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始能于十年刑期终了时开释，否则不得出狱。我因为‘于法无据’，一再拒绝。我说《监狱行刑法》第83条规定：‘执行期满者应于刑期终了之次日午前释放之’，并未附有任何条件。因而，我不肯做‘违法’的‘法外’之事。”狱方遂通知了他的家人来劝告他。他的妻女声泪俱下，甚至下跪恳求。雷震依然不改初衷。随后，与雷震交谊甚厚的老友王云五、谷正纲、陈启天3人来到监狱劝说。雷震虽然不肯就范，但是陈启天躺在担架上还被人抬来，80多岁的王云五拖着病弱之躯，在风蚀残年还跑来劝说。在亲情、友情的巨大压力下，雷震迫不得已，含泪答应写下誓书出狱。
所谓“双重保人”，是指具有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出面作保。第一种是直系亲属；第二种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社会人士。雷震选择王云五、谷正纲、陈启天为第二种身份的担保人。
1970年9月4日，雷震10年冤狱期满，原定8点出狱，狱方清晨6点就要其离开监狱。为了避免引发新的事端和争议，国民党还特地把台北众媒体和国外驻台媒体先一步邀请到日月潭旅游、采访。不过，李敖和几位外国记者识破了骗局，于上午8时赶到监狱，被告知人已出狱，遂赶到雷震家中。国民党特工如临大敌，拒绝他们进门。经与警方协商，由雷震亲自打开大门，与他们相约择日再谈。
雷震从出狱这天起，就一直受到台湾当局全天候的监视。
《救亡图存献议》
1971年12月，面对国民党政权被逐出联合国的冲击，以及中美即将建交的巨大危机，台湾“监察院”又通过了“吁请蒋竞选第五任总统”的提案。对此，雷震感到风雨飘摇的国民党还是不思进取、违背世界潮流和历史大势，表现出惊人的落伍之态。本着改革、进取之意，雷震违反出狱协议，于1971年12月撰写了数万字的《救亡图存献议》，希望国民党改制以自保。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兹奉陈《救亡图存献议》……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鉴于国家已届存亡危急之秋而表示个人意见。”
此件初稿经雷的好友齐世英审阅并作了必要的修改后，雷震亲自前往景美镇大街“东山复印店”复印了6份。给好友傅正（“雷震案”涉案人之一）留了1份，其余5份于1972年1月10日呈送蒋介石外，还同时抄送“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等4人。
洋洋数万言的《救亡图存献议》主要提出了十大政治建议，要义大致如下：
一、求自保自全，并安抚台湾人，开创一个新局面。
二、蒋介石任满引退。
三、国民党应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减少军费开支，健全军事制度。
五、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六、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整饬工作人员。
七、应废止创办新报的禁令。
八、简化机构，实行全面节约，杜绝一切人力、物力、财务的浪费，全部用于经济建设。
九、废除“省级”制度，以求行政组织能配合目前的现实环境。
十、大赦政治犯，以冀收揽人心，增强团结。恢复张学良、孙立人的人身自由，及尽速将遭案关押的李敖等人依法或审或放，不得滥法羁留。
总之，雷震希望蒋氏父子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应付变局。同时还提出更改国名，但雷震的本意是反对“两个中国”的。1971年7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雷震时，问及是否赞成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时，雷震明确表示不赞成台湾独立。他在情感上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人，他甚至说：“只要看看台独分子在美发表的宣言，当可玩味了，我们千万不可一味糊涂，妄自尊大。”
雷震的《救亡图存献议》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是他晚年对时局的思考，体现着自由主义的思想。不过，他的朋友们都认为雷震此举太过“天真”。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新衡对《救亡图存献议》的内容大都表示赞成，但是不应该送给蒋介石，认为“白费心思，完全无用。……就等于孙中山革命时上书李鸿章一样是无用的”，并强调“这里的局势是没有希望的，无法挽救……”老友傅正也说：“固然精神可嘉，尤其所提十大献议内容，更的确具有远见，但可惜是有点不了解蒋家父子以及张群、严家淦、黄少谷三人的性格与作风，难免成为什么对牛弹琴，白费心血……”历史再次证明了雷震的“天真”，台湾当局对“献议”毫无回响，建言没有得到丝毫采纳，这让一腔热血的雷震不免心灰意冷。
全天候被监视
雷震从出狱起就一直受到台湾当局全天候的密切监视。雷震名为出狱重获自由，实则监视如影随形，形同软禁，人身自由从未得到保障。他的好友、《自由中国》杂志社同事马之�指称，台湾警备总部当时曾在雷震房舍对面租下民宅，进出访客一律拍照盘问，监听也未停止，让雷家亲友根本不敢上门，前后8年多，直到雷震过世为止，监控雷震的侦防车还停在他的病房外。
实情确实如此，雷震在台北埤腹路住宅大门斜对面的楼上，以及出门右边路旁的房子里，有十多人对雷震的一举一动进行全天候监视。大门边的电线杆上装有两只特别明亮的路灯，如有客人来访，均被拍照记录下来。与人谈话时，也会被监听和录音。言行举止、亲友往来，均被记录在案。朋友们对雷震建议，在家中谈话时，可以将收音机打开，调大音量，这样特务们就听不到谈话内容了。雷震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们所谈的话，都是光明正大之事，毋虞国民党特务听到，他们可以鬼鬼祟祟，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我是正人君子，有话则公开说出的。”
对于特务全天候监视、四处跟踪所造成的麻烦和骚扰，雷震深恶痛绝，但又十分无奈。他对特务的监视有生动的记述，这里摘录几例，可见雷震当时的生活状态：
自我家出门的左边，外出必须经过周老板开的一家小水果店。房屋极小，除放水果外，只能在墙边放上两张椅子，特务竟坐在靠窗门一张椅子，手中拿着报纸。我走过，特务装着看报，把自己的脸遮住而暗中窥我。来买水果的顾客，一看到那些厌恶的特务坐在那里，立即不买水果而退出了。以致周老板损失很大。半年后，周老板就不准特务再坐在那里，不然就要关门。
我出监狱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二十三日，是我内子七十岁生日，家中贺客盈门，我家用广州街中心诊所附属的中心餐厅自助餐招待。……不料特务则大为紧张，不知我家中有什么大集会。后来我的邻居魏怡庭先生告诉特务，说今日是雷太太生日，叫他们不要这样紧张……
特务还有许多特权，街上靠店家的门前画有黄线者，无论自备汽车或计程车不准停车，而特务的车子则可以停在那里。……我出狱已快满七年了，为什么门前还派特务监视着，出门还派汽车跟着？而跟我的汽车，该是浪费了多少汽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
雷震把台湾当局对他的全天候监视看做是一个莫大的笑话，有时也愚弄国民党特务，如他给以前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同事聂华苓讲的这个故事：
英国的《星期天时报》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外国记者更厉害！
尽管这种如影随形的监视给雷震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首先还是想到了对“国家”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台湾特务还是如此对我，使这里的人感到不安，这样只有给国家增加不名誉的。”
“雷震还是雷震”
虽然活动受限、处境险恶，但是，雷震并非怯懦软弱之人，用他夫人宋英的话说就是，在那些形同软禁、没有自由的岁月里，“儆寰还是儆寰”，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馁，令听者为之起敬。他对异议人士亦颇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等后辈多所关怀，对于《台湾政论》的鼓励等均为显例，而他追寻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聂华苓也说雷震先生“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1970年9月16日，他参加了在怀恩堂举行的殷海光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会，面对曾经一起在《自由中国》并肩作战、在他出狱前去世的老友，雷震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深情追忆了殷海光追求真理的一生，赞扬了他的大勇精神。
雷震为了维持生计，受好友王云五之邀，为中山文化基金会从事专题研究，月领新台币4000元。他用这笔钱在南港墓园买了50坪（1坪约3.3平方米）荒山预备做墓地，命名为“自由墓园”。除预留雷震夫妇墓穴外，还把好友殷海光、《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和亡儿雷德成的骨灰，一齐搬来葬在墓园内。
1975年，蒋介石去世。两人从朋友到政敌，有着太多的纠葛，但雷震在日记中只记了寥寥数言：“今日报载蒋中正于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二十分死亡。今日报头均不准用红字，电视停止娱乐节目。完全是一些挽祭的节目，报载停止娱乐一个月，实在太长了。”行文之间，透露出对导致他命运跌宕多舛的这位亡者的轻蔑和鄙视。
1977年9月，雷震自印《我的母亲》一书200本，分送好友，但在印刷厂内即被没收。在国民党全面监控出版物的年代，就连雷震出狱后补写的回忆录也是偷运到香港才得以出版。但是，他仍然与吴三连、高玉树、郭雨新、齐世英等党外人士来往，定期每月聚会一次，交换对民主政治的看法；他也陆续认识了当时仍然比较活跃的反对党人士，如许信良、施明德、康宁祥等人。
1978年，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为避免带头抗议的施明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遭到军法审判甚至处死，党外人士决定推动施明德与外籍女士爱琳达举行政治性婚姻，为施明德寻找些许外援保障。在婚礼仪式上，雷震出席并证婚。这也是他出狱后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1978年11月，雷震因患脑瘤住院，虽开刀取出脑瘤，但为时已晚。其后大多数时间神志不清。在立下“不进殡仪馆，不发讣文，不开吊，死后火化，丧葬一切从简”的遗嘱后，雷震于1979年3月7日病逝。
雷震火化后长眠于“自由墓园”。墓碑是他生前于1977年4月亲笔所题，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之墓。”
责任编辑 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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