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董必武】
时间：2020-03-31 07:18: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董必武，是备受党内尊重的苏区“五老”之一。他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献身精神，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传奇的斗争经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的主要革命足迹在湖北和江西，后到莫斯科完成学业，再从上海一路征程到了红都瑞金。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陕北后再次回到武汉，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可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董必武，是年龄大、行程远、贡献大的坚强的革命者，他为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立下的功绩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艰难脱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推行白色恐怖政策，对革命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7月下旬，已经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参加了由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主持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罗亦农宣布，董必武因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公开过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转移到江西的九江。罗亦农随即向董必武交代了到九江后的具体任务：负责安排从武汉地区撤离到江西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隐蔽工作，保存革命力量，待这些同志在江西安顿下来以后，安排他们去会合贺龙、叶挺的部队，参加武装起义。会后，董必武便秘密去了九江。在这里，他顾不得休整，立即与这里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把鄂东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湖北省农民自卫武装转移到了九江，待这些同志稍微熟悉江西的环境之后，又把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分配到叶挺、贺龙部队当中，准备参加武装起义。这项任务完成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董必武又秘密返回武汉。7月24日晚，董必武在武昌青云桥何羽道家中参加中共湖北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在鄂东地区发动农民起义，配合和支援中共中央在南昌领导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迫害更为残酷，董必武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躲进了法租界西贡街熊晋槐的家中，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八七会议”以后，罗亦农向董必武等人传达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决定，同时通报了南昌起义爆发和进展的情况，董必武听后格外振奋。可是就在这时，武汉被以桂系军阀李宗仁为总指挥的讨伐唐生智的军队占领，桂系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推荐张知本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样，武汉一时成了桂系的地盘。
董必武的隐藏之地熊晋槐家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本来与熊家并无深交的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知本常常借故到熊家“做客”，情况十分危急。为防不测，安排董必武来熊家的潘怡如又帮助董必武秘密转移到日租界的袁范宇家中。袁是个日籍华人，具有民主思想，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甚为不满。董必武来到袁家后，胡宗铎失去了捕杀董必武的重要线索，十分恼火，他在向南京汇报董必武行踪的电报中说：“潜伏租界，勾结前省市党部共产分子四处活动，请明令例行清党。”胡的部下石毓灵更是气焰嚣张地说：“如果捉到董必武，南京已决定要凌迟碎剐！”
这时，与董必武长期共同从事革命活动的密友詹大悲和李汉俊也躲进了日租界。詹、李两人以为胡宗铎等人都是他们在大革命时的故交，认为胡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所以在日租界里放松了警惕，经常在比较公开的状态下与人来往。他们还特别嘱咐潘怡如：一定要把胡宗铎想方设法拘捕董必武的消息及时转告他。12月17日午后，潘怡如到袁范宇家中探视董必武，特向董转达了詹、李的担心，要董必武务必小心。可是，当潘怡如从董必武那里回到家里才一会儿，胡宗铎就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包围了日租界，拘捕了早已暴露目标的詹大悲、李汉俊、潘怡如、危浩生4人，把他们押到了胡宗铎的司令部。董必武闻讯后，立即从日租界秘密转移到了法租界长清里袁范宇的岳父万斌成的家中，并设法对詹、李等4人进行营救。可是就在当天，在北风凛冽的深夜里，胡宗铎穷凶极恶地匆忙在八元里门口杀害了詹大悲和李汉俊，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共产党分子”。胡宗铎还把杀害詹、李的消息刊登在桂系办的18日的报纸上，董必武从这张报纸上得到了詹大悲和李汉俊遇难的消息，悲痛万分。不过，这件事也给董必武敲了警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切不可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
赴莫斯科寻求革命真理
詹大悲和李汉俊被捕且很快遭枪杀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江汉，这使熟悉董必武的几个好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胡宗铎要捕杀的第一号人物就是董必武，中共湖北省委通知他必须立即转移。几经辗转，董必武于12月底到了日本京都。在日本，董必武着手总结自参加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最近革命遭到失败的教训。1928年7月的一天，董必武与中国共产党驻东京的留日学生负责人杨贤江建立了联系，杨向董必武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前往苏联学习。于是，董必武于8月7日从东京动身去海参崴。在这里，董必武见到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萧三等人，并经他们介绍，与共产国际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后又从海参崴出发，辗转去西伯利亚。经过20多天的颠簸行程，董必武于9月初到了莫斯科，不久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董必武进校后被编入特别班学习，被分在这个班的还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等人。不难看出，特别班的学员多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资深的革命者。在学习期间，董必武主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就这样，他在中山大学度过了近半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到了1929年春，由共产国际保送，董必武进入列宁学院，即苏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所学院设有几个外国班，学员多是各国党内地位较高的负责人。董必武进校后，除了听课外，还刻苦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关于国内形势的各种研讨活动。1931年底，董必武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取得了列宁学院的毕业证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学院领导有意让他留校任教，并且派专人与他谈话，想尽量挽留他，但被董必武婉言谢绝了。他说，国内革命工作更需要自己，他希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使自己融入到人民的革命战争中去。经组织批准，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到了海参崴，由于航路不畅，他竟然在这里逗留了3个月，到了6月，才登上了去上海的班轮，他是多么渴望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啊！回到上海后，董必武到中共中央报到，再次提出，希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董必武离开上海，经汕头、大浦、长汀等地，终于来到了瑞金，不久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建的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教务长。1个月后，副校长杨尚昆调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董必武便接任了副校长，负责安排教学计划、聘请讲课教员，还负责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食宿等具体事宜；此外，董必武还负责给3个班的学员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课程。讲课时，董必武注意到学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尽量做到深入浅出、生动具体、通俗易懂，他的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任苏维埃高等法院院长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担任的另一个重要职务是――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2月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苏维埃高等法院院长。从此，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主持苏维埃政府的司法审判上。就在他履任之初，由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盐、燃料、棉织品、火柴等基本生活物品成了苏区的稀缺商品。在苏区，一块银圆只能买一斤盐，比白区的价格高出30倍；粮食更成了红军各种军需物资中的宝中之宝，粮食短缺成为苏区经济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可是这时在苏区竟然出现了贪污问题，身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兼苏维埃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决心用法律同苏区内部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做斗争，用法律保障红军的供给。
董必武收到了根据地内群众对负责中央粮食收集工作的粮食调剂局干部刘明镜的检举信，揭发他的贪污行为。在掌握了刘的初步贪污事实后，董必武领导党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刘明镜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群众的检举符合事实真相：刘明镜与下属干部串通，合伙贪污公款。更为恶劣的是，在中央党务委员会开展反贪污调查的过程中，刘明镜还倚仗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利用到基层巡视工作的机会，对那些检举过他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报复，并企图包庇与他有牵连的贪污分子。根据刘明镜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董必武组织中央党务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最后作出决定，开除刘明镜党籍，并将决定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通报，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
就在刘明镜的案子尚未结案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大量贪污公款、私运粮食到白区贩卖的贪污问题又败露了，这是一起轰动整个中央苏区的大案。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由董必武、何叔衡、罗梓铭、李澄湘等人组成了最高特别法庭，董必武任主审，对此案进行了审理。1934年3月25日，最高特别法庭根据确凿的证据，对熊仙壁作出终审判决，给予惩处，并把熊仙壁的犯罪事实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既维护了苏区法律的尊严，又对干部群众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夫妻诀别
1934年4月，由于王明、博古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广昌战役更是遭到了反“围剿”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4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2万多人负伤。消息传来，整个苏区为阵亡将士哀悼，更为“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而愤慨。董必武和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提出，要毛泽东出来指挥反“围剿”作战。这件事让博古等人知道了，认为这是对中央的大逆不道，他们批判董必武等人是“图谋不轨”，要他作检讨，后来又将董必武在工作中要求按章办事、办案必须有文字手续的规定扣上了“文牍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董必武没有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不满，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1934年10月初，董必武正在考虑红军主力向何处转移和自己的去留问题，突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团书记来找他谈话，通知了他两件事：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主力部队长征，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二是组织决定，让与董必武结婚不久的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董必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陈碧英曾担任中共福建汀州市委宣传部长。董必武进入中央苏区后，经人介绍，与陈碧英结婚，两人感情很好。在战略远征之前，董必武和陈碧英两人依依不舍，陈碧英担心董必武年龄大，怕他行路困难。队伍出征以后，陈碧英仍然放心不下，她跟着董必武走在队伍中，送了一程又一程。董必武的心情也很难过，再三劝她不要送了，走远了不好再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分手时，陈碧英把自己珍藏的手电筒送给董必武，他们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夫妻的永别。分手后，陈碧英根据组织的安排，到了闽粤边的兴梅地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不幸被国民党军逮捕，英勇牺牲了。陈碧英留给董必武的手电筒，陪着他走完了长征，董必武一直将它保存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从延安撤离清理物品时，这支手电筒被不知情的警卫员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这是后话。
1934年10月10日，一群人开始在中央红军所在地――海坑村外的十字路口集合，大约有100多名男同志和30名革命女战士，他们是被编到干部休养连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其中多为老弱病残人士。他们每人背着1袋够吃10天的干粮、1包衣服，多数人还带着1本笔记本，有的还带着1条毯子。在这群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这个连的连长是侯政，指导员是李坚贞，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长征开始后，作为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董必武被大家称赞为“三不停”：脑子不停，就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脑子在不停地思考，怎样使大家躲避敌人的袭击，跟随大部队前进；手脚不停，就是每当连队宿营的时候，总是手脚不停地工作，为同志们做好各种保护工作；嘴不停，就是不停地提醒大家，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令休养连所有同志佩服的是，就是这位年近半百的我们党的元老，用汗水、意志，用勇气、智慧横渡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1000多座大山，胜利完成了史诗般的长征。令董必武格外自豪的是，跟随他一起长征的100多名男同志和30名革命女战士，后来大多成长为红军里的高级干部和各方面的领导骨干。董必武不仅以坚强的意志走完了长征，而且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和力量。
第一任中央党校校长
为了给我党培养更多的干部，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组建中央党校，由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龙标贵负责党务工作，从此中央党校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中央党校临时设在瓦窑堡附近的第二完小。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董必武除主持党校的全面工作外，还为学员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课程。他的课对学员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政权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往延安，董必武也率领中央党校迁到了延安，校址设在延安东门外桥儿沟天主教堂内。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来的“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扩大“抗大”办学规模，在原来1至8队的基础上新增加编制到9至14队，把新设的6个队统一编为“抗大”第四大队。
在这支新组建的“抗大”第四大队当中，除了从各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外，还有张学良东北军学兵队的青年军官和杨虎城西北军的青年学兵队军官，有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寻找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和国内爱国抗日热血青年，还有从日本、欧洲和南洋等地归来的支持祖国抗战的青年侨胞。不难看出，“抗大”第四大队简直就是一个抗日的军政干部综合学院。领导这个大队，需要富有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的领导同志，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董必武担任“抗大”四大队的政治委员，还从红军中挑选了一批熟悉各种背景青年知识分子特点的高级干部，担任大队及其下属各队的领导成员。
董必武针对学员来自国内、国际不同地区的特点，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到工作首位，经常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李富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大队讲课、作报告。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四大队成了学习和继承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学习和研究基地，学员们在一起畅谈自己的经历和学习体会，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抗战伟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董必武极为关心学员们的思想进步和成长，对那些曾长期为党工作又失掉组织关系的进步青年，总是认真负责地审阅他们的报告，提出处理意见，然后交党支部、党总支研究办理，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按照规定的手续，或者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或重新吸收入党，使一大批有志革命青年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学员们在这个崭新的教育基地里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骄人的收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方和大后方均急需各类人才，中共中央决定，“抗大”第二期提前结业。“抗大”四大队的学员经过4个多月紧张的学习生活，奔向各个战斗岗位。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到八路军各师，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有的留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有的转入中央党校继续学习；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学习的学员，大多回到原地从事我党同国民党的联络等工作。就在“抗大”第二期学员结业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职务。
193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负责开展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9月初，董必武离开延安经西安到达武汉，这是他10年之后重回武汉。董必武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代表中共中央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战伟业的火热实践之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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