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简述韩孟诗派及其诗歌创作主张

　　[摘要]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从蔡襄“文以道为本”、“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思想主要受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古体诗与近体诗差别较大，古体诗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特征；近体诗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
　　[关键词]蔡襄；文学主张；诗歌特征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39(2011)03-0067-04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莆田市)人，生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治平四年(1067)病卒于莆田新居家中，赠礼部侍郎。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开明的政治家、进步的思想家，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
　　蔡襄今存诗约有四百二十多首。欧阳修赞其诗“公之为文，清道粹美”。《浪斋便录》评曰：“蔡公诗律五言者宗李、杜，七言者出入王、孟，如‘垆灰寒更画，灯地落仍挑’，摹写北堂夜话之景，真画工手也。其与唐人‘冻瓶黏柱础，宿火陷垆灰’语可劫颃矣。若五言古之《姑胥行》、《�阳行》，有魏晋六朝遗致，非唐之浅近者可及。”《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文亦光明磊落，如其为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五评其诗云：“今观所作，虽未能排突欧、梅，驰骤坡、谷，在北宋诸作者间，亦不失为第二流焉。”纵观蔡襄诗歌，其古体诗与近体诗在艺术特征上差别较大，这虽与诗歌体裁上的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古体诗不像近体诗限制较多，可以直抒胸臆，长短不拘，便于叙事，但更多的是诗人在文学主张上的不同所致。蔡襄的古体诗发扬现实主义传统，“文以道为本”，把针对宋代现实的重大题材拉转到诗坛上，显示出宋代特有的时代风貌。表现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而其近体诗在诗歌艺术上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诗歌艺术个性颇为鲜明。下面从蔡襄“文以道为本”的思想探析其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
　　
　　一、蔡襄的文学主张
　　
　　(一)“文以道为本”
　　蔡襄在《答谢景山书》中云：“由道而学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于道者多矣。是故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与其诱人于文，孰若诱人于道之先也?”
　　蔡襄针对好友谢景山认为文辞最重要且以文辞作为追求功名的手段提出辩驳，明确提出“文”应以“道”为本，这与韩柳的“文以明道”说是一脉相承的。蔡襄在文学方面重“道”、在书法方面复古的思想深得欧阳修赞赏。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同蔡襄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二人同科进士，又关系融洽，交往甚多，彼此之间影响应是相互的。正如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所言：“在宋学初期。不仅通过‘议论’这一时代精神沟通了宋儒与宋诗两者，而且在对诗歌功能的基本认识方面，宋代儒学家也与宋诗人同。梅尧臣论诗，尝以‘辞虽浅陋颇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为期。这不仅是复古派诗人欧阳修、苏舜钦、蔡襄等人的共同战斗纲领，如范仲淹的《尹师鲁河南集序》、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均有类似的提法，而且是北宋中期整个文坛的共同追求。”
　　
　　(二)文道并重
　　蔡襄在《答谢景山书》中云：“襄岂敢鄙文辞哉?顾事有先后耳。”《再答谢景山书》又云：“夫传道莫若言，传言莫若文。言者，道之所由；而文者，言之所存。道充乎中，造次而言，无有不极于文也。其道馁焉，而其文虽工，终亦莫之至也。”
　　关于文道之间的关系，蔡襄虽主张“文以道为本”，但并未否定文的价值。“传言莫若文”，强调了，文可以用来记载言论，传承圣人口述之道。而文道之间，除了并重外，还有先后关系，那就是道先文后。如蔡襄的七言律绝语言清丽，文采斐然，说明蔡襄并不是只强调“道”，忽视“文”，单纯用“奥壮浑古，质胜其文”是不合适的。
　　
　　(三)“文以气为主”
　　王十朋在《蔡端明文集序》中评日：“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尝称其清道粹美，后虽有善文辞、好议论者，莫能改是评也，予复何云?然窃谓文以气为主，而公之诗文�出于气之刚，入则为謇谔之臣，出则为神明之政，无非是气之所寓，学之者宜先涵养吾胸中之浩然，则发而为文章、事业。庶几无愧于公云。”指出蔡襄的诗文中具有“刚气”，这种“气”同其个人品格是紧密相连的，并且贯注于书法与诗文创作中。蔡襄在《评书》中曰：“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这与韩愈提倡的“气盛言宜”有相通之处。“气盛言宜”是韩愈古文创作理论中的重要理论，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孟子、曹丕关于“养气”、“知言”的理论。《四贤一不肖诗》在宋代能够轰动朝野，成为千古名篇，其艺术魅力就在于诗中处处透露出一股击浊扬清的正气，正由于这篇文章饱含着直臣正气，所以义正辞严，气势雄劲。
　　
　　二、古体诗诗歌特征
　　
　　蔡襄是复古派的成员之一。复古派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主力，团结文坛诗杰，力矫西昆之弊，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一代新风。正如欧阳修门人苏轼所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当时诗家都环绕着他，“韩稚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圣俞、蔡君漠、苏明允……等，皆永叔友也。王岐公、王文公、曾子固、苏子瞻、子由等，皆六一徒也”。蔡襄对诗文革新不遗余力，其古体诗的创作便是一显例。
　　首先，蔡襄发扬《诗经》以来“因事激风”的传统，把针对宋代现实的重大题材拉转到诗坛上，表现出干预社会、针砭现实的战斗精神。显示出宋代特有的时代风貌。蔡襄是由寒微家庭出身而登上仕途的有志之士，面临国家积贫积弱、朝政腐败、外患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诗人以匡世济民为己任，敢于站在重大政治斗争的前列，同时又适应以文济政的时代需要，敢于立矫当时浮靡风气弥漫文坛的流弊。蔡襄这类诗主要有《姑胥行》、《赞阳行》、《和王学士水车》、《四贤一不肖诗》、《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送许寺丞知古田县》等，真实地再现了北宋特有的时代风貌。诗人不仅关心政事，而且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政事，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作中得到反映，开了宋代政治讽谕诗贴紧时政、正视现实、直抒胸臆、用诗参与政治斗争的先河。
　　其次，蔡襄的古体诗创作还善于向魏晋诗歌寻求养分，写来颇有魏晋六朝遗风，这一点前人也多有评论。宋人与魏晋时人对人生都怀有一种诗意的情怀，或交游唱和、饮酒作赋，或弹琴赋诗、以画自娱，或纵意丘壑，宅心世外，这些是他们诗意生活的重要内容。魏晋人在诗歌中用自己的生命展示毫不伪饰的自我，它是自然、率真、多情的，宋代的诗歌创作注重山水自然的寄托、个性情怀的表达、主体人格的提升，提倡传神写心的主旨和天真自然的风格，这与魏 晋是一脉相承的。蔡襄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试看《秋夜书廨中壁》：“遥夜不能寝，值兹节物清。太空莹虚碧，仰观澄性情。素月若可把，浮云何故生。瑶琴且勿弄，谁怜希代声。”《访天台庵》：“幽人去未还，门户和云闭。亭午树阴圆，深冬泉响细。寒生群鸟鸣，清彻孤鹤唳。寂寞傍山归，写向沧溟际。”《题将军岩》：“赤日正亭午，解衣岩石下。石泉殊甘凉，野簌亦潇洒。惊猿度岭云。遗果坠庭瓦。披轩忽永叹，幽抱不可写。”三首诗歌均是通过清幽环境的描摹抒发幽独的情怀，气质高古。分析此类诗歌可以发现。诗歌情感的抒发都集中于最后一句，或议论、或抒情，很像魏晋时期诗歌末尾的玄言尾巴，不过蔡襄更多的是表达个人内心的矛盾和愁绪，如《西斋秋暑》：“且效金门隐，讵有田园归。”《赠勤师》：“学本勿学末，何为恤众口。”
　　以上两点表现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上首先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也就是散文化手法的应用，表现为用作赋的方法做诗，喜铺张排比。如：《读乐天闲居篇》先叙“予年四十四，发白成衰翁”，次忆“十九登科第，圣毂参英雄。十年出吏选，校书蓬�中”。再次叙“八年江海外，再上螭阶东。四十入西阁，宿仇司化工”，最后用六个“愿”字开头的诗句表白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以文为诗还体现在诗题、诗序以及自注中。蔡襄诗集中有部分诗题很长，这类诗题一般是交待作诗的缘起、诗的大致内容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主张看法等。这点不论是古体诗或是近体诗都有相同表现。如：《李山英以疾归田客有言山英移书石守道者因摭取其略作诗以送之》、《过真慧素上人院见红薇盛开因思西阁后轩数株遂成短章寄翰林原叔八丈禹玉阁长兼书真慧壁间以记所遇》、《四月十七日奉安仁宗皇帝御容于景灵孝严殿是日舟次陈留感怀述事十六韵》。另外在“以文为诗”这种风气的熏染下，宋人写诗爱作序，蔡襄也不例外。如《耕园驿》并序，全诗56字，而序竟长达106字。序加强了诗的纪实性，使诗歌更加具体。
　　再就是诗中的自注，蔡襄诗集中有42首诗歌附有自注，综合分析可以看到，这类自注多是为诗句做注脚，交待时间，或者是介绍具体事况，这与诗题有着相似之处。诗人已经把作诗当作记录自己生活经历的一种方式，因此叙事性较强。如《梦游洛中十首并序》其一：“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自注：梦中两句)。嵩阳居士今安否?青眼看人万里情(自注：司马员外郎王益恭，年四十余致政，居洛中，自号嵩阳居士)。”等等。
　　其次是以议论为诗。在蔡襄的诗集里，不论长诗还是短章都有突出的议论。“集官僚、学者、作家、诗人于一身的北宋知识分子，无处不浸透着议论争煌煌的时代精神”。这些诗人不仅关心政事，而且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政事，发表对政事的评论。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便是当时用诗参与政治斗争的名篇。还有的是对品行操守的议论，如《州学饶送解发进士》：“勉思奇策当天心，厚禄荣名时所贵，时之所贵亦外物，君子存诚思远至。”《过皇甫侍郎》：“唯公恳恳诲，敢怠拳拳听。追思向践历，愧汗曾未停。决然趋所适，金刀贵发硎。去矣汴流驶，薰风送扬龄。”此外还有不少写景、咏物、抒情的诗篇也善于运用议论来说理。
　　
　　三、近体诗诗歌特征
　　
　　蔡襄的古体诗约一百多首，近体诗约有三百二十多首，近体诗占总数四分之三以上。蔡襄律诗虽时有精美的对仗，但是往往缺乏整体的谋篇布局，成就一般。蔡襄于七绝致力颇多，质量也最高，深得唐人七绝神韵。在《蔡襄全集》中，七绝有近一百三十首，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蔡襄对七绝这个诗体的偏爱。蔡襄近体诗的艺术风格虽较为丰富多样，“清”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钱钟书先生说：“夫一家诗集，词意重出屡见，藉此知人，固其念兹在兹，言之谆谆。”在蔡襄的诗集中，“清”字共出现110多次，或以单音词出现，或与他字组合为双音节，共存于100多首诗歌中，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频率颇高。如有“清才”、“清节”、“清真”、“清坚”、“清怀”、“清致”、“清风”、“清溪”等等，或直接描绘自然，或抒情兴叹。可见在蔡襄的诗歌世界里，“清”字格外耀眼。蔡襄诗歌“清”之艺术特征的形成，不仅仅是靠该字出现的频率，更重要的是诗歌用语之清淡、意境之清幽、气质之清刚。以上三方面共同构成蔡襄近体诗之“清”的艺术特征。
　　首先是用语的清新清淡。清的基本内涵是明晰省静，这是由清字的本义水清引申来的，主要针对诗歌的语言而言。蔡襄诗歌不刻意追求用词的警、奇，而是从平易出发，在平平常常的词语组合中熔铸了真情，从而使诗句显得精巧玲珑，不乏文采。如蔡襄的七言律绝语言清丽，文采斐然。尤其在写景抒情诗中，蔡襄吸收了李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格，大有唐人之遗风。如《桃杏园》：“上有繁葩下落英，红波动荡逐风行。夕阳开处犹光艳，何况今宵值月明。”此诗寥寥数语，不事雕琢，用清新的话语、鲜明的意象、将桃杏园繁花盛开的美景表露无遗，留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蔡襄诗歌中很少使用典故，即使用典也多用读者熟悉的而非生僻难懂的典故。用典是宋诗的显著特点，蔡襄却极力回避，可见诗人对平易诗风的不懈追求。蔡襄笔下多是健康明朗的景物，有纯正清粹之风。蔡襄属复古诗派，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蔡襄诗集中很少用生僻之词，很少描摹丑陋景象。欧、梅诗集中有的诗写破庙，写怪诞的传说，写丑而老的妓女，写虱子、跳蚤，甚至有写乌鸡啄食厕中蛆……有些不足为诗不能入诗的事物，他们都一概拿来，破坏了诗的美感，蔡襄在这一点上与之有很大不同。
　　其次是意境清幽。蔡襄律绝多取材于游子愁思，抒发自己恬淡的生活态度。这种写离愁别绪、抒发情感题材的作品自然显得清幽婉转。如《钱塘题壁》：“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抒发怀旧和忧愁的心情。《四月池上》：“风下平池水晕开，池边露坐水风来。草香苒苒生吟席，云影飞飞度酒杯。荷叶偶成双翠盖，荔枝才似小青梅。人闲物静两相得，月色苍凉始肯回。”写暮春时节荷塘周围优美幽静的景色和诗人恬淡的心境。这类诗歌既有平易畅达之姿又有优游不迫之态，“堪称北宋前期第一流的七绝大家”。特别是当诗人外放到杭州时，仕途上的困顿与西湖秀丽的风光在诗人的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对比，诗人的思想在进退出处的天平上向退隐一方剧烈倾斜，淡泊的暮年人生基调已基本形成。在这种处境下产生的作品，意境更为清幽淡泊。此外，蔡襄在诗集中还多用复音重迭、语气平缓、节奏加长、力度感弱的形容词。如“漫漫”、“绵绵”、“悠悠”之类形容词在句首、句中、句末随处可见。就语义功能来讲，这种“‘AA’是单音形容词的重迭形式，这种形式一般都表示程度的加重”。诗中多用这样的词语使得意境更显清幽婉转。如《秋思》：“谁云无生忍，识此悠悠别。”《过 白乐天坟》：“悠悠醉吟魂，终古填幽圹。”《望春词》：“霏霏细雨勒梅黄，一望春容十断肠。平芜古柳青青遍，独使潘郎两鬓霜。”《和孙推官忆径山游》“油幢慢慢丝杉翠，环佩涓涓石涧鸣。”
　　最后是气质之清刚。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云：“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清”更多的是就气质而言，即超脱尘俗而不委琐，这一点更接近“清”的本质。蔡襄的人格可用“清”来概括：生活作风清俭，性格清静，做官清廉，为政清刚正直。清刚之气与清静之性构成蔡襄“内刚外柔”的个性气质。以之立朝，故能奋不顾身，慷慨激昂；以之用于立身，故能荣辱穷达，不系于心。体现在具体诗歌中，便是诗人有意矫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诗风，追求刚健遒劲，这也是诗人“铮铮铁骨”刚大之气升华进发的结果。如在与亲朋挚友同仁相互赠答的诗篇中，蔡襄每每洋溢着对刚健道劲和壮美格调的由衷赞赏。如：“唯应抒素推文富，落笔词章气象粗。”“我知君侯落落者，胸中气象盘虹霓。”“平生意气一快论，屈指世务还惊嗟。”“议论刀矛快，心怀铁石牢。”
　　蔡襄诗歌情感的抒发上看，蔡襄诗歌表达多为含蓄内敛的。正统道统的教育使得蔡襄在情感的表达上总是以恪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准则。诗中展现的是一个“忠”、“孝”、“友”、“达”近乎完美人格的文人。诗歌所体现的感情也合乎“清粹”的要求，然而在理智引导过滤后的情感对读者情感的激活当然也相应地减弱，所以蔡襄真正让读者记住的诗歌并不多。此外蔡襄眼界开阔，博采众长，欧阳修批评蔡书“性喜书多学，是以难精”，同样可以用到蔡诗中，不论其诗宗唐、宋的哪一家，因学诗过杂，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成为妨碍蔡襄成为诗坛大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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